苏军对日宣战，向中国东北进兵。胶东部队根据党中央指示，准备占领大城市，接受日军投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胶东公安局长于克同志命令我和张本万速去青岛作日伪军的工作，为我军接收青岛作内应。当我和张本万赶到青岛时，那里已被国民党抢占了。后来，我重返胶东公安局，同张战东(胶东公安局一科科长)、丛振东一道，跟随吴克华司令员、林一山政委率领的部队，一起到蓬莱县栾家口乘船北上。北海地委书记吕明仁同志是我们北上干部大队的大队长。同船人中，除张战东、丛振东(我的队长)外，我一个不认识。船在海上遇到大风，我们在辽西兴城靠岸。占领兴城后，我和俞伯、刘毅几个人编在一个小组，向群众作宣传工作。在兴城住了1天，东北局指示我们将队伍拉到辽南。我们又从兴城上船渡海到营口二界沟下地步行，经海城、岫岩到庄河。邹大鹏同志又把我和俞伯、刘毅、隋芸生、衣钦堂等同志分配来大连。我们从庄河坐汽车，经普兰店到达大连。来后住在金城银行(现斯大林路2号大连航运公安局大楼)，由苏军警卫。我们来时，从沈阳来的韩光等同志已先在那里。
根据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当时，苏军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国民党曾公开成立市党部，在金城银行北边关东贸易联合会(现七一街1号)挂上了中国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牌子，每天早上组织一些青年学生在3楼平台上唱国民党党歌，活动很嚣张。他们利用日寇对大连人民40多年的残酷统治，人们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情况知道不多的盲目正统观念，进行造谣宣传，与国民党接收旅大的浪潮紧密配合。
成立没收敌伪财产委员会
警察总局(后改公安总局)组成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后勤供应问题。人员要吃饭，警察要换装，维持机关部队的工作要经费。没有物质基础和经济保证，我们这支队伍就难站稳脚跟，政权也不能巩固。经市委研究，决定成立1个敌伪财产没收委员会，没收敌伪财产充作革命经费。韩光和赵东斌同志找我谈话，叫我具体负责敌伪财产的没收工作。为工作方便，给我1份由韩光、吕塞同志签发(盖个人名章)的委任状。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是公安总局总务科长胡俊(毛远耀)和张国权(已故)同志，在现在的斯大林广场东南角的卫生学校和上海路的呢绒服装厂都挂过没收委员会的牌子，但没挂几天就摘了，据说是苏军当局不同意。不管苏军同意不同意，没收工作我们还是继续干。当时总局调给我1个排的武装警察，负责押运物资。
我虽然14岁就在大连学徒，大连是我常来常往的地方，认识一些人，但对日本敌伪财产情况不了解。特别是解放后，表面的敌伪仓库和物资，不是被苏军没收了，就是被人抢光了。日本资本家的财产都隐藏了起来，不了解内情是没收不到东西的。而熟悉情况的人，只有那些曾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如宪兵、警察、翻译和职员。经请示韩光、赵东斌同志同意，决定选用几个熟悉这方面情况的人，条件必须是没有血债，民愤不大，日寇投降前就辞职不干的，又必须有可靠的人作介绍方可使用。
我多年的同事和工友孙文瑞，为人正派，对革命有一定认识，工作上有办法，会讲日本话，在社会上联络面广。我考虑该人做此项工作比较合适，便首先选定了他，然后通过孙文瑞的介绍，选用了王盛达(宪兵补，解放前就不干了)、王介新(小商人、会日本话)、常维尊(日本商店职员，会日、俄语)、车伟器(日伪翻译)、隋德权(翻译)等几个人。我和这几个人，加上调给我们的武装警察，从事没收工作。办公地点设在邮电局南面原三越洋行的办公大楼(现上海路61号大连呢绒服装厂)。
考虑到没收了的物资要有车运，我们便先没收了几台载货汽车。没收工作开始并不顺利，一些日本人勾结白俄利用苏军和我们对抗，我们没收到的物资，苏军有时在半道给截走了。不解决这些问题，没收工作难以进行。正好这时我们结识了我党派到苏联学习并随苏军来大连的刘亚楼(王松) 同志。我们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后，他亲自处理了几个和我们捣乱的白俄，打通了与苏军的关系，扫除了障碍，没收工作才得以顺利展开。
筹建总局被服厂
我们来大连开辟工作的干部，是从各解放区派来的，穿着解放区服装，群众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加之时值初冬，天气渐冷，我们的警士穿的还是日本统治大连时代的单警服，换装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要解决机关干部和部队的穿衣问题，需要有一个大规模的被服厂才行。所以韩光和赵东斌同志命令我立即成立一个总局被服厂，任命我为厂长、孙文瑞同志为副厂长。我们两手空空，既没有机器又没有布匹，只有从没收上下功夫。我先和孙文瑞商量，选择原三越洋行办公大楼做被服厂，把里边的日本人撵走，把没收委员会和被服厂的牌子都挂在那里。后来发现常盘桥(现青泥洼桥)三越洋行卖场(现大连秋林公司)大楼5楼上有上百台电动缝纫机和大量布匹，我们便就地干了起来。工人是通过孙文瑞和我的老工友蔡维新找来的。后来三越洋行卖场被苏军要去改称秋林公司，被服厂才搬到办公楼内。搬迁时，厂里有上百台缝纫机和大量布匹，苏军不让搬，并派人看管，我们就晚上派人进去，从地下道偷运出来。但是，三越那百台缝纫机不够用，大家又分头想办法，发现神明、弥生2个日本高等女子中学里有许多缝纫机，又将那里的上百台缝纫机没收了过来。此外，我们还没收了大批布匹和棉花，用于被服生产，不仅为本市干部、公安战士生产被服，还为辽东军区、东北局承担了一些被服生产任务。
没收工作继续进行
在刘亚楼同志的支持帮助下，没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通过王盛达、常维尊、王介新等人，又团结了一些知情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发现了一些秘密仓库。如三越洋行商场大楼，每个楼层半梯口就是一个仓库，非常隐蔽。经过一段秘密了解，我们首先没收了几久屋(现天津街百货大楼)、浪华洋行(现大连百货批发站)、三越洋行和几个日本商店，特别是浪华洋行和三越洋行，物资堆积如山。拿三越为例，我们用三四台运货卡车往总局红叶町(今一二九街)仓库和被服厂运了七八宿(白天运苏军怕干涉)。从几个金库里没收的金条、元宝都用包袱皮包，有三四包，没收后都直接交给了胡俊和张国权同志。
我们在没收之前，先把日本资本家找来，把商店和仓库的物资全部封存起来，对他们历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说明他们的这些财产都是掠夺中国人民的，现在我们要把它收回来，归还中国人民。但他们还想要点面子，说政府要“接收”可以，不同意“没收”。我们给他这个面子，便把“没收”改称“接收”，用“接收”的名义开展工作。
为了保护房产，防止别人抢占，有人建议把我们接收的房产都挂上我的门牌，别人就不敢抢占了。因此，天津街那一带许多房子都挂上了我的门牌。这便是有人把天津街说是“谢谦街”的来历。后来赵东斌同志说这样不妥，还要防备国民党来。为不暴露自己，又把牌子摘去了。现在天津街的旅游旅社，我们接收后作为新华公司的职工宿舍；现在火车站前胜利广场的7层楼(人民饭店)原是日本旅社，接管后交给大广场分局(今中山分局)。没收的剧场、电影院，由隋德权负责经营了一段时间后，除群众剧场留作总局用外，其余都交给了市职工总会和中苏友好协会经营。没收和贱价收买日本人的房产，先由新华公司房产科负责管理，以后有的给了妇联，有的给了市职工总会和各解放区在大连办的贸易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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