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听了心里很明白，他们对我说：“老金，我们是一个人，没关系。行，我们就干。不行，我们就跑嘛!你呢，还带着几个孩子，你说去，咱们就去。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吧!”我说：“好!”我又问伍处长，带上家属去要不要。第三天伍处长来了告诉我们说：“不仅你们去了欢迎，你们的家属、孩子去也欢迎，也给他们安置，而且还优待。”我们听了之后，就决定去延安。
当时，在西安的还有一个中国红十字会三十三医疗队。这个医疗队是绥远蒙古卫生院的医务人员组成的。日本人进绥远，他们撤退，先到了榆林，通过延安到了西安，在西安待分配。我们二十三医疗队和三十三医疗队是一个中队，绥远蒙古卫生院的院长桑佩恩是三十三医疗队的队长，也是我们中队的中队长。中队长也作出了决定，两个队都去延安。
1月5号，林老亲自把我们找到办事处，再一次地给我们讲：“现在是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决定打日本帝国主义，军委坚决执行。你们参加抗战医疗工作，我们很欢迎。我们也欢迎你们的家属孩子去，也给你们一些方便。延安有工作，有伤员，有病员，群众很需要医务人员。”林老还说：“这里很多青年到延安去学习，参加抗战。你们到延安去工作，也是参加抗战，我们非常欢迎。”最后他还讲了延安的生活条件差，比西安要苦一点，交通不便，天气也冷。让我们准备一些御寒的棉衣，然后送我们去延安。谈完后，我们简单作了准备，买了旧的棉大衣防寒，就准备启程了。
回想1937年到1938年这一年，我虽然参加了抗战中的救护工作，但都是在国民党卫生机构领导下进行的，我亲身体会到了蒋管区军医院医疗作风的混乱。这一年，是个逃亡过程，又是我生活和工作道路上的转折点。决定去延安之前，我对延安也曾有过一点了解。我在汉口时，听到过平型关战役的消息，重创日本帝国主义的王牌军板垣师团，打了胜仗。我佩服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我想，救伤员就要救这样的抗日的伤员。在西安的几天，也听三十三医疗队的人讲过延安的情况。他们说，虽然在延安住了一夜，但看到了延安的抗战气氛很浓，军民关系很好，买卖公平，人也和气，延安地方好，很安全。抗战爆发后，我们山东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痛恨，父亲也嘱咐我坚决参加抗战，参加救防工作，什么地方要就上什么地方去。父亲的抗战情绪也时刻在激励着我。当我听了林老的讲话，增强了我去延安的决心，我感到参加抗战就是前途，去延安就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应走的路。我听了伍处长的劝说，听了林老的指引，拿定主意走向了延安。
1938年1月10号，八路军的两辆卡车把我们二十三、三十三两个医疗队的医务人员和家属径直送到了延安。当时不仅是车送，还派了两个卫兵和一个参谋送我们，保证在路上不出问题，安全通过路途上国民党的关卡。有领导的嘱咐，有八路军战士的保护，我们放心地去延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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