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沛县监狱极黑暗龌龊。这间牢房，不过是三间民房，中间用粗大的木桩隔开， 中间小、两边大，中间是警察和狱卒的值班室，两边挤着密密麻麻的犯人，进屋便被迫脱得一丝不挂。我被押到牢房的西屋，到牢房已是午夜了，看到犯人们还赤裸裸地爬在破烂的木板床上，个个执着一盏用小酒盅制的油灯，捕捉臭虫。因为臭虫见亮光就爬出来，简直是多得不可想象，满木板床上都是臭虫血，我事先没这个准备，夜间臭虫咬得睡不下。屋里的空气更是臭不可闻，我整夜也没有合眼，思绪翻滚，考虑着如何对付敌人的审讯与处置。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又把我们这批“犯人”押往徐州监狱。临上刑车时，我看到同时被捕的还有苗宗藩、苗宗平，原来都是用绳子捆绑着，上车前把绳子解开，带上了手铐。每两个人铐在一起 ，一个人铐左手，一个人铐右手。我恰好与苗敬一铐在一起 。当我与苗宗藩碰在起时，他低声对我说：“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是暗示我，什么都不要承认，一定要顶住。
沛县离徐州有百多公里，一进徐州城，押解的人把我们推下囚车，两边是荷枪实弹的军警， 把我们这些“犯人” 夹在中间穿过街道街道两旁有很多人围观，国民党似乎是以此让我们“游街示众”，也显示下他们的威风。苗敬一这个人虚荣心很强，好像是怕围观的人看见他被铐着难看，就用条白毛巾把手捂起来，我则认为这没有什么难看，所以当他捂上，我就将毛巾抖落到地上，他则再捡起来捂上，如此反复不停地重复了好几次。因为两个人的左右手铐在一起 ，每一起落，两个人都要共同弯腰扬身，但我不厌其烦，主要是对苗敬一这种心理状态感到厌恶，所以和他对着干。我从小就在徐州念书，以后又在这里工作，前后有七八年，市里有许多人都认识我，但我觉得因为革命被国民党抓捕是光荣的，并没有什么难看，为什么怕别人看自己被铐着？
敌人把我们押到徐州大同街警察局拘留所，这是专供审问犯人的地方。房子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我们同时被抓的几个人都押在这里。进来之前，这里已被关了一个人，他向我们说，已被关了半年多，大概每隔半个月就要提审一次，每次提审都是打棍子压杠子，弄得皮开肉裂，估计伤口愈合了，再提审次，再用刑次，如此循环往复， 始终使人不得安宁。叫他这么一说，杨桂云吓得惊叫起来；范景文也有些毛骨惊然； 苗敬一的思想斗争看来也十分激烈；我自己也意识到要经受次严峻的考验。我们被关进来不久，又进来个叫赵光复的人，他是个自首分子，后来又进来个人叫王义，他又叫金合法、李正道，是在一个深夜被用刑后，拖到我们这里来的，受刑很重，两只胳膊都被吊断了，屁股也被打烂了，被拖进来后，疼痛难忍地呻吟着，但却没有点乞怜求饶的样子。苗宗藩认识他，他是老苗家的长工，我到老苗家去时也见过他。所以，见他进来，苗宗藩就向他打手势，并低声对我说：“老王是好样的！” 我看到他受刑后痛苦而坚决的样子，也当即留下极好的印象。因而，在狱中便主动接近他，在相互接触中，他对我也有好感。
在几次放风时，曾断断续续向我介绍说，他是河南开封人，逃荒来到沛县，父亲给人家当长工，自己也随着打短工。并说，他是沛县农村党的负责人，几次向我示意，可以介绍我入党。但我当时已经是党员，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我又不好向他表明身份，否则就是违反组织纪律，特别是在狱中，不仅有可能暴露自己，而且会使组织受到破坏。所以，婉言推脱了，他还曾经对我说：“以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咱们再碰到起多好呀！”当时，“夺取全国政权”的口号，是立三路线的残余王义不懂这些道理， 只知道闹革命，打倒地主，夺取全国政权。但这些言论和表现，却使我极为钦佩和敬仰一个农民长工参加革命入了党，被捕受刑，坚贞不屈，在遍体鳞伤的情况下，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颓丧，仍想着夺取全国政权如何如何，实在令人从内心敬重。
我们在徐州警察局拘留所，前后被关押了四十多天，审问也没有什么法律程序，想什么时候提审就什么时候提审。审讯室距囚禁室不远不近，审问的供答声，囚禁室听不见，但行刑的动作、皮鞭声、棍棒声、以及被审受刑者的惨叫声，都听得很清楚，他们以此给被关押的人造成精神上的威胁。我和苗宗藩都先后多次被提审。我进狱后五六天的个深夜，被带去受审。审讯者提问了我的履历后，便单刀直入地追问我：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谁介绍加入的共产党？我只是回答：“我不是”,“不知道” 不管审讯者如何威胁利诱，我就是这两句话。审讯人猛地离开审判桌，狰狞地走到我面前，凶狠狠地给了我个嘴巴，打得我眼冒火星，满嘴流血接着他仍继续追问，狡黯地问我：“你说谁是共产党，只要你说出来，马上恢复你的自由”但，不管他怎么变换手法，我还是那六个字：“我不是”,“不知道” 接着又是顿毒打，直到用绳子吊起来，用皮鞭狠命地上下抽打，我仍然一句话不说。他们便把绳子一松，我从高处下摔到地上，顿时不省人事，最后被折磨得像团肉泥似的，拖回牢房，经过多次审讯拷打，我深深感到，在敌人的监狱中，对于每个人确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经过几次审讯动刑后，我们这几个被捕的人便发生了分化。首先是苗敬一表现出贪生怕死；那个戏剧教师范景文也忍受不了狱中的折磨，当时杨桂云则乘机进行分化瓦解。杨桂云原来是个隐蔽的特务，故意装做犯人。与我们一起被抓进来的王义，到我们的囚房后，曾偷偷地对我说：“杨大脚（桂云）是奸细，当心！”后来，我也察觉到他的表现异常。他与我们吃住在一起 ，开始一个劲叫冤屈，后来他看到苗敬一是个软骨头，就向他进行攻心战术说：“咱们什么都不知道，也被抓了进来跟着受害，知道的人又不说，咱们要一起坐牢到什么时候呀！”苗敬一便跟着嘟嚷说：“谁知道就该快说！” 于是杨桂云便进而挑拨离间说：“你父亲他什么都知道，你要动员他快说， 他老不说，把咱们起枪毙了，什么都吹了！”当时，苗敬一正在搞恋爱，他的女朋友姓庄，原来准备很快就要结婚，杨桂云又抓住苗敬一这方面的弱点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就这么长期蹲在牢房里吗？你不怕死可以，但还得替人家老庄想想，你想让她守一辈子寡呀？”苗敬一果然被杨桂云征服了，他再逼他父亲交代，甚至说：“你不能生我又杀我！” 大哭大闹，不可开交。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苗敬一这个人读过不少进步书，平常讲起话来除溉激昂，似乎他最革命，但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副软骨头，活生生地暴露了叛徒嘴脸。好在他不知道苗宗藩和我是党员，否则真要坏大事，我心中明白，敌人逮捕我的时候，没抓住我任何证据，不过是把我当做共产党嫌疑犯。抓来的我和苗宗藩又是单线联系，只要他不松口，敌人就奈何不了我。那个戏剧教师范景文，在被关押到第八天的时候，突然坐起来对我说：“我要说！我要说！"我反问他句说：“你要说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 他确实什么也不知道，他不过就是个普通教师，比较活跃，参加过些进步话剧的演出，有点进步思想倾向而已！对于杨桂云的破坏，苗敬一的投降，范景文的动摇，我们分情况开展了斗争和教育。王义最先识破了杨桂云的奸细面目，苗宗藩、苗宗平、王义和我一条心，孤立这个特务分子，睡觉和他分席，吃饭不与他一起，放风时不同他讲话。他虽然奉上司指示， 装做犯人，耍阴谋施诡计，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把苗敬一软化了，最后却什么也侦破不出来。在我们共同的支持下，苗宗藩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定，不管敌人对他如何动刑，也不管苗敬一如何以父子骨肉之情，逼他供出“姜友吉案”的真相，但自始至终没有交代一个字。我在狱中，虽然也多次受刑，挨过棍子、打鞭子抽，坐过老虎凳受过电刑，也同样是抱定至死不屈的态度坚决斗争。我的《诗选》中的《狱中作》所说的：“试把铁锥敲劲骨， 铮铮犹自有金声”,“打掉门牙肚里咽， 英雄宁死不低头”，就是我狱中思想的反映和斗争情况的真实写照。我们对于苗敬一采取了藐视的态度，常使他感到无地自容。由于我们坚持了反奸细、反自首的斗争，国民党在我们这几个人身上什么也没有审讯出来。杨桂云终于暴露出特务真面目，无法再混迹其间，灰溜溜地走掉；苗敬一、范景文也先后被释放而后，又把我和苗宗藩、苗宗平、王义转到徐州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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