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铺。张黑子就恶狠狠地瞪着眼睛对我说：“你等着受苦吧！”这个张黑子是看守的帮凶，他帮着看守勒索犯人的钱财，弄多了分给他点，买些酒肉吃喝。因此，他发现谁有钱不拿出来买铺，就想法折磨谁。牢房里有个粪桶，夜里犯人的大小便都解在里面，张黑子就逼着人把头伸在粪桶上，再叫几个大汉戴着二十四斤的大镣蹬你，把人蹬得动不能动。幸运的是，1932年1933年，我常来徐州大监探望被捕的同学赖名震等人，曾不断给看守所所长点便宜，也认识几个看守，他们给了我点方便，给了个可以侧身睡觉的地方。
在监狱里吃的也很差，每个犯人每顿饭、两个杂面卷子、小碗冬瓜汤，
早晚各一顿。每逢吃饭时，放一次风，才能到外面活动下，凌静有时来看我，带点吃的东西。那时探监很困难，在一两尺厚的墙上，挖了个一尺见方的小洞，每次探监只能说三五分钟话。凌静每次来探监时，见我浑身伤痕累累，都哭得不行。然而，她哭我却笑，以此减轻她些精神负担，弄得她也哭笑不得。
原来关在徐州大监的赖名震也来看过我，还向我透露说：你的问题很严重，现在有三条路：一是长期在狱中坐下去；二是枪毙；三是交代自首。我对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如要枪毙就不用说了，如不枪毙，我也准备好了，我准备把牢底坐穿！” 当时，还有个同学也来看过我，他原来在柳泉镇民众教育馆当馆长，这次来看我时， 穿了身军官服，还佩带着蒋介石刻字的小刀。他对我说：“你需要什么只管讲，我都可以帮助解决” 我也弄不清他是什么用意，便对他说什么都不需要，如有可能只请给我送几本小说，另外买一本《心理学》一本《教育学》。后来，他果然把书送来了。
敌人非常卑鄙，国民党特务头子庄世荣等人，曾在狱外对我爱人凌静进行恫吓，说我思想左倾，贩卖过军火 枪杀过人命，是共产党要犯。凌静在他们面前一句话也不说。她虽然不知道我是否参加了共产党，但对我总是了解的，根本不信他们的捏造。有一次凌静来监狱探视，看守还特意给开了个单间，让我们俩单独谈谈。凌静不了解这是特务设的圈套，竟小声问我：“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知道有特务偷听，就答非所问地说：“现在已快放暑假，你还是回上海老家去吧！不要老来这里看我！” 我也怕她在外面受到迫害。另外，我还对她说：如有可能，可找俞庆棠老师设法营救。
我在徐州大监又住了两个多月。一天，看守突然拉着腔调喊：“郭影秋接见了！”每次有人探望时，他们都是这样喊，我还以为是有人来探望，谁知看守把大门打开，推了我把说：“出去！”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吵着说：我里面还有替换衣服书籍用品什么的。看守白了我眼说：“你这个人真糊涂，这个门只能出，不能进！”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是被释放了。我之所以被释放，一方面是我的老师俞庆棠在上面活动，另一方面是民众教育馆的赵光涛、徐毓生在地方上说情，特别是我被捕前后，敌人又没有抓到我是共产党的证据，审讯中也没有查出我与姜友吉案的任何联系。因此， 经过狱外多方营救，终于由赵光涛找了个裁缝铺作铺保，办了个铺保手续，就被释放了。
从 1936年6月11日被捕，我在狱中坐了一百天出头。这一百多天的狱中生活，使我受到极大的锻炼。我少年时代虽生活艰苦，但毕竟是个知识青年，后来参加革命，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打游击，风里来雨里去，枪林弹雨中都无所畏惧，同经受过这次狱中考验有很大关系。根据我的体验，凡是经历过狱中斗争考验过来的人，什么生死战争艰苦都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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