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我们从西山回到城里，我突然看到戏剧广告上有杨小楼演出的《夜奔梁山》，又是他与郝寿臣合演，我对京剧平素就有兴趣，杨小楼又是我羡慕已久的名角， 因而向凌静说：“我想看京戏”，凌静也只好同意。但当时，我们俩身上仅有一元钱，买张门票就需八角，我只好对凌静说：“今天的晚饭我不吃了，宁肯饿肚子，也要看这场戏，剩下两角钱，你去买烧饼吃吧！” 两人相对苦笑，我硬着头皮，看了那天的演出。戏虽然是看了，但第二天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我又得了感冒，只好向一个老同学写信求贷。结果人家回信说：“手中不便” 就这样连饿了两天。肚子实在没办法，凌静只好去向当时在北师大任教我们原来在教育学院的老师陈香圃求援，陈老师很热情，不仅借了十元钱，还诚恳地请我们到他家吃了便宴以示祝贺。
后来，凌静的母亲了解到我们的婚事如此简单，再三要我们当年寒假去上海补行婚礼，其实，凌静家中也很困难，只不过是老人家爱女心切，想看着我们，高兴高兴就是了。那年寒假，我们在上海期间，适逢三联书店的前身新知书店举行成立典礼，我和凌静应邀参加了典礼，我们还象征性地入了股，以示支持。记得成立典礼好像是由姜君辰主持，参加的人还有沈兹九、薛暮桥等。
从上海回来后，我先到了徐州，恰在此时，碰到徐州民众教育馆的赵光涛。赵对我说，教育馆在郑县八义集筹办了个师资养成所，缺历史教师，再三邀请我去开历史课。因为当时仍在寒假期内，沛中还没有开学，我便对赵光涛说：“可以去讲‘国耻史”,，意在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赵光涛说：“只要你答应去上历史课，讲什么都行。”八义集师资养成所是国民党徐州专员CC 分子邵汉元为实行政教合一培养CC势力而举办的。学员是从徐州周围各县每乡抽调名中小知识分子，如小学校长、乡长、高小毕业的失业青年之类的人物。在这里经过短期学习，结业后可以分配做区乡长，农校校长， 县乡自卫队长等。实际上是为徐州专员所管辖的地区培训政教合的干部。邵汉元委托民众教育馆承担教学工作，赵光涛任教务长，徐毓生、陈筹等都是教员。我到师资养成所不久，有一天，邵汉元来校召开大会做报告，他从反动政治目的出发大放厥词，说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不是敌人，是我们的友邦；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整个讲话，一字不提抗日救国。而后，我在讲课时，把他的讲话完全颠倒过来，针锋相对地说：“苏联是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赤色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是正在侵略我们的敌人，绝不是我们的友邦！” 还讲了近百年中国的外侮史， 当前又处于国难当头，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考虑如何抗日救国。
当时，已是“ 一二九” 爱国学生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到处在宣传抗日救国，我的讲话也没有什么过分之处，有的同学把我的讲话记到了周记上。因为学生中也夹杂有个别特务分子，他们故意在周记上写些对国家民族个人命运表示悲观消极的话，似乎是在自贱，想套老师的批语，我没有想到情况的复杂性，曾好心地在这样的周记上写了批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路是人走过来的，向前看！”等鼓励的话，没想到，这些特务学生把周记上我的批语讲话，都报告给邵汉元后来，我还从赵光涛那里了解到，还有些人向邵汉元写信说：“郭影秋就是郭玉昆，此人一贯左倾，是个过激派。”
邵汉元得知这些情况后，大为恼火，就把赵光涛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进行训话，指责我的讲话是错误的，竟敢在学生中散布与他对立的言论，必须追究惩处，等等，摆出一副官僚尊严。因为我是赵光涛请来的，讲“国耻史”又是他同意的，他作为师资养成所的教务长，学校出了事对他也不好，当然要想方设法给我开脱。于是他竭力向邵汉元打圆场说：“郭影秋这个人我了解，原来是我们民众教育馆的馆员，有学问、有才华，难得请来但他毕竟年轻，不了解国情，不过是把听来的些言论在课堂上讲了， 并没有什么背景，有什么冒犯专员之处，请多包涵” 我则说：“我讲的那些话，是讲‘国耻史’课讲的，因为我是历史教师，我只能按历史事实讲” 邵汉元仍强词夺理说：“我看你思想很不纯正！”他为了测验我是否是共产党，又改变腔调说：“青年人都应为党国效劳，我看你还能干，到我的专署当个书记如何？” 所谓书记，也就是做干事文书之类的工作。我则向他表示：自己是沛县中学的教师，不过是利用寒假，临时在养成所代课，还得回沛县中学去，谢谢专员的好意！邵汉元又板起面孔说：“反正你不能再留养成所任课，回沛中也是误人子弟！” 不过，经过赵光涛的再说好话， 邵汉元表面上总算是罢休了。
当时，沛县中学校长苗敬一听说我在徐州发生了事情，也派了学校的事务主任杨桂云到徐州来接我回学校。于是，我随即又回到沛中。讲 “国耻史” 引起的风波，似乎平息了。但我回沛县之后，国民党徐州专署即派了特务跟踪到了沛县，经过那次风波，我讲话做事，都更加谨慎了，也促使我学会和善于进行秘密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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