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宗藩是沛中校长苗敬的父亲，我原来就认识他，他到沛县进行活动时，曾多次找过我，不过，行动是秘密的，来去都在夜里，连他儿子苗敬一都不让知道。有时，他在我的住处过夜，我就把他安置在房内的储藏室里，天不亮他就赶快离去。我也知道， 他是在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既不打听他的活动，也不向别人透露他的行迹。
1935年10月的个深夜，我正在室内读书，苗宗藩又来了。稍坐片刻后，他又观察了下室内外的动静，让我掩紧房门，而后庄重地对我说：“经过党组织的长期考查，决定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除你我二人之外，不许和任何人发生组织联系，入党的事要保密，最亲近的人也不能透露” 听了这些话之后，我顿感股暖流流遍全身。多年来， 我到处寻找党， 渴望加入党，不想终于夙愿以偿，我激动地含着泪花向苗宗藩同志表示：“我定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秘密，我今后的切都听从党的安排，宁愿牺牲自己，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闯。” 接着，苗宗藩同志又告诉我：“目前党的集中目标是反蒋抗日，要抗日必须反蒋，反蒋是为了抗日，二者是相互联系的” 这使我明确了党的方针和意图过去，我虽然也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 但只是凭着个人的认识和了解，常感到心中无数现在有了党组织的领导，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1936年春节前后，苗宗藩曾到山东枣庄找徐州特委，见到特委领导郭子化、张光中等同志。回来后，向我传达说：“经特委同意，批准你为正式党员！” 但是，1940年整党时，由于苗宗藩的历史问题，对我的入党问题曾经有过议论，但最后经认真研究， 结论仍然是1935年11月起算为预备党员，1936年2月转为正式党员。
苗宗藩这个人历史较为曲折和复杂。他出身于个地主阶级家庭，早年倾向革命，曾为此被捕人狱，后无罪释放。于1932年加人党组织。1933年徐海蚌党组织遭大破坏时， 他又自首过。1935年秋后，郭子化、张光中同志到徐州沛县等地恢复党组织时，苗宗藩又表示愿意革命，为党工作。当时，徐州地区党组织因连续几次遭受破坏，党员几乎全部损失，考虑到苗宗藩愿意革命，而且是真诚的，特委同意他可以做些党的工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使用，但并没有明确恢复他的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没有权力发展党员，可是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发展了我，我又培养发展了别的同志。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又做了沛县县委书记。1940年整党时，发现了他的问题，党组织又中断了他的组织关系。但他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也曾经要求再次入党，当时有人认为，他不仅自首过，而且对组织有破坏，不能同意。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没有脱离革命工作。1961年，他病逝在济南。当时，我因公在去青岛途中，特地在其病逝前看望了他，他临去世前还继续向我提出组织问题，我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山东省委山东省委，又向郭子化、张光中以及郝中士等同志，进行了调查和了解考查了他的整个历史，根据他的表现，又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党龄从1935年重新为党工作算起。这件事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和郭子化、郝中士等同志都同意他重新入党。因为党在秘密工作时期，情况错综复杂，个人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中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但还要看其对错误的态度以及犯错误之后的长期表现，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同意苗宗藩同志重新入党。
我于1935年11月人党后，按照党的指示和部署，在沛县中学进步开展工作，先后在学校里组织了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动员和组织青年学生到社会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在沛县中学建立了秘密组织，形成了进步核心。后来，徐州沦陷后，沛县中学的学生中有很多人都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成为开辟和建设湖西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至今，不少沛中当年的学生担负着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以及军队中的重要领导职务，工作战斗在祖国“四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
正当我在沛县中学积极而秘密地开展党的工作时， 国民党的特务也插足于沛中，斗争十分尖锐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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