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落江南期间，进一步看到当时社会的黑暗与弊端。在无锡国专读书时，也曾幻想过走读书治学道路，日后做个国学家。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了壁，头脑逐渐冷静和清醒，感到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我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关系看，此路是不通的。
在进人江苏教育学院后，我又直接经受了国民党对进步思想的控制和迫害，思想上也产生过烦恼和苦闷，开始认真考虑社会现实问题，探索人生应走的道路。带着这些问题我阅读了各种理论书籍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是直接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后，逐渐懂得了国家革命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对共产主义产生了追求和向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领土被日本帝国主义块块吞噬，激发了我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投入了抗日爱国的学生运动，对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我十分愤慨；对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我衷心拥护，认为她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方向与之同时，通过阅读秘密流传的党内刊物，以及与进步同学的接触，我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劳苦大众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遭遇，要维护民族的独立和生存，就只有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当时，我就想接触靠近党组织，但江苏教育学院高阳开除了四十多名进步同学之后，学校中似乎已经没有党的组织活动，我曾有意识地摸索寻找，但一直到毕业之前，也直没有找到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
到徐州民众教育馆之后，我寻找党渴望加入党的愿望始终没有中断，而且日益强烈， 但苦于找不到后来，我才知道徐州地区的党组织，于1929年、1932年，曾两次遭到敌人大搜捕大破坏，党的领导机构被侦破，主要领导成员和大批共产党员遭到逮捕与屠杀，也有些党员逃跑或叛变了，整个党组织陷于瘫痪瓦解状态，这是我当时苦苦找不到党组织的主要原因。
那时，我有个同学叫彭伟，他是湖南人，就是被高阳在教育学院开除的四十几人中的一个。一次他路过徐州，要到北京农业大学去读书，我曾到车站去迎接他，他无暇在徐州停留，我们只是在车站谈了谈，他当时问到我组织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他到北京后，告诉并请求组织上帮助解决。春天过后，我在报纸上看到农业大学被捕学生名单中有彭伟的名字。后来，我又碰到他的姐姐彭文，她告诉我彭伟当时也只是个进步青年，他虽然接近组织，但是没有履行入党手续。
在此前后，教育学院的同学中还有个叫李春秋的。1933年后，从上海来到徐州，住在国民党徐州报社，也曾向我询问寻找党组织的情况，我苦笑着对他说：“我自己也还没有找到党组织” 这个同学给了我本 《共产党的Abc》，还向我介绍了不少情况。他谈到，当前党对知识分子有些关门，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原来的五万多名党员，有四万多名被杀的杀捕的捕，还有些人自首叛变，所剩无几，暴露出些党员不坚定，所以党的发展比较慎重，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有些关门。后来，我也了解到，那时的徐州党组织受立三“左” 倾路线影响，主要搞农运兵运所以说，难以找到党组织并非偶然。
当时，我能接触到的只有四名共青团员，又都被捕关在徐州新监狱，其中个叫赖名震，还有个叫李建离。赖名震是我在铜师的同学，他被捕入狱后，我常去狱中探望，送些食物或书刊，也常常给监狱长点好处，希望对他们有些照顾。后来，他们又从新监狱转到反省院，便无法探望。新中国成立后，赖名震给我写过信，说他在黑龙江某师院刻蜡版，人世沧桑，殊多变化。他在信中提到想回原籍，经我帮助，回到江苏沛县当小学教师。
我虽然到处找党组织，又到处找不到，但并没有灰心，我想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有党的存在，终归有天 ，我会找到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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