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传教士要在坝子街上盖座天主教堂，地址正选在民众教育馆实施区的西部。教育馆所属的青年励志团，刚刚把坝子街的马路翻新了遍，而传教士为盖教堂，用铁轮大车拉石头，把新修的路面轧坏了，同时又砍了路上的树木，坝子街上的市民工人和学生很是反感，再三反对他们在这里盖教堂。起初是派了代表向传教士说理，但他们根本不加理睬，因为当时中国落后，外国人气焰很盛，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以为只要他们瞪眼，中国人就会被吓退，岂不知这次却不灵了。
我当时也主张不让他们盖，因为我从念法文补习学校起，对外国传教士那种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傲慢态度就非常反感，现在他们又在教育馆属区盖教堂，轧坏了马路，对群众的抗议又置若阁闻，已引起了群众的公愤。我觉得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和这些不讲理的外国传教士斗斗。于是经和教育馆的赵光涛、徐毓生等商议，组织发动了坝子街的市民促进会、青年励志团、武术队等群众团体，还有商店的商人、夜校的学生， 一致行动共同斗争。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示威大会，几千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沿途呼口号贴标语，口号与标语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轧坏马路反对破坏公物反对宗教侵略，等等。
外国传教士认为群众的游行示威破坏了他们的传教自由，便把示威的场面贴的标语， 都用照相机照了下来，告到铜山县教育局，教育局管不了，又告到江苏省教育厅，一 直转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实业部。实业部批示，要江苏省教育厅、铜山县教育局检查处理。根据这个批示，江苏省教育厅、铜山县教育局会同徐州天主教堂，下来进行联合调查，查来查去，查到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的赵光涛、徐毓生都害怕了，原来他们对这件事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现在上面派人追查，个个都怕担责任不敢出面， 叫我到教育局去谈判。我去了两次，向教育局说明事情的原委，教育局也就不敢管了。后来，外国传教士又纠合实业部、省教育厅、县教育局的代表，直接到教育馆来，进行指责质问，指出我们没有权力阻止外国人盖教堂，并说这是法律所允许的，干涉和反对是非法的进而，要我劝说群众不要再干预这件事。我则表示，群众游行是自发的，他们主要是反对破坏马路砍掉树木，难道爱护自己国土上的公共建筑也是非法的吗？！而且这也不是我个人的事，是坝子街全体民众的事，你们要商量要谈判，应召集坝子街的民众代表，我无权代表他们。
由于我和坝子街的民众直没有让步，直到同年暑假，我离开徐州去沛县，外国传教士始终没有再继续拉石头，教堂也未盖成。至今，我仍认为那次坝子街上反对盖天主教堂的斗争，实质上是次小范围的群众性的爱国活动。
这件事发生之后，一方面我对民众教育馆的几个领导的推诿态度有些看法；另一方面继续在这里工作，事情也不大好做，决定离开民众教育馆。恰巧这时，我的老同学苗敬新任命为沛县中学校长，再三要求我到沛中帮忙，我便答应暑假后去沛中任教。
我去沛县中学之前，凌静也从南京调到徐州民众教育馆，那段时间，凌静的生活比我更艰难和曲折。她在教育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镇江，半年后又到了广西南宁，后来又转到安徽蚌埠，一个学期后，又调到南京太平门民众学校。那段时间，我每个寒暑假都要到她那里去。除南宁外，镇江、蚌埠、南京我都去过。当时，她的生活极端困难，遭遇到的事情也多。她父亲去世早，每月要给母亲寄生活费，还要照顾弟弟、妹妹。我们从江苏教育学院同学以来，始终保持着感情上的联系，工作后，每年寒暑假都要见面，但迟迟没有结婚，一则是工作不在一起 ，二则也是因为经济困难，她妹妹死后，经俞庆棠老师和赵光涛的帮助，才调到徐州民众教育馆。
浏览：816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