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以民族利益为重，迅即于同年9 月4日联合日本共产党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同月20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决议：“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此后，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青年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席卷全国各大城市。9月28日，南京上海的学生，还群集南京国民党政府门前示威， 抗议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的不抵抗政策，愤怒捣毁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 殴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10月12日，北平天津郑州济南等地学生，又进行总罢课，派出代表南下请愿，要求面见蒋介石敦请其抗日上海、杭州、苏州的学生，也都参加了那次请愿斗争。江苏教育学院的同学也冲破重重阻力，投入了请愿斗争的洪流。各班同学事先秘密串联，约定夜里统行动分工动手，有的开校门，有的剪铁丝网，有的组织队伍，很快便聚集了二三百人。学院的院长训导主任闻讯赶来，站在学生对面拦阻，时而威胁， 时而劝诱，甚至拉这个一把，拽那个一把 ，“不能去呀！不能去呀！去了要杀头呀！” 也确有些人不敢去了，更多的同学则不顾阻挠，手挽手地毅然向车站走去。不少女同学也踊跃参加，如凌静等同学也都去了。
当时，还有两位老师到车站为我们送行，一位是雷宾南老师，一位是俞庆棠老师。雷老师有强烈的爱国心，经常在课堂上为我们讲古今中外爱国者的故事，他的讲义编写得也很动人，开头就引用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用爱国的感情和语言，启发同学的爱国心。俞庆棠老师是美国哥伦比亚的硕士，有学问，又热情，爱国主义感情强烈，为我们送行时，甚至激愤得痛哭流涕那时，她在教育学院虽然只是个教授，但威望高影响大，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她在江苏省教育厅有任职，专管民众教育，与当时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的关系也较密切，她亲自为同学送行，有力地支持了请愿活动。
我是这次请愿队伍的领队，当时学校有军训课，每年都进行实弹演习，我是排长，有这方面的组织能力，因而挺身而出做了领队到南京后，国民党把我们安排在中央军事学院。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在这个学院礼堂，接见了包括我们学校在内的南北各地的学生代表。蒋介石当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我因为站在最前面，看得听得都很清楚。只听蒋介石说：“我蒋中正，我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日的，明天我就要出师北上，矢志抗日” 还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说：“诸位请速回校，我蒋某决不食言” 。
蒋介石表示接受抗日请求后，各地学生都很高兴，我们学校的同学还赶制了面黑色的出征大旗，上写：“还我河山”。
第三天早，各地学生队伍都冒着小雨聚集到南京中央体育场，准备为蒋介石的出征队伍送行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蒋介石的队伍出来。直到天黑时，才来了蒋介石的参议长贺衷寒，他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军统特务头目。
大家见蒋介石没来，出征的队伍也没有动静，队伍立即哗然，叫的叫、骂的骂。贺衷寒讲话根本没人听。有的把准备的旗帜当场撕碎，准备再次直接向蒋介石请愿。殊不知，国民党当局已作好周密布置，大批手持刀枪的军警，从四面八方把请愿的学生层层包围起来，强行把各地来的学生一批批押送到车站后来，我了解到在那次的请愿过程中，请愿学生竟遭到国民党枪杀三十余人、伤百余人。但是，那次活动却充分显示了中国青年在爱国反帝斗争中的先锋作用。
我们在被强行遣回无锡途中，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回去就好好念书吧，什么事也别再插手了，这实际上是被镇压吓破了胆，或者是没有信心，表示失望；也有的说回去继续闹下去，而且要大闹，要掀起“倒高运动” 指赶走院长高阳）。对这些意见， 我都不以为然害怕投降观望者固然不对，但是要掀起“倒高运动”也不可取 赶走个高阳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且只我们所学校的力量也不够。当时我更多考虑的是，回去后，高阳等将如何处理我们，我们应采取什么对策。
回到教育学院后，高阳果然大施伎俩，他方面故作姿态，扬言要辞职；另一方面制造舆论，声称对闹事学生严加惩办，否则学校无法管理。他知道上司不会让他辞职，学校也有部分人要挽留他，他不过是以辞职作为处理学生的要挟事情。果然如此，学校里很快便有人出面到处散布：“高阳院长不能走”,“要保证他的工作条件”高阳也演双簧似地表态说：他可以不辞职，但必须对请愿学生严处，凡是请愿的学生都要公开悔过 带头闹事者要开除经过番策划后，学院里按高阳的安排，召开了悔过大会，气氛异常紧张，也确有人在大会上登台悔过，甚至个别原来组织请愿的人也反水了，他在会上拿出他哥哥（无锡教育局长）的信说：“现在爱国就要读书，不能越轨，不能做政府不允许的事” 并表示公开悔过，接受处分也有的人原来就没有去，现在趾高气扬地认为他们做对了时间，邪气上升，使参加请愿活动的人顿感有很大压力。这时高阳等人眼睛死盯着我，周围进步与保守的同学也都望着我，看我何去何从。这时，我胸中好像有团火在燃烧，浑身的血都在沸腾，就下定决心，决不悔过，宁为玉碎，也不为瓦全。正准备登台表态，忽然雷宾南老师正步走到台上。
雷宾南老师在台上声情激动地讲起演来，他从九一八后国土沦丧讲起，又讲到一个爱国者应有的态度，他沉痛地说：“一 寸山河一寸伤心泪”“我们怎能甘心做牛马， 任人宰割” 这些话连讲了好几遍，一再重复说“寸山河寸伤心泪”， 直到把有些学生感动得哭了起来。在这种气氛下，俞庆棠老师也走上台来，她十分激动地表示：“请愿学生没有什么可悔过的，如果说要悔过，倒是首先要求别人悔过的人应该悔过”， 她还大声反问：“要求抗日有什么错，难道甘心当亡国奴对吗？” 她面讲话， 面痛哭流涕， 会场片沉静，而后，台上台下的哭声共鸣。
雷宾南俞庆棠老师的讲话，很有威慑和感染力量，引起强烈反响。原来准备悔过的人转而坚定起来；已经表示悔过的同学，又有些感到后悔；我也不再感到有难以推卸的压力。高阳等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束手无策。再者，当时全国群众要求抗日的声浪甚高，由于国民党当局对请愿学生进行的镇压，更加激起爱国学生的愤慨。从上海开始， 各地学生纷纷起来，捣毁了许多国民党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高阳也有些做贼心虚，他既怕继续压制激起更大的对抗，又怕会场上沿着雷俞老师点燃的爱国激情之火再向前发展，不得不狡猾地改变姿态说：“大家的爱国热情我高某也是支持的，但是爱国不能越轨，不能做不利于政府的事，更不要被左倾势力利用，多数同学年轻幼稚，我们不咎对有些带头闹事的人，我们要报告上司听候处理” 而后，便将会议草草收场。
后来，高阳等只是对我们暗中的监视更加严厉，公开的表现则是不了了之。我通过那次斗争实践，更加坚定了走爱国革命的道路。
抗日爱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九一八前后在江南，凡是进步力量较强的学校，进步的教师和同学都纷纷进行抗日宣传，举行抗日操练，练习射击，做好抗日准备。我后来能适应打游击的活动，与当时进行的军事训练也有一定关系。
在教育学院的最后阶段是参加毕业实习。参观团带队的老师叫陈香圃，他是有名的教育学家， 我们用的教育学的课本就是他编写的。由于他是个学者，便委任我做实习参观团的团长，帮助他处理参观实习中的事务。
在教育学院学习了两年实习了年，最后算是毕业了，但不统一发毕业文凭，有的早发， 有的晚发，品行“好” 的早发，品行“不好” 的晚发，我当时没有即发文凭， 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的，记不清了。因为我的品行，从进校到毕业，年年都是“丙等” 原因在于不是按学校的规定循规蹈矩地读书学习，参加了进步活动，阅读了禁读的书刊，这在高阳和那个训导主任心目中， 当然是“越轨”，因而品行只能评为“丙等”。
1932年秋，我在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我时辍时续的学生时代也就结束了。从此之后，进一步走向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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