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凌静同志是江苏教育学院的同学，她是上海市宝山人，家中也很苦，为了养家， 她入学前，已经当了几年工人。我们同时考入教育学院后，不仅同班，又是一个实习小组。实习小组，就是一起进行教育实习，学院里设有实习长，类似于今天的教务长，还设有教育馆、读书夜校等，都是教育学院的附属单位。教育学院的学生，在实习长的统安排下，分成若干实习小组，到教育馆或读书夜校进行教育实习。我们因在一个实习小组，常常起出去实习，接触交谈较多，相互间逐渐产生了好感。她当时的思想比我进步开朗，常对我有些启发和帮助。记得有一次，我向她谈到对无锡和内地的些事情很看不惯，想到大西北去，因为当时正在开发大西北，很多内地青年纷纷到西北去到新疆去，那时新疆处于盛世才统治的前期，还比较开明。她却反问我：“你到西北干什么？” 我说：“我觉得那里比较自由，不像这里的法律那样不民主” 她则说：“法律不是人定的吗？这个地方过去不是也没有现在这些不民主的法律吗？人定了什么法律就有什么法律，你跑到那里去以后，那个地方照样也会定出约束人的法律，你又到哪里去呢？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力量改变现有的法律！” 经她这么讲， 我豁然开朗，感到她的思想要比我进步，考虑问题也比我开阔所以，有什么想法，愿意和她交谈，当她知道我是暑假无力回家时，就借了许多书让我读。
教育学院另个同我要好的同学是苗敬，尽管这个人后来叛变革命，但当时的思想却比较激进，他读了不少进步理论书籍，说起话来，常常是有理有据，振振有词。当时， 他还借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本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读了这两本书后，我的思想进入了个新的境界，对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共产主义开始有了憧憬和追求。
在周围同学的影响下，加之连年来辗转流浪的过程，使我认识到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当时教育学院的正规课程，我几乎有些读不下去了。读的书都是具有新思想新内容的书籍，如普罗文艺新兴社会科学，以及那时有名的社会科学十大本，诸如新兴文学新兴哲学新兴经济学等，我都本本地找来，贪婪地读着。但是，读的多了，也就感到这些书多是仓促编成，比较粗糙，不甚科学，而且是这本书里有，那本书里也有， 大都是译来译去，编来编去，看多了，也就没有什么新鲜感。也有些书，如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艺》等，我还不大看得懂，但也硬着头皮，囫囵吞枣地读下去。我还到处借阅鲁迅、瞿秋白、邹韬奋的著作，以及鲁迅编的各种期刊。那一段可以说是我的思想发生大变化的阶段，逐渐地从循规蹈矩，只知埋头读书，转向思考各种社会现实，探索人生道路等问题了。那段时间，我第一学期、第二学期的假期，都没有回家， 一方面是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想多读点书。第三学期的假期，我回过一次家，还到铜山师范去过，看到铜师同学的思想面目也有较大变化，两派不同政治势力，不同思想倾向的同学之间，已开始进行公开争论，甚至互相指责。那时国民党有首党歌， 歌词中有“三民主义，我党所宗”，激进的同学就唱“杀民主义，我党所宗”，还把国民党喊成“刮民党”；另一方面思想倾向的学生，则公开斥责那些激进的同学是“无产者” “CY' ， 等。当时，已是1931年，学校里已不像过去那样平静。
随着这些客观形势的变化，我的政治思想倾向也渐渐形成 逐步卷人进步思潮，与江苏教育学院的法西斯统治开始发生了冲突。
当时，江苏教育学院的院长叫高阳，此人是国民党党棍，又是CC 派头目，他在学校压制进步思想，打击进步力量。我入学的第一学期，就看到学校张贴广告，以“思想过激”“言行不轨”的罪名，开除了四十几名进步同学。而高阳的许多反动措施，特别是对学生的监督和惩处，多数是通过学校的另一个党棍训导主任执行的。因而，多数同学对这个训导主任都很厌恶，常抱以蔑视和对立。
有一次，这个训导主任来我们班上政训课，在课堂上板起正人君子的伪善面孔，大放厥词，且语无伦次，引起同学的强烈不满。大家乘他背转身写板书时，竟不约而同地敲桌子搓地板。他面对这种情况，恼羞成怒，大发雷霆，突然向我发作起来，大声斥责说：“郭萃章站起来，你！你为什么搓地板敲桌子？!” 我站起来镇定地说：“我没有这样做？"
他狡黯地说：“我看见就是你， 还不承认！”我坚决反驳说：“你看错了，我没有做！”他又改变腔调说：“那你指出来， 谁这样做了？"
我说：“我一心在做功课，没看见！"
他说：“你指出任何个人， 就没你的事”
我说：“我没看见， 我不能随便诬告”
他歇斯底里地吼起来：“郭萃章你很不老实，你桌前桌后那么多人敲桌子搓地板，我都看见了，就不信你一个也没看见”
我也不客气地说：“我没有看见就是没看见，既然你都看见了，还要让我说什么！"
他理屈词穷地吼叫着：“就是你！就是你！"
我不紧不慢地说：“你看错了，我恰恰没有这么做！"
这场针锋相对的辩驳，弄得这个训导主任张口结舌，教室里一片对他的嘻笑声。
他本来想通过对我的威吓，让我揭发自己的同学，掀起同学间的矛盾，而后加以制服。没想到诡计未逞，又抹了鼻子灰最后拍着桌子说：“这个课我不上了，我要辞职， 我要求院长对你们严加惩处！”说着夹起皮包，离开教室。
不一会，高阳把我叫到院长办公室。
开始，高阳也声色俱厉地质问我：“为什么在课堂上胡闹？ 敲桌子搓地板，成何体统？”而我仍坚决否认在僵持中，高阳变了花招说：“假若你真的没有这样做，那你就面对总理遗像三鞠躬”。我说：“我既然没有那样做，也就没有必要对总理遗像三鞠躬” 。正当我与高阳争执不下时，已经下课了，各班去食堂吃饭的同学，看到我班的同学都围在院长办公室门前，也都站在那里围观。一时间，院长办公室门前，围有一二百人，交头接耳纷纷议论，指责训导主任平素的劣迹。因为高阳也弄不清楚我在课堂上的表现，又怕草率处理，引起更多同学的不满把事态扩大。只好冷冷地对我说：“你先回去，听候处理”。但后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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