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以后不久，1945年的秋天，我奉命从文登县政府调到山东北海银行文登办事处工作，我的金融生涯就是从此开始的。
北海银行成立于1938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金融机构，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几个主要银行之一。北海银行的发展壮大，对发展山东根据地的经济、支援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登县办事处是北海银行的一个基层机构。
让我去银行工作，我没有意见，我正年轻，完全听从组织分配。我报到以后，办事处主任邢明分配我和隋文同志担任出纳。隋文比我早到银行几年，他对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教我出纳的基本功——点钞票。他教的要领是，左手拿着100张一打的钞票，右手大拇指往下拨，四指同时往后扒拉，两只手协调动作。我那时还不到16周岁，学习热情高，很快就学会了点钞技术，到后来我点钞速度比周围的同志都快，质量也好，同事说钞票到了我手上像风吹似的一张张往后飞，而且极少有差错。这件事使我增强了从事金融工作的自信心。
接下来，我学习的是记账。
当出纳自然要管钞票，那时没有保险柜，连木柜子也没有，一捆捆的钞票就在我们住的房子里靠墙堆着，可是从来没有出过事。不久办事处派我下乡担任营业员，我领到了一只三尺见方的白布包袱，把账本和钞票放在里面，捆在腰上就下了乡。
我和高峰到山东靖海一带搞渔业和农业贷款。靖海位于山东东南部的黄海边上，这里的人民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生产环境在战争中受到很大破坏。我们来到这里，也和过去一样住老乡家，在老乡的炕头办公，吃的也和老乡一样。可是这里的乡亲总是想方设法为我们做一些好的吃，老大爷、小姑娘每天提着篮子、罐子为我们送饭，有时是金黄的贴饼子，也有光滑透红的地瓜。说起来，这些都是极普通的东西，可是我心里明白，这里的老百姓很穷苦，就是这样的饭菜也是来之不易的。
老乡家的小炕桌就是我们的办公桌，每天晚上打开账本，我们在油灯下把一天里发生的银行活动记录在本子上。作为营业员，我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向渔民或农民发放贷款。北海银行的贷款政策主要是扶助贫苦农民发展生产，贷款的主要对象是贫农，抗属、烈属、荣誉军人有优先权。其实我们的贷款数额是很小的，大约每个贷款户也就能贷到10元、几十元左右，这点钱大约可以买个镢头、补个网、修个船什么的。即使是这点钱，对于贫苦的农民和渔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有了这笔贷款，就能为来年的简单再生产加一把力。
由于战争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当时山东沿海的生产力水平很低，我们在春天放下款，到秋天要收回贷款的时候就相当费劲了。为了动员还贷，我们常常在晚上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动员。这时主要由高峰出来讲还贷的意义。他通常总是说，去冬今春我们贷了款给农民买了农具，现在到了还贷的时候了，如果明年需要我们再商量。这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前来开会的农民只是蹲在地上不吭声，一个劲儿地抽烟。农民真困难呐!所以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要做调查工作，对实在困难的贷款户，也就把还款额给免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主要强调的是，银行贷款只能用于渔民修船补网，不要挪作他用。
初入金融战线，我对银行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有了切身的体会。同时我还感受到，在根据地创办的北海银行在山东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票”在群众中威信很高。1945年8月29日，我山东省政府发出布告指出，现在山东各个抗日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特此决定由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在全省各地区统一流通。此令一出，各地人民纷纷抛出还在手中的伪钞。在市场上，卖东西的都先要问一声买主：“你付的是什么钱？给北海票我就卖，伪钞我不要。”当时，我在文登县境内所到过的村子，老百姓都十分珍视北海票，村子里的大娘大嫂经常找我为她们换新票。她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小布包，再从布包里一张张取出旧钞或破钞，一边说：“这是俺卖鸡蛋换来的，票子旧了，破了，给换个新的吧。”这时候，我就打开我的那个大布包袱，取出新钞票换给她们。这些农村妇女接过新钞票那高兴的样子，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来。
除了银行的业务，我还参加了在胶东根据地普遍开展的土地改革。我是抗日中学出来的中学生，这档子文化水平在当时当地都是少见的，所以我经常接受任务为农民讲形势、讲战况。记得当时任国民党第八军军长的高树勋在战场上率领官兵起义。起义时高树勋还写了一首诗，反对内战。我曾把这首诗念给农民们听。我发现，农民们很喜欢听我讲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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