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宁同志传略:三

Admin 发表于2016-06-18 12:29:30
        1947年4月,国民党军队重点向胶东进攻,山东分局决定抽调部分新闻骨干支援胶东,康宁受调新华社烟台支社,任助理编辑,同年9月升任编辑,直至次年3月。这一年,他跟随地方党委坚持敌后工作,经历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杂顽军队的无数次进攻,亲自参加了土地改革复查运动,目睹了地主阶级垂死挣扎的残酷性,同时亲身体验了同党内错误进行斗争的艰难性。转战空隙,别人休息,他却在琢磨稿子;晚上,地方同志早已进入梦乡,他却在挑灯夜战,甚至彻夜不眠,字斟句酌地推敲着每一篇稿件。这一年的艰苦磨炼,使他从思想上、意志上、作风上得到了莫大的提高,他再次大胆地向党组织递交了用血汗写成的入党申请书。1948年3月5日,经烟台日报编辑部主任李杨和采通科长顾膺介绍,他被党组织接纳为预备党员。也就是这天,南下命令急至,来不及举行入党仪式的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在社长于大申的带领下,从胶东区党委所在地出发,登上了南下的征程。所以,他的入党仪式是到达开封后补行的。
        南下途中,他被委任先遣组副组长,负责筹集粮草和安排食宿,在不断遭到敌机袭击和匪军***扰的形势下,他跑前伺后,不遗余力,备尝艰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5月间到达濮阳,与汇集于此的数千名干部会合休整,他被编入新闻大队,并进行了“三查三整”运动。休整之后继续西上,11月底到达豫西区党委所在地,他被分配到新华社豫西分社任广播编辑组组长。在那迁徙不定、困难多多的岁月,他主持的广播编辑工作有声有色,卓有成效。1949年2月,党组织批准他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他以全新的面貌投入了工作。也就在这时,他随同分社从鲁山迁往开封,改为新华社开封分社建制,6月,又改为河南分社,他任编辑组长,直至1951年1月,新华社整编,他改做记者工作,日夜奔波在中原大地上。
        1952年5月,他有幸被调到中宣部、新闻总署、新华通讯社联合举办的理论班学习一年。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感受非凡,鞭辟入里。他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孜孜不倦,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痛苦地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彻底摒弃过去那种以“老革命家庭子弟”自居、盲目自矜自傲的思想包袱,严于律己求己、先从自身找原因,正确全面地认识自己,从而,树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这一年的学习,在理论上、思想上、业务上都有显著成效,为他后来的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他感到非常自豪。
        1953年5月,学习结业后他回到河南分社仍任记者,并被任命为编委会委员。这时,党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伴之开展了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制定并实施“一五”计划,开展了“肃反”运动,在各项工作中实行重大改革。马列主义水平大为提高的康宁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总结先进典型经验,发现挖掘社会深层次问题,及时向党委建议并向媒体作了大量报导,对高层决策和各级党委政策改进指导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尽了记者之责。河南8年,他对千百万纯朴的中原人民深深依恋,用手中的笔发百姓之声,呼百姓之急,解百姓之难,真正把这片热土当成了第二故乡,把自己视为中原之子。
        1956年5月,一纸调令康宁举家回到了山东。踏上齐鲁大地,他感慨万千,决心以更饱满的热情握正手中的笔,更加严格地遵循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一如既往地为家乡人民献身。他被任命为新华社山东分社编委委员、记者。
        当时,山东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处高潮,不久,山东省第一次党代会提出了《全省实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偏差,干部作风上的粗暴现象凸现,一些地方发生群众闹事。康宁深入农村,串百家门,吃百家饭,闻百姓声,察百姓苦,把群众的疾苦和呼声写成质量上乘的《内参》稿及时地发给新华社,受到新华社的通报表扬,其中一篇《胶东之行》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对高层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恪尽职守的他,有很多实事求是之作却成了他被打成右派的证据。1958年4月,被日寇掳去当劳工,后来逃到深山穴居13年的刘连仁归国,回到家乡高密县草泊村,新华社指令康宁和艾蕴到高密跟踪报道。夫妇俩夜以继日,县城乡村两头跑,时而帮助县、乡政府做家属工作,时而召开座谈会,白天采访,晚上写稿子,然后电话传到新华社。在那交通、通讯落后的年代,他俩以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圆满完成了后续报道任务,及时有力地配合党和国家及国际社会与日本岸信介军国主义集团的斗争,受到新华社的表彰奖励。
        康宁是一个胸怀坦荡、口快心直、敢说敢当的人,一向鄙视那种唯唯诺诺、惟命是从、察颜观色、看领导脸色行事的作风。只要是为公为党,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直来直去,一吐为快,殊不知,这种耿直的性格,却是他后来罹难的隐患。
        1958年底,噩运终于降临,耿直的康宁终因“口快”而罹祸。善于察颜观色者把爱给领导挑毛病的康宁视为有“野心”,借整风补课之“良机”,行挟嫌报复之实。他们广泛搜集康宁日常的“话柄”和所写《内参》报道中那些反映社会阴暗面实事,或牵强附会,或掐头去尾,或无限上纲,横加罗织,把右派帽子戴在了康宁头上。还不能置康宁于死地,他们又从康宁个人档案上打主意。证据终于找到,1956年4月“肃反”运动中,康宁在自传里向党组织主动交待了在伪高密县警察局当差二十来天的事实,尽管已把当时的背景和思想状况及所为写得清清楚楚,已为党组织所理解,但个别领导们却如获至宝,便小题大做,故意歪曲扩大,终于又炮制出一顶历史*********的帽子给康宁戴上,然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往王村劳改队,实行劳动教养。横遭不白之冤,康宁欲哭无泪,看来出污泥而不染不过是一句神话而已。在那不容分辩的年代,他只能委曲求全,默默地接受改造。令他大为不解的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爱妻艾蕴被党组织责令与他划清界限(离婚)。和他同一天参加革命,对他知根知底且忠贞不渝的艾蕴坚决不从,结果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由15级降为16级的处分。更让他愧恨的是,1961年9月29日,曾代理过山东省委书记的胞兄傅书堂病逝,他也没有资格见上最后一面,令他遗憾终生。(鞠维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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