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宁同志传略:二

Admin 发表于2016-06-18 12:29:46
        康宁出狱后得知获释的另外原因,一是被捕者家属花了很多钱央请人活动;二是广大工友联名具结作保;三是日本段长还需这些人为他出力。康宁独身在外,家中贫穷拿不出钱,自然是沾了工友们的光。
        104天的铁窗之苦,康宁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折磨。在狱中,他悔恨交加而又甚幸。悔的是不该孝心太重舍不得父母而不去前线抗日;恨的是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暴,自己却像被宰羔羊而任人宰割;所幸的是自家的老底没被敌人察觉,真乃不幸中的大幸。幸甚之余康宁暗下决心,无论敌人怎样用刑,也要咬紧牙关挺得住,没有口供就定不了罪,一旦出去,就把虎口余生孤注一掷,和敌人拼,那管是一个对一个,也比这样像绵羊似的被杀害好得多。这些想法实在太幼稚,也是枉然。
        按照在狱中的想法,康宁打算出狱后马上离开机务段去投奔抗日游击队,但事实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出狱那天,日本段长对他说:“你被捕是有些冤屈,但在战时是难免的,即令在日本也是如此,你要好好工作。你要知道,日本便衣******还在继续跟踪你,如有不规,再抓起来可就麻烦了。”这话使他内心不由一惊。这时,表兄单方太也不同意他马上离开,他只好留下来,更加谨慎地从事原来的工作,以缓和气氛。
       1943年夏初的一天,康宁收到在抗日根据地的三姐的来信,便决定去根据地找她们。他假托另有职业而向机务段辞了职,回到家中住了不几日就向根据地莒县走,走到诸城听说往南敌人封锁得很严,******土匪到处抓人,不少青年被抓去活埋了,他只好返回家中。没有职业,又怕引起敌人的注意,便托初中同学綦敦玉的叔伯姐姐綦秀云给找份职业。綦秀云转托刘姓翻译写了个条子把他介绍到高密县伪******局里去了。那时干******局的多是些******流氓,康宁很不愿与他们为伍,但情况危急,为了安全只好先干着,出污泥而不染就是了,然后再图良策。他被安排到姚系长那个系,每天上午坐班,下午休息,前后共呆了二十来天,滕写过两次公文,为偷油案做过一次笔录。这让康宁感到很不自在,自此他不再去警察局上班,但也未辞职,警察局也再不找他。
       这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一名叫翟梓椿的陌生人来到他家,原来是他二姐夫马馥塘(时任我鲁中行署主任)派来与他联系的一位同志,令他喜出望外,要翟立即带他去抗日根据地。翟说还有为根据地采购紧缺物资的任务,必须完成任务后才能回去,并要他帮助完成,他慨然应允。此后的几个月,他全身心地帮翟,而且热情大胆。那时根据地紧缺的是电池、西药、铅字等,从敌占区购运也是“违法”的。他介绍翟与青岛机务段的一些火车司机相识,翟秘密从青岛购得货物后,埋在火车头的煤箱里,车到高密站西约定地点缓行,货物掀下后找地方藏好,然后设法从高密装汽车运到根据地附近。
        货物在高密转运过程中,困难多多,也是他和嫂子李淑秀一起托綦秀云帮助克服的。因为李淑秀娘家与綦家是一街之隔的邻居,彼此熟识,綦家是高密城数得着的富户,尽管父女都染有时弊,但处世尚好,乐于助人,不久前康宁当铁路工人的舅舅被日本宪兵队无辜抓去,正是康宁和嫂子托綦秀云帮助营救的。綦家深知傅家的政治背景,却从不介意,更无加害;对翟梓椿的身份她是了解的,对翟所运物资的去向和用途她也是清楚的,而且很多电池都是放在她家,却从未发生问题,她总是积极帮忙。在这危险紧张的半年里,康、李叔嫂积极帮助翟梓椿顺利完成了向根据地转运物资的任务,綦氏功不可没,尽管翟给了她一些报酬。
        1944年初,翟梓椿的任务完成了,他在青岛的帮手、康宁的未婚妻张丛佚与约也来到傅家,他们一起说服了年迈的父母亲,商量好不测时的对策,相应地化了装,在翟梓椿的带领下,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安全抵达鲁中抗日根据地。
        屡遭磨难踌躇满志的康宁终于投进革命怀抱,如愿以偿。很快见到了久别的二姐傅玉真和三姐傅生(原名傅秀云),姐弟在革命阵营中团聚,悲喜交加,相拥而泣,互道衷肠,哭诉二老的苦楚。为了避免拖累家庭,根据组织规定,他改名康宁。根据地清新的空气,让他感到无比轻松,不久,他被安排到鲁中青年队学习。学习的内容更让他感到新颖,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在当时,除学习基本的革命知识和时事政策外,主要是学习整风文件,实践课主要是参加减租减息增资运动。几次反“扫荡”更增添了战争情趣,实践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伟大理论,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一年的学习使他受益匪浅,从此,牢固树立了革命人生观。这一年是他有生以来思想觉悟提高最大的一年,也是他最开心的一年,入青年队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张丛佚(改名艾蕴)结为伉俪,和他二姐三姐一样,夫妇共同在革命营垒中战斗,开始了新的生活。
        青年队结业后,他没有正式分配工作,被暂时留在鲁中行署帮助做总务工作。不久,日寇投降,他被调到山东分局城工部,派往青岛做地下工作。途中辗转月余到达青岛,按照上级指示,在一些熟人中做宣传工作,动员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参加革命。由于缺乏地下工作的经验,十来天后即暴露了,在德县路遇上一位“内行”,以问路为由悄悄告诉他:“你穿的是‘八路’鞋,已经有人跟踪你,赶快脱身!”他猛然惊醒,悔恨失误,急中生智走进人群,甩掉了尾巴,撤出青岛,回到山东分局城工部。
        1945年11月,根据地筹办的山东大学即将开学,城工部决定他暂去“山大”学习。两个月后,1946年元月,他被分配到山东大众日报广播编辑科(即新华社山东分社、华东分社)以见习编辑之职做登记员工作,从此与新闻结缘。他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如鱼得水,干得很出色,倍受领导和同志们赏识。当年8月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并获得了奖状和奖金,他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鞠维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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