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哪里?”
“赶快和中央取得联系!”
这时，我们琼崖纵队正在向南渡江畔转移。
多少年来，我们失去电台，听不到党中央的呼唤。党中央好象在寻找失去的儿子，想尽一切办法跟琼纵联络。早在一九三九年，党就派人带来了一部电台，但是，跟延安刚联络上，电台就遭到了敌人袭击，保护电台的娘子军经过一天激战，寡不敌众，带电台的同志牺牲，电台损失了。以后上级又几次派人送电台，每次都在雷州半岛被敌人截住，没有能到达海南。琼崖纵队象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一样，不能及时了解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
有一天，琼纵首长对我说：“最近南方局从东江纵队派干部带来了电台，要我们尽快与党中央联络。党派你学习无线电!”我们电台只有五个人，台长张婉玲、机务员梁方明等三人是东江纵队派来的。因为敌人严密封锁，他们不得不化装从香港偷渡过来。有一次他们在玉林宿旅店的时候，遇见国民党军警查店。军警发现他们带了一付漂亮的外国朴克牌，就吓唬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带赌具回来?”当时，他们不知道军警是不是有意找麻烦，心里着实吃了一惊，后来他们装的很镇定地说：“我们不晓得规矩，带在路上玩玩，你们喜欢就拿去吧!”眼看军警拿走了漂亮朴克，才冒出一身冷汗。他们从年初到夏天经历了几个月的艰险，通过敌人层层封锁，在琼州海峡漂了五天五夜才安全来到海南。
电台机器也安全从香港偷运来了。我们一到驻地，便搭起简陋的草寮，用竹子编好桌子，安装机器，设法与党中央联络。在这蔓延数十里的大山里，除了少数岩洞以外，再也找不到挡风避雨的地方，凛冽的北风，夹着细雨，象针一样刺着人们的脸，使人浑身打着寒颤，全身起鸡皮疙瘩。我们只好用树皮和山芭蕉叶支起来挡雨，铺上芭蕉叶当垫铺和被子，挤在一起取暖。吃饭没有碗筷，每人发两个饭团，偶尔宰条牛，每人发一块火柴盒大小的牛肉，搁些盐，用树叶盛着吃。有些部队常常吃不上饭，只好吃野菜树根。当时学习的条件更困难，每一片纸，每一支铅笔，那是靠老百姓从敌人的心脏——海口市买来的。我们学习时用纸总是写两面，写完用橡皮擦掉再写，一直擦到破烂不堪为止。铅笔削到最后一小截，便用小竹筒夹着写。
“鸣!鸣!鸣!”手摇发电机不断地响。
“的的的搭，的的的搭。”我们发出了呼唤延安的信号，但是听不到延安的回答。在收信机的刻度盘上有千千万万的讯号，可那个是党中央的讯号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台长张婉玲，整天为联络不上延安而苦恼着。自从她带着党的委托，通过层层封锁来到海南，已经好几个月了。她千方百计跟党中央联络，可是谁知道力不从心呢!她一个活泼的姑娘，不但对无线电有强烈的爱好，而且还是歌手哩!平常，她经常教我们唱歌、跳舞。现在，她却整天紧锁着眉头，一到宿营地，就要我们把电台架起来，把机器放在垒起来的石头上，天线没有绳子拉，就以白藤代替，没有杆子就悬挂在树梢上。她时刻坐在机器旁边，人熬瘦了，眼睛熬红了，但是总以坚毅的口气说：“一定要和延安联络上!”
不知敌人怎么发现了我们的电台，在报上发了一条消息：“共军一股携带电台，潜入海南!”敌人为了切断我们和中央的联系，一见到竖有竹竿的部队就追击。
黑夜笼罩着山岗，四野一片静寂。我们刚在芭蕉树下架好竹竿，就突然听到女台长急促的喊声：
“快!背好马达、机器、电池、转移!”我们迅速随着部队向河边靠拢。渡过河去，在漆黑一团的山沟里，一口气直往阴森森的丛树里钻。拂晓，敌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翅膀擦着树梢，不停地进行扫射。地面敌人漫山遍野地在我们附近搜索。
纵队首长命令部队突围，接着西南山头响起了一片密集的枪声。他拿着望远镜，观察了一会，说：“反动派!马队!大家上山隐蔽!”而后又回头对我们说：“电台跟我来!”
为了迷惑敌人，部队行动都带几根竹竿，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敌人一次次进攻都被我们粉碎了，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听到延安的声音。我们几个搞电台工作的同志，一听到首长们问：“接通了没有?”心里比刀割还难受啊!本来，新架一部电台，半月一月叫不通是常有的事。呼号虽然是和对方约好了的，但往往发呼号的时候，双方都在发；守听时双方都在守听，或者一方呼叫时对方刚好没有守听……。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难受呢?张婉玲和其他几个同志彻夜分班守在机器旁。
“听到延安在呼叫我们!”
一天晚上，值班的同志忽然高兴地叫起来。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霎时就传开了，大伙都急急忙忙往工作房里跑。这时，张婉玲同志坐在一盏豆油灯旁不断发出联络信号。人们内心该是多么激动!个个脸上显出好久没有见到的微笑，张婉玲那按在电键上的手指，动作特别敏捷，好象在演奏着世界上最动听的乐章。琼纵几个首长也闻声赶来了，边跑边喊：“小张!小张!真的通上了吗?”时间一秒秒过去。张婉玲同志的微笑逐渐消失，显出了很不自然的神色。她失望地说：“延安的呼号我们听到了，可是我们的信号他们没有收到。……”琼纵首长们仔细抚摸着那部粗糙的小电台，以怀疑的眼光问道：“琼崖和延安，相距一千九百公里，这小家伙能行吗?”机务员方明同志低着头，不敢肯定地回答。究竟是机器不行?还是波长不行呢?这个难题，象一条锁链一样，锁住了人们的心。
日日夜夜，延安电台不停地呼叫。
一天，两天，十天，一个月又过去了。延安电台在不停地呼叫，越来越焦急，每天总是二十四小时连续地呼叫，犹如妈妈日夜带着嘶哑的声音，呼唤着失去的儿子。
这些日子，张婉玲、方明两同志熬得眼球通红通红。方明同志是老机务员，整天检查机器，改装零件，测量电力，把大小七根竹竿接起来，将天线架在半空中。张婉玲同志不断地按电键，发出信号。电波带着我们多年的盼望，飞过五指山，越过琼州海峡，在祖国辽阔的天空飞翔。党中央，我们的母亲，我们听到了你的呼唤，可是你为什么听不到我们的呼叫呢?
“叫通了!”张婉玲同志一声高嚷。这个震天动地的消息，终于在一天深夜里，象大风雨前的暴雷一样，惊醒了人们。特委首长，司令部首长，还有机关的一些同志，都纷纷冲向电台工作房。大伙围着电台，伸着脖子，睁大眼晴。人们浸没在节日的欢乐里，互相祝贺声、欢笑声，在室外此起彼落。感动的热泪在每个同志脸上流着。首长们又愉快又焦急地站在电台旁边，等待毛主席从延安发出的雄伟响亮的第一句话。
第一份电文译出来了。
我们高兴地望着首长们。首长们拿着电报翻来覆去地端详了半响，但没有愉快的表情，只是摇摇头，好象在说：这是假的!
我们好象心头泼了一盆凉水，心情十分紧张：什么事引起首长们的怀疑呢?原来，首长们怀疑的根
据是这样：从前，琼纵第一次建立电台和中央叫通之后，中央先要琼纵回答：庄田副司令员什么时间从延安出发?走那条路线回海南?离延安时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颜色的马?等琼纵答对了，才正式通报。怎么这回一开始就通报呢?是敌人冒充党中央呢?还是中央联络的心情迫切呢?为了慎重起见，司令部向对方发出询问“东江纵队派了那几个同志来琼纵帮助建电台?”
第二天晚上，我们全都屏着呼吸，注视着张婉玲同志抄完了回复的电报。电文译出后，大家不禁一齐叫起来：
“答对了!”
我们和中央接通了。
这是九月二十三日，琼纵跟党中央断绝了几年的电台联络接通了。这一来，我们从七月到今天，几个月的期待、紧张、失败、痛苦的心情已经一扫而光。全琼崖纵队的同志，整天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人人穿起了新衣服，女同志还穿上花衣裳，跳起了民族舞蹈。从这一天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琼崖纵队挺进五指山，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和全国人民一起唱着胜利的凯歌，迅速地把红旗插遍了全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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