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反“地方主义”蒙冤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后，中共中央要求广东省委解决好海南的遗留问题。省委主要负责人开始考虑海南领导班子的人选。后来被该负责人看中的是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林克泽，但林认为海南工作难做，一个人回去没有什么作用。冯白驹受省委领导嘱咐，前往医院做林克泽的思想工作。冯白驹表示，省委的意思是可以由他提名行署班子人选。于是林不再坚持不去。后来，林克泽写信给冯白驹，提出符哥洛、陈说、袁汉、陈武英、文度、杨少民等6人为班子成员。在他写的信函的末尾还附了一句：古老（指古大存）向来对海南比较关心，此信是否让他也看一看。这封没封口的信是由冯克泽的儿子送到冯白驹家里的，当时冯白驹不在广州，就交给了夫人曾惠予，再转秘书处理，但秘书看后没有交给冯白驹，而是直接交给省委有关领导。
1957年2月，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冯白驹准备代表省委在会上作《关于工业整顿问题》的报告。但会议至第三天，冯白驹却成为大会批判的对象，突然要他交代“反党文件”的问题。这种突如其来的政治袭击使他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未看过的信竟然成了“反党文件”。自此，冯白驹就作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而蒙受不白之冤长达25年之久。
12月12日，在省委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正式通过关于处理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错误的决议：给予冯白驹撤消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和海南军区政委职务的处分。
1958年1月，冯白驹被下放到三水县，表面上任县委副书记，实际上是到河口乡魁岗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
1962年2月，冯白驹在省委从化扩大会议上，用4个下午，讲了8个小时，把多年积压在心里的话向党倾吐，对自己受处分的问题提出申诉。但是在当时的不正常历史条件下，他的申诉毫无作用。
（二） 以笔当枪
在“文化大革命”中，冯白驹由于“地方主义”问题又被隔离审查。在逆境中，他仍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失去自由的环境下，毅然以笔当枪，毫不胆怯，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1971年1月9日的一份书面意见：
一、隔离审查，有可能有罪，可能无罪；有罪与否，要看审查结果如何而定，不能说隔离审查本身就有罪。
二、不满隔离审查问题。隔离审查我并没有表示过不满；我所不满者是在
1968年以来，你们对我的问题所采取的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种种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做法。这是危害革命的，我是不同意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你们的这种做法，我是坚决抵制的。所谓不满隔离审查的问题，是你们自己说的，是给我扣帽子的，是加以扼制和威胁的，是为了要达到你们的主观目的的。
三、所谓诬蔑组织者，也不过是你们自己说的。你们既在作法上是那样，为什么自己做了又不承担，说人诬蔑，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自己既是那样做了，又为什么不给人家讲呢？人家讲了又说人家是诬蔑组织，倒不如说是自己诬蔑自己更恰当吗？自己做了，不准人家讲有这个道理吗？天下奇闻！怕人家讲、不给人家讲，最好是不要那样做！不要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否则，不管你有什么本事，我都是要坚决地反对的。
四、要相信党和群众，谁都不能反对。不过，你要懂得，谁是党，谁是群众，要弄个清楚。你自己自封为是党和群众，我是要反对的。你有什么资格自封为党和群众？这是太不自量力了。更不能经常借党和群众来压人，这是错误的。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笼统来，大扣帽子。
现在不是写思想汇报的问题，而是思想交代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汇报是没有用的。
（撰文：冯尔超冯尔敏冯尔生冯尔曾 文章来源《父辈的足迹》广东省地方史办公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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