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区副司令员兼校长张云逸同志早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时期就是驰名中外的名将，他德高望重，非常朴实，既坚持原则，又诚恳厚道。他多次来校检查和指示工作，每次都强调团结，要各级都搞好集体领导。记得在华东军大成立时，他在干部会上亲自宣读中央军委关于华东军大领导干部的命令，同时对每个领导干部的简历作了介绍。在讲到余立金同志和我时，都说明是经过长征的老同志，长期作过部队工作和学校工作，介绍到曾生同志时，强调他在大学读书时就从事革命活动，是东江纵队主要创立者与领导者；介绍张崇文同志时，特别指出他在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过，在国内做过许多革命工作，介绍陈铁君同志时，着重说明他是刚从前方调来的纵队参谋长，打过很多仗，介绍李一文同志时，指出他长期在山东工作，熟悉情况， 筹建军大出了大力， 在讲到许彧青同志过去在马来西亚做过地下工作时，以诙谐的口气说：“他是个华侨，我也是个华侨”。他的海南口音很重，北方同志听了好象是说“他是个发条，我也是个发条”，说着他自已爽朗地笑了起来，全场同志也跟着笑了起来。接着他说，干部是党的财富， 是带头人，这么多干部在一起，只要相互学习，加强团结，一定能把学校办好，把党交给的任务完成好。他的这段话给我和到会的同志印象很深，教育很大。 后来学校直属队召开党代表大会，他又从军区前来参加。结束时请他讲话，他讲了全国和华东战场的形势，还强调一点：学校干部要带头加强党性锻炼，而考验党性，就看有无艰苦奋斗精神，能否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主动搞好内外团结。“三查三整”后，张校长还到学校住了一段时间，找了不少干部个别交谈，消除运动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 鼓励干部焕发精神做好工作。他的言传身教，对军大影响很大，也使我在工作岗位上经常牢记“团结”二字。余立金同志主持校党委日常工作，他贯彻上级指示从来不含糊，对待人看上去很严肃，但实为宽厚，对干部总是热诚相待。凡是大事都拿到校党委讨论，特别是干部问题，坚持集体讨论，任人唯贤，从不个人决定。平时对政治工作、训练工作都很支持，政工会议， 训练会议他经常参加。 每次会议几乎言必讲团结。尤其是军大初创时期，在职干部和学员来自各个地区，他更带头倡导团结。如1946年11月初，校部刚合并组建起来，在校直首次干部会上，余副校长就动员校直机关要带头加强团结， 号召所有同志“互相虚心学习、不骄傲、不守旧、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取长补短”，同时提出“严禁 小广播，背后论长论短搬弄是非”。11月22日，军大第一次政工会议布置三个月政工计划，余副校长到会讲话，明确提出政治工作要把发扬英勇奋斗精神，把维护和增进团结放在第一位。我在军大工作一年多，和余副校长朝夕相处，从未听到他在背后说三道四。无论什么场合，他对曾生副校长以及学校其他领导同志都是十分尊重的。工作中他勇挑重担，见难而上。如第一期三大队有为数不少的学员是淮南地区的区县干部，抗日战争中他们一直在本乡本土坚持斗争。蒋军进攻解放区，他们从淮南撤退比较仓促，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埋怨情绪。余立金同志曾在新四军二师兼任淮南军区政治部领导工作，他数次到三大队参加党的会议，向学员讲话，引导大家既要想到解救家乡的父母兄弟，还要学好本领，立志解放全华东、解放全中国，使这批学员迅速安定下来。学校由胶东向渤海地区转移，华东局部分人员随校部行动。在情况比较紧急的关头，余立金同志身先士卒，夜晚提着马灯，冒着大雨，从堤岸到渡船来回奔走，亲自指挥，扶老携幼，到最后一批他才过黄河。当时校政组织科有位苏南北撤的女同志徐佩珍，带着孩子还怀了孕，余副校长亲自扶着她和孩子上了渡船。 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徐佩珍夫妇和其他战友的脑海里。东江纵队的许多同志都是在南方长大，过去从未见过下雪，第一次来到北方，从语言到生活习惯碰到不少困难。曾生同志也常下去到四大队、五大队亲自做工作，要东纵的同志“多向八路军、新四军老大哥学习 ”,“这是多年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在校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倡导下，各地区之间、各大队之间相互谦让、相互学习蔚然成风。举一个小例来说，军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为了庆祝大会师和欢迎远道而来的东纵同志，就把由东纵干部组成的五大队放在会场正中，这很符合全校同志的心意。东纵干部比较年轻，文化程度也比较高，很有朝气，部队一集合，歌声不断，拉拉队特别活跃，向其他大队学习的口号此起彼落，整个会场显得生气勃勃。以后开大会、看戏，几乎都是五大队坐在中间，大家都很乐意，这也无形间增进了团结的气氛。
在学校主要领导同志的带动和影响下，各级干部都能带头讲、带头做团结的表率。由华中雪枫大学组成的第一期二大队，在首次政工会上即提出把发扬阶级友爱、互相学习、加强团结、严禁小广播、小团体等自由主义现象作为学习公约的主要内容。在军大工作期间干部队伍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点：一是中层干部主动向兄弟友邻部队学习，二是基层干部处处以身作则。当时大队一级领导干部和机关的科处长，主要由红军和“三八式”干部组成，如艾明山、钟贤文、方中立、樊道余、周福兴、田长华等同志是经过长征锻炼的，余伯由、卢华等同志是抗战爆发不久就参加革命部队的大学生。有的同志过去长期在一个地区独当一面， 如谢立全、王作尧、杨康华等同志。他们在工作中既兢兢业业敢于负责，又经常讲兄弟部队、兄弟单位的长处和优点，很少夸功炫耀自已。基层干部都是老的营职干部，他们和学员整天吃住在一起， 同到课堂、同上操场，无论驻训、行军都和学员打成一片。训练掀起高潮时，天明前、熄灯后，学员偷偷到操场出小操、练投弹、练刺杀是屡见不鲜的。为了关怀学员的健康，不少干部深夜查铺，有的甚至彻夜不眠做说服劝阻的工作。1947年秋敌重点进攻胶东， 军大转移北渡黄河，正值河水暴涨，汹涌澎湃，地面大雨漪沱。雨刚停不久敌机就凌空打照明弹，轰炸扫射，我各级干部勇敢沉着指挥，哪里有险情就出现在哪里。待安全渡到北岸后，又传黄河将决口，命令所有军民要迅速脱离水患险区。我们以急行军跑出数十里，十部带领部队秩序井然到达安全地带。学员都称赞干部以身作则，指挥得好。
我们注意提高在职干部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凡较大的会议都有典型经验介绍。第一期毕业后，除各单位各部门总结工作经验外，校党委专门召集全校干部开会20多天，进行经验总结和典型介绍。土改教育时，分批组织轮训，所有在职干部都轮训一遍。干部们都反映受益颇大。政治水平提高了，工作能力加强了，团结自然也得到加强。
第三、课堂和操场是增进和检验团结的主要场地。军大成立不久，校党委会和校政工会议都专门讨论了校风间题。大家一致认为，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就是军大的校风，继续发扬抗大校风要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团结互助、刻苦耐劳，英勇顽强”。 军大的主要任务是训练， 要把这些传统作风贯穿到课堂、操场和各种实际活动中去，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无论军事政治训练，都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创造新的教学方法。军事训练中广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 政治教育也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敞开思想， 自由辩论，发动群众自已总结经验。学习中大力开展革命竞赛，扶持与表彰那些勤学苦练，深思钻研，成绩显著的尖子，又普遍开展学习互助活动，使一个组一个队都得到集体进步。如第一期的立功创模运动，第二期的进步运动，第三期的土改教育，新式整军运动，第四期的控诉、坦白运动以及各期中的行军转移等等，都把搞好团结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团结既是搞好这些活动的保证，又是检验这些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团结好坏是评定一个单位工作优劣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也是个人评比鉴定的一项重要内容。各期训练中，我们在全校各个中队都普遍开展了团结互助运动， 学习上互教互学，思想上生活上相互帮助。朱传春、井彩、雷保华、申明德、李宇光等等学习模范，同时也是团结互助的模范。可以说团结之风渗透到军大的各个单位，各个角落。团结、学习、工作密切结合着。军大所以能如期地一批一批把学员输送到前线，这些学员在不长的时间内在政治思想与军事业务上普遍有
一个明显的提高，是与发扬集体英雄主儿深入开展团结互助分不开的。（作者：欧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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