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开田同志简介:

北撤渤海谢惠民 解放战争的1947-1948年,我的一家背井离乡北撤渤海,这虽然已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但却是令我难以忘怀的一段人生经历。 我的家乡柘沟镇,地处曲阜、宁阳、泗水的交界,属鲁中南山区丘陵地带。虽不如江南小镇那样秀丽,却依山傍水,自古盛产陶器,商贾云集,是附近地区的商贸文化中心,典型的北方农村集镇;虽地处孔孟之乡,但接受和传播进步思想的活动却开展得较早,群众基础比较好,是全县早期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 抗战胜利以后,通过减租减息、土改斗争锻炼的柘沟人民,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各级人民政权更加成熟。民兵、儿童团站岗放哨,妇救会做军鞋支前,欢送参军的秧歌队载歌载舞;学校里书声朗朗,街道、麦场上歌声嘹亮,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在操练之余,帮助房东挑水扫院子……处处充满欢乐,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947年2月,国民党军发动的全面进攻遭到挫败之后,改为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集中众多兵力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的战法,向山东解放区进攻,土改时外逃的反动分子,也乘机组成还乡团,企图向翻身农民复仇倒算。 当年3月,国民党军占领鲁南,进而进犯鲁中,地处鲁中南的柘沟镇危在旦夕。为了打击敌人和保存革命力量,年富力强的党员干部都参加地方武装组织,用游击战术活动于泰(安)、泗(水)、宁(阳)的山区地带,时时袭击敌人据点;老少、体弱的军干家属,为了逃避战争和还乡团的劫难,则纷纷走出家门,撤离家乡。 我的一家在当时是革命家庭,祖父谢开田曾是参加八路军临沂参议会的参议员,父亲谢景堂虽不是脱产的党员干部,但经常在镇政府忙这忙那,是不脱产的镇文书。四个兄长中,有两个谢付馨、谢付芳,1945年参军,一个在鲁中南军区,一个在胶东渤海银行;另外两个兄长谢三民、谢四民在曲师读书,曲阜师范学校实际上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学校,大嫂张佩莲、二嫂刘青莲是村妇救会干部。因此,我的一家肯定是国民党、还乡团的打击重点,不撤离家乡,无疑是别无生路。 在撤离的数天前,却还平静如常,我在柘沟四村小学读二年级(教师李庆林)。外边时有传闻“中央军要来”的消息,家里开始了外逃的思想准备。但受逃避日本鬼子进村的经验影响,认为撤退时间不会太长,所以撤离的衣物行李基本没有准备。一天中午,大嫂正在摊煎饼准备些带的食品,父亲和二嫂先后从外边急奔回来告诉家人,“赶快走,中央军要来了!”听到这一消息,大家忙乱中收拾了点东西,把刚摊完一半的煎饼带上,父亲牵上毛驴,母亲抱着两岁的六弟,大嫂背上包袱和四岁的侄女,二嫂背上行李,不满8岁的我跟着祖父匆忙离家直奔杨家庄——我的外祖母家。 撤出是匆忙的,前进没有明确方向,也没有组织领导;在外祖母家住了大约1-2天,听说中央军已占柘沟,全家紧急经黄土崖翻山去了山后。在山后村庄遇见一熟人,那人告诉祖父,他是派来找家属的,已经找了好几天了,北边有敌人,要向东走,并将路线、地点和联系人告诉了父亲,此人说完便找另外的家属去了。听到这一消息,全家喜出望外,立即开始翻山越岭,日夜兼程,紧急赶路。白天时有飞机在上空盘旋, 饱一顿、饥一顿,心惊肉跳忘记了奔波的疲劳,经过5 -6天的紧急赶路,终于在预定时间到达蒙阴县城。蒙阴城住着很多人,有军队,有支前民工,也有很多撤退的家属,战争气氛很浓。次日便离开了蒙阴,向旧寨、坦埠、沂水方向走去,时而公路,时而小路,时向东,时向北,家属队鱼贯而行。 离开蒙阴时,家人只有六个了。66岁高龄的祖父牵驴,母亲抱孩子骑驴,大嫂背包袱和孩子,我随队而行。这时,父亲当了联络员,超前行军,安排路线和驻地联系;二嫂参加了干部集训队,集体行军。虽然自家人少了,但又遇见了柘沟撤出来的一些家属。有一村的张自银、张自赓全家;二村的朱梯云、朱庆华爷俩;五村的刘元纪叔嫂(即刘海岩家属);武世岱家人(即武雨琴家属)等等,还有兖州、宁阳等外地的一些家属。 到沂水以后,转向北方行军,经南麻、临朐一带向胶济铁路靠近。因为胶济铁路沿线有敌人,过胶济铁路必须隐蔽穿越。走到铁路以南某一村庄全都停下,待命出发。当时交待:等天黑时出发,急行军,不准有响声,不准有烟火。晚上行军时只听到唰唰的脚步声,说是急行军,对小孩来讲就是小跑。天黑无月亮,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只听到“小心,快跟上”的传话声,家属队两侧也都有队伍同行,直到天亮才停止前进、休息。后来才知道家属队伍的两侧分别是军队和干部集训队以及学生队伍。 队伍继续北上,向广饶、博兴方向前进。当时天气炎热,又有飞机盘旋轰炸,因此多半夜里行军。到博兴以后,方知还要渡黄河。这时家属队中有些怨声载道,不知走到哪里是终点,但都还是服从指挥继续前进。因为黄河沿岸时有敌人把守,只能寻找敌人把守的缺口进行抢渡。记得是在叫“东道旭”的地方渡河的,渡河有严格的要求:行李不能多带,不能说话。毛驴是不能再牵了,父亲与房东商议,房东愿以3万元买下了那头曾与我家共患难的毛驴。夜里急行军,向黄河岸边靠近,只听见脚步声和远处传来的“哗哗”发大水的声音。在黄河岸边,伸手不见五指,只有远处敌人的照明弹耀眼照人。因为船只有限,又是载货船,人挤人肩碰肩,就这样,快天亮时,全部渡过黄河,又继续走了一段路程到了安全地带,便停下来休整。这时,大家互相询问并谈论抢渡黄河的危险情景。 正值炎夏,有医无药,无水可饮,因为行军路上的生水是苦咸的,两岁的小弟弟患了痢疾,一天比一天严重,大人干着急没办法,记得可爱的弟弟生病前活崩乱跳,时而学汽车,时而学飞机,逗得大家欢笑不止;看到病弱无力的弟弟,无不为之痛心。小脚的母亲怀抱病儿边难过,边行走,就这样,走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小弟弟因脱水而死,祖父用草简单包了一下,埋在路边。当走到前方某一城镇时,父亲告诉说:药买来了,小六怎么样?当他看到祖父、母亲痛苦的样子,父亲意识到已经晚了,内疚地相互安慰一番,继续前进。在解放区行军,虽然没有敌机盘旋,但炎夏的烈日,对老少体弱的行军队伍来讲,依然是艰苦的。于是,上级决定:日行20-30里就行。而且大部分在夕阳西下和晚上行走。就这样,经惠民、到乐陵,抵达驻地,干部集训队、曲师学生队也都在附近。记得到乐陵时间是10月22日,正好是重阳节,祖父吟小诗一首:“自从七夕渡黄河,哪天不行半夜多;九月重阳到乐陵,全家才得安全窝。” 在乐陵住了很长时间,除了不断传来一些胜利消息之外,有三件事情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第一件是上级发放衣物、食品 大家撤退时带的行李本来就不多,过黄河时,稍重的物品又处理了一些,所以各家所剩衣物已经到了少得不能再少的程度。秋冬来临,日渐变凉,御寒成为家属队的重大问题。这些,上级已经考虑周到了,及时将战利品中的衣物和部分食品,按人头发给大家。衣帽式样是美国货,五花八门,祖父得到一顶翻毛折沿帽子,他作为珍品,一直戴到去世;食品有美国豆粉、饼干等,祖父患疾病时的补养品全靠分配的豆粉。第二件是父亲、祖父开办中药房父亲当联络员,对外联系多,也时常给当地群众看病,家属队老小体弱也需要必要的医疗条件,在乐陵的时间尚不明确有多长,父亲和祖父商议便采购了些常用药品,父子俩看病,父亲抓药,深受众人欢迎。在没有戥子称的情况下,父亲手抓为计量,实际对照,与称的重量相差无几,一时传为佳话。 第三件是学生就读复学 父亲联系当地学校,安排适龄学童插班就学。学校条件简陋,还是混合班,每人发了课本,我读第五册(三年级),由于与在家乡学的不衔接,加上长期荒废,学不进去。当地盛行秋千、栽跟斗、摔跤等体育活动,还有河北梆子等戏班子时常演出,学生上学也只是样子。 1948年春天,家乡解放了,上级组织安排撤退家属还乡,沿途除个别大城市之外,基本都是解放区,回程也不是大队伍形式,行军速度的要求也是宽松的,路线大致是乐陵、惠民、博兴、淄博、莱芜、楼德。出楼德乘坐了一辆军用马车,至夏秋时节,便平安地到达故乡——柘沟了。 至于回家以后,父亲操办着恢复柘沟学校,筹备卫生协会那都是以后的事了。但有一件事,当时年幼没多想,现在回想起来,对父亲我有很深的内疚感。当时,组织打算叫父亲到县里任职(拟任泗水县副县长),父亲未去。后来我看到他写的一篇日记:“上级拟令我到县任职,本应前往,孩子多在外,家有老父幼子,何以可行,故辞也。”直到1955年当他感到自己已经病危时,还硬逼着我外出求学……我的父亲是严厉的,甚至缺少慈祥的面孔,但他的内心却是处处为着别人着想。每想到此事,我对父亲都由衷地敬佩和感激。值得骄傲的是家乡人民的革命热情,在淮海战役中有着更突出的贡献。1948年底,解放不久的家乡人民掀起了支前热潮,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加泗水支前大队,奔赴前线,承担运输任务,成绩突出,受到表彰。泗水支前大队的二把手独轮车至今珍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中,成为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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