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轩同志简介：

　史可轩，1890年3月9日出生于陕西省兴平县马堪村。1907年夏，史可轩到太原加入山西常备军第一营后队七棚当兵，并被调任山西新军协统司令部司书。后因和地方好友揭露军队一些黑幕遭逮捕，在狱中，史可轩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久他父亲托人将他保释回家。1909年夏，史可轩考入太原陆军学校。先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1914年在日本参加了中华革命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27年7月被反动军阀杀害。 　　 　　跟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山西新军立即响应，组成革命军。史可轩所在的陆军学校学生编成了学生军，史可轩任游击营营长，随续西峰带领的忻（州）代（州）宁（武）公团围攻大同清军，一举占领了大同府。 　　次年初，李岐山在晋南运城起义，成立了晋南革命军第一混成旅，自任旅长。史可轩应约到该旅任第一团团长。后李岐山因联络河东道尹张士秀扣留运城盐款，得罪了阎锡山，阎锡山和袁世凯勾结，强行编并了晋南第一混成旅。史可轩对此不服，遂带领一部分武装西渡黄河回到陕西同州（今大荔县），投入陕西革命军陈树藩部。 　　1913年秋，由陈树藩推荐，陕西省保送史可轩到孙中山在日本主办的浩然军事学社学习。该学社专门培养高级军事人才，有学生100多名，聘请日本现役高级军官讲授军事课程。孙中山常到学社对学生讲解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形势，讲解中国民族独立的重大意义，鼓励学生学好军事本领，回国后联络同志，领导民众打倒军阀，重建民国。史可轩在学社除了认真学习规定的课程外，还注意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史，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在学社结识了广东的陈铭枢、江西的李明扬、四川的吕超以及陕西的井勿幕等。 　　10月27日，他在回复堂弟史世芳的信中写道：“地球公转，循一定轨道而不间寒暑；江河赴海，奔流直前而不舍昼夜。斯二语乃圣贤坚毅创业精神，英雄成事基础。”信中还说：“其能征服外界而立之者，斯为圣贤，为豪杰。其为外界所征服而降之者，即为奴隶，为牛马。……愿我弟兄互相勉励，不间不舍。”次年1月19日，他再次给堂弟复信说：“绕吾身以外之困苦艰难，逆心拂意之事，皆所以磨练成我也。吾人处世能勘得此关底蕴，则一事保万事举矣。”表现了史可轩坚强的革命意志和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 　　1914年夏，史可轩在日本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不久，他奉孙中山之命，与同在浩然军事学社学习的陕西同乡胡笠僧、冯子明、张德枢等一起回国。因史可轩在山西关系较多，回国后他直奔太原，与续西峰、李岐山、张汉杰等取得联系，筹划反袁运动。由于事机不密，被投靠袁世凯的阎锡山发觉，下令通缉史可轩等。他遂与续西峰、李岐山、孙岳、邓宝珊等避居华山之下的“共学园”，继续策划讨袁运动，并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进行联络和宣传。1916年，陕西督军陈树藩创办承德中学，史可轩被聘为该校事务主任，负责筹建工作。这期间他积极支持屈武、耿炳光等领导的学生运动，同时，又与井勿幕、胡笠僧等一起秘密筹划革命工作。 　　1918年初，靖国军在陕西三原建立，井勿幕任总指挥，史可轩在总指挥部担任副官。次年，井勿幕遇害，总部人员并到第四路军，史可轩担任第四路军总司令部副官。冯玉祥督陕后，将靖国军第四路军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师长胡笠僧），史可轩担任该师第一旅副官长。之后该师调出渔关，驻防河南彰德（今安阳）和直隶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时，史可轩受胡笠僧派遣，与当时担任直隶大名镇守使的孙岳，以昔日同避华山“共学园”的关系，多次商讨反曹（锟）倒吴（佩孚）行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联合胡笠僧、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这时史可轩任骑兵营营长，进驻北京，因出色完成警戒紫禁城的任务，被任命为国民军第二军第三补充团团长。不久，我党派李大钊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会见了冯玉祥、胡笠僧、孙岳等人，说明了我党联合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政策，冯玉祥等表示愿意接受我党的政治主张，积极参加国民革命。随后，我党派了一些同志到国民军中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史可轩对我党这一宣传工作给予多方面的协助和支持，并设法找我党的负责同志面谈。李大钊了解到他的心情之后，立即会见了他。此后，他偕挚友许权中多次会见李大钊。在我党的帮助下，史可轩联络邓宝珊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孙中山北上宣言，热烈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是，声明国民军决不被军阀所利用，要坚决站在工农一边。他还在军队中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发动官兵群众支持孙中山北上。这期间，他在北京曾拜访了孙中山，叙谈了在日本时的军校生活，聆听了孙中山关于彻底消灭北洋军阀和统一国家的谈话。 　　 　　接受马列主义 　　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1924年底，史可轩被河南军务督办胡笠僧委任为郑州警备司令。赴任后，他走遍郑州街头巷尾，视察情况，部署工作；积极协助铁路局排除运输堵塞，保证车辆畅通运行；还为繁荣地方经济、安定社会秩序做了大量工作。 　　在此期间，他还大力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运动。同年冬季，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派马文彦到河南恢复京汉铁路工会。马文彦到郑州后利用陕西同乡关系争取了胡笠僧和史可轩的支持。12月下旬，京汉铁路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浦洛园召开时，史可轩派兵警保卫会场，胡笠僧送了“劳工神圣”的匾额，大会井然有序，热烈异常。在胡、史的支持下，到1925年春天，陇海铁路工会、道清铁路工会、六河沟煤矿工会、焦作煤矿工会、郑州纱厂工会等都先后建立起来。工会会员猛增，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新发展。 　　1925年春，胡笠僧对盘踞豫西的直系军阀余孽憨玉崛师进行讨伐。史可轩团担任前锋，很快攻克了洛阳、荣阳等地。不久，该团扩编为第二师第三旅，史可轩被提升为旅长。洧川县土匪猖獗，百姓深受其害。第三旅进驻洧川县后，史可轩率部清剿，在当地群众协助下，迅速荡平匪患，救出“肉票”数百人。群众送给“纪律严明”、“一路福星”、“百家生佛”等匾额，以颂扬史部为民除害、爱护百姓的功德。 　　史可轩在郑州时，结识了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通过多次交谈，史可轩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极表赞成，对王若飞由衷敬仰。他将王若飞送给他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等书随身携带，得空便读。8月底，史部移驻新乡整训。在王若飞的帮助下，这次整训增加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内容，对军官设有军事典范、中国时政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讲堂教育；对士兵设有操典、射击和识字等课程，同时还请共产党人讲授土地问题、武力与民众等专题。整训期间，史可轩还在全旅建立了一个军人俱乐部，组织官兵学习革命道理和举办文化艺术活动等；建立了干部教练所，以培训基层干部。经过这次整训，全旅官兵精神奋发，军容整齐，部队的军政素质和精神风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了打击开进山海关内的奉系军阀，切断奉军天津和山东的联系，史可轩于1925年11月奉命率部攻占了青县、马厂等地，并乘胜进驻天津。12月，史可轩遵从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与占领天津的邓宝珊师长联合发表对时局主张之通电。 　　在此期间，史可轩还处决了躲藏在天津意大利租界内的土著军阀、镇篙军首领马瑞旺，坚决驳斥了意大利驻天津公使的所谓抗议。 　　1926年初，为增援驻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岳维峻部，史可轩率部移驻开封。他在开封见到王若飞时表示：军阀连年混战，民不堪命，看来救国救民，国民党和国民军都无能为力，惟一的希望将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自己愿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请党组织给予审查。 　　不久，王若飞奉调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临行前，告诉史可轩听候消息。 　　3月，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张作霖、吴佩孚联合进攻下，宣告下野，赴苏联考察，所属部队退往西北。史可轩也暂时离开部队，回到天津家里小住。他对旅参谋韩威西说，广东国民政府正在准备出师北伐，但要进抵长江流域还有一段时间，借此机会去苏联看看，学习些经验，对中国革命很有必要。为此，4月间，他只身去上海，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再次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最近的想法。不久，经王若飞和陈家珍介绍，史可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8月上旬，党组织为他办好出国手续后，乃启程赴苏。 　　 　　参加五原誓师策应北伐进军 　　 　　史可轩踏上赴苏旅途之后，北伐军连战皆捷，迅速向武汉推进。他行至上乌丁斯克时，接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同冯玉祥、于右任一起回国，整编部队，策应北伐。 　　当时，由莫斯科回国的于右任、马文彦等一行，正好抵达上乌丁斯克，史可轩便同于右任一起回国。途经库伦时，与冯玉祥的车队会合。一路上，史可轩非常兴奋，对同车的马文彦讲述了为追求真理而奔波半生的历程。他说：“我在上海停留期间，经王若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政治生命的新生。奔走了这么多年，才找到了救中国的道路。” 　　9月15日，他们到达绥远省的五原镇。翌日，史可轩参加了冯玉祥召集的将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推举冯玉祥为总司令。17日，隆重举行就职誓师典礼大会。冯玉祥在大会上宣读誓词后，通电全国，宣布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正式成立，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为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27日，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决定建立联军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刘伯坚、于右任等被选为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冯玉祥、史可轩等5人被选为联军国民党党部监察委员。不久，邓希贤（小平）、李林、唐澎、刘志丹等也都担任了联军各级政治机关的领导工作。 　　五原誓师后，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方仲如给刘伯坚、冯玉祥送来亲笔信，指出：国民军应进军陕西，击溃直系军阀刘镇华部，解西安之围，然后以关中为据点，出师潼关，策应北伐，会师中原。冯玉祥完全接受了这一建议，放弃了他原来进军北京，经直隶会师中原的计划方案。在这期间，史可轩曾向党提出，在同冯合作过程中要保持我党的独立性；在进军陕西解西安之围以后，应把陕北土著军阀井岳秀赶走，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牢固军事基地。 　　10月，史可轩与于右任等乘汽车由五原西进，经临河、瞪口、石嘴山到达银川。在银川停留期间，他打听到原旧部由许权中带领到达陕北，遂只身由银川赶往榆林。11月中旬，史可轩由榆林同其旧部一起到达三原，受到先期到达三原的于右任等军政要人和当地农协会员的热烈欢迎。 　　为了肃清渭北一带的匪患，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史可轩担任了渭北清乡司令，清乡司令部设在三原察院巷。在史可轩部队的配合下，农民自卫军迅速捉到横行径阳县云阳镇一带的3名匪首，经群众大会公审后，予以枪决。从此，云阳农民协会声威大震，治安大定。 　　为了培养农运干部，史可轩在渭北中学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自任所长。讲习所有学员50多人，是从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出来的，按军队编制，发军衣、军帽，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开设的政治课程有马列主义浅说、政治经济学、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等。史可轩常到讲习所讲课。他指出：目前政治腐败，军阀横行，官吏肆虐，贫苦农民无以为生，我们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清除贪官污吏，广大的劳动人民才有出头之日。他要求学员结业后回到农村，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成立农民协会，破除迷信，废除苛捐杂税，对土豪劣绅进行斗争，改变乡村的一切陈规陋习，树立新风貌。 　　11月底，在西安军民的配合下，国民军联军赶走了军阀刘镇华的队伍，解了被困达8月之久的西安城围，国民军联军遂进驻西安。 　　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惠友光任政治部部长，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杨明轩任教育厅厅长，杨晓初任财政厅厅长。这时期的联军驻陕总部实际上是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府组织，共产党员是它的核心力量。它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陕西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下设总务科、侦探科、军法科、收发科和政治保卫队；政治保卫队下辖手枪队、保卫队和政治宣传队。宣传队是史可轩回陕途经榆林、绥德时，吸收革命知识青年新建立起来的。在史可轩的直接领导下，政治保卫部各部门深入市区和附近农村，广泛讲解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意义和胜利进展的情况；发动和支持工农商学各界建立和发展各自的组织；帮助三原、兴平、长安等县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以及农民自卫队，并给予经费和枪支的实际援助；妥善处理了劳资和其他民间纠纷，严惩了贪污受贿和其他违法事件，使社会秩序迅速好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称赞。省市工商协会和农民协会给史可轩赠匾额，表彰他支持工农革命运动的功绩。 　　1月20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史可轩、黄平万、雷晋笙作为西安市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宣布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史可轩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30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在西安召开会议，研究统一陕西境内武装、国民军联军统一建制和各部队成立政治工作机构等问题。刘伯坚等参与了会议的领导工作。史可轩出席了会议，并以《军队要施行政治训练》为题作了发言。他提出要用列宁建立红军的原则来建设我们的军队；军队要实行官兵平等；长官要爱护士兵；在基层要实行官兵同宿。他还提出官兵要懂得为什么打仗，只有明确了打仗的目的，才能战无不胜；军队要实行严格的群众纪律，只有使民众看到国民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自动的起来拥护和支持，才能无敌于天下。为此，他强调军队应该大力支持工农运动。在这次会议上，史可轩部被编为国民军联军卫队第一师，共有6500人枪，他被任命为师长，率部驻防西安。 　　1927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为了培养军政人才，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委派史可轩负责筹办中山军事学校。不久，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成立，由史可轩担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任政治部主任，高文敏（克林）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兼党的总支书记，许权中任总队长，聘请乌斯曼诺夫、赛夫林等5位苏联顾问任教官。从国民军联军中调出下级军官和招收的进步青年700多人入校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授课内容除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训练外，还设有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列宁主义概论、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军队的政治工作等课程。对共产党员和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的学员，加授“什么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ABC”等党课。当时，史可轩虽住在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但每天早晨常常和学员一起在操场上操练。为了锻炼学员过硬的作战本领，他亲自安排风雨夜的紧急集合，淋着雨对学员讲话。他关心群众生活，经常深入到师生中征求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对学员提出的问题善于启发诱导，最后给予明确的回答。这所学校在为党培养人才上成绩卓著，颇具声誉，一时有“西北黄埔”之称。在此期间，学校还兼办了保卫队军事干部教导队，学员120名，3个月一期，共办了两期。对初级军政干部和进步知识青年，除施以军事和政治训练外，还令学员到街头、农村进行宣传工作，参加群众大会，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从事革命实践的锻炼。中山军事学校和军事干部教导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为革命培养了千余名军事、政治骨干。 　　史可轩成功地抓了几件民事和政治案件的处理，对安定社会秩序，树立社会新风尚起了很好的作用。第一，处理劳资纠纷案。西安某鞋店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保卫部接受了工人的控告，在史可轩的指示下，派人调解，说服资方给工人增加了工资后胜利复工，生产发展了，劳资双方各得利益。第二，《西安日报》社社长陈昆山经常利用该报发表反对苏联、反对联军驻陕总部一些革命措施的文章，甚至攻击总部财经委员会关于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烟的政策。政治保卫部对陈多次警告无效，遂将该报封闭。第三，这个时期，连续接到数十封武功县绅士们送来的状子，告县长宁益轩“私摊滥派，徇私舞弊，鱼肉百姓”。史可轩随即派人将宁益轩押解到西安。第二天在政治保卫部开庭公审，他亲自担任审判长，并邀请联军总部参谋长李兴中，政治部部长惠友光等和民众代表数10人陪审。当被告与原告对证时，宁益轩将各种款项回答得有条有理，而原告们却张口结舌、支支吾吾。后经查对，摊派的数目和解交的数目相符，宁益轩没有营私舞弊情况。史可轩严厉斥责了诬告者，宣布宁益轩仍回武功县当县长。旁听者和民众都称赞史可轩秉公执法，是非分明，不愧名叫“宗法”。第四，对跟随他多年的副官严寿山和手枪队队长王建业犯罪行为，绳以法纪。严、王受派到西安城南的引镇处理一件民事纠纷案，受贿军用流通券5万元，便敷衍了这场官司。事后一方不服，把状子亲自送到史可轩手里，并经军法科调查属实。为严肃军纪，将严、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4月16日，为了鼓励国民军联军出师潼关策应北伐，动员群众肃清后方，在我党的组织领导下，西安工农兵学商各界80多个团体6万多人，在莲花池（今莲湖公园）举行了西安民众拥护国民军出师潼关会师中原大会。会上各界代表都讲了话，还发表宣言，向全国人民、向冯玉祥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出通电，要求全国人民一致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要求冯玉祥保护农民协会，扶助农民武装，肃清后方，会师中原；要求武汉国民政府积极接济国民军粮饷武器。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当请愿队伍到达驻陕总部时，史可轩、刘伯坚代表联军驻陕总部和冯玉祥讲话，对民众的要求表示极力支持。这次大会，对于动员和鼓舞各界广大群众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运动，促进国民革命向纵深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武汉的国民革命军主力正沿京汉线向河南进军，急需国民军联军迅速出师潼关，策应北伐。为此，史可轩偕于右任去三原恳请杨虎城率军与各路军一起出潼关，完成革命大业。可是，联军第二军总司令岳维峻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李虎臣亦不接受军长职务，给部队出师带来不利影响。史可轩为大局着想，亲自对岳、李进行说服，岳、李才答应按计划出兵。 　　5月初，国民军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在西安红城（今新城）广场宣誓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随即率部东出潼关。驻陕总部决定组织慰劳团，前往河南前线慰劳将士。但是由于经费困难，筹集慰劳品不易，史可轩遂倡议并组织西安秦腔名艺人在易俗社举行义演，戏票以高价摊派给大绅士和商店老板，从而解决了慰劳经费和慰劳品问题，使慰问团这次慰问得以成行。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发出通电，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西安各界民众团体随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蒋群众运动。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马克思诞辰，5月5日在红城广场召开了西安各界民众10万多人的大会。史可轩任大会总指挥，刘伯坚、刘含初以及各界群众团体代表讲话，揭露了蒋介石的各种反革命活动，指出蒋介石已经与吴佩孚、张作霖无任何区别。大会通电国内外，公布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罪状12条；还通过了反对苛捐杂税、改善工农生活、建立工农武装等多项决议案。 　　当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的噩耗传到陕西后，史可轩等共产党员怒不可遏，即以联军国民党特别党部的名义，于5月16日召开西安各界人民追悼李大钊烈士大会。史可轩主持了大会，会后，在《陕西国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追悼李大钊烈士宣传大纲，系统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屠杀革命志士的罪行；介绍李大钊等烈士的革命事迹和坚强不屈为国为民壮烈牺牲的伟大革命精神，特别指出了李大钊在改组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指导北方革命运动中的不朽功勋；号召国民革命军及人民群众擦干眼泪，不屈不挠，鼓起勇气，坚强意志，为中国革命大业大踏步地勇敢前进。 　　 　　形势逆转坚决保卫革命武装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迭克洛阳、郑州等地，与武汉北伐军胜利会师。就在这革命形势胜利向前发展的时候，冯玉祥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在6月召开的徐州会议上接受了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主张，在豫陕两省开展清党反共的活动：“礼送”苏联专家回国；赶走在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封闭了各级农民协会、工会和一切革命群众团体，缉拿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乌云满天，局势出现了一个大的逆转。 　　徐州会议以后，冯玉祥即电令陕西省主席石敬亭，要把史可轩和他率领的政治保卫队、中山军事学校分别调往潼关、郑州，企图分而治之。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不受损失，中共陕西省委接到史可轩的报告后，曾经考虑将其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也曾设想过：A、出关受冯节制，史可轩下野，军队由许权中统帅，保全实力；B、抗拒冯令，奔向北山独立发展或归邓宝珊由南路出关。省委最后经反复权衡，决定让这支部队奔向北山独立发展。为此，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史可轩暂执行冯玉祥东开命令，先率部离开西安，观察形势的发展，争取时间，相机北上；同时派杨晓初随军行动，负责部队党的工作。 　　史可轩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当即召开了政治保卫部和中山军事学校的干部会议，决定军校停办，发给学员武器弹药，将政治保卫队改编为4个营，由许权中担任总指挥，向北开拔。7月15日，部队离开西安，到达草滩镇宿营。当晚，史可轩在草滩镇一个古庙里召开干部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和部队的处境，决定由渭河乘船东行。第二天部队由草滩出发，3天走了45公里水路，到达临潼县交口镇，司令部设在交口小学里。史可轩一面派人去北山一带侦察情况，为部队暂时落脚寻找合适的地点；一面派张育生营长持信与国民军第二军驻陕的上层人物联系，以防发生不测。这时，邓宝珊来信联络，欲与史部合作组织一支“左派”力量，从南路入豫，与武汉国民革命军合作，抵制反动势力。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一计划也是可行的，是扭转西北形势的机会。可是，汪精卫武汉叛变的消息很快传来，使这一计划未能实施。依据形势的新变化，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史可轩率部北上黄龙山区，与宜川、清涧一带由我党掌握的武装石谦部靠近。省委派宣传部部长崔孟博来交口镇传达了这一指示。 　　当晚，史部召开了党的秘密会议，研究了总的形势和确定了部队的行动方向和路线。第二天，史可轩又在交口小学召开了军事会议，传达了党的决定。7月30日，部队由交口镇出发，进至康桥镇宿营。再向前进，必经国民军第二军田生春师驻防的美原镇。史可轩想利用和田的旧交关系让部队顺利通过，遂以筹备粮草为名派营长张育生前去侦察田的态度。田生春对张很不友好，但张却并未在意，加上他怕伤害了史、田之间的“和气”，因而返回时没有对史如实汇报情况，反而说田生春的态度很好，没有发现意外情况。史可轩也过分信赖自己和田的旧交，遂带了数名警卫人员，身着便衣，乘马车前往美原镇会见田生春。不料，田生春在反共逆流之下，又受其上级指使，根本不念旧情。当史可轩和随员刚进入美原镇，田即令关闭城门，并派其参谋长前来“迎接”，将史带进司令部，假以设宴招待，先将史的警卫人员缴械，随即将史可轩捆绑，逼其投降。史可轩义正词严，坚贞不屈，大骂田生春忘恩负义，反共反人民绝无好下场。当夜，史可轩惨遭杀害，时年37岁。 　　史可轩牺牲后，国民军第二军各部立即拉开合围的阵势，政治保卫队处境非常危险。部队在党的领导和许权中的带领下，迅速脱离了险境，到达临潼县关山镇。在保证由许权中旅长统率原旅人员不调动的条件下，接受了冯子明部的节制，部队改为暂编第三旅，军校改为教导营。在此期间，部队还吸收了许多在地方上站不住脚的党团员入伍，既保护了同志，又壮大了部队的力量和改善了军队的成分。这支革命武装，后来成了1928年渭华起义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