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复祥同志简介：

吕复祥传略刘贞 吕复祥，字履贞，夏官屯乡杨官屯人。1901年生于农家。十岁入学塾，质资中常。但勤奋好学，弱冠之年，熟读四书五经，诗文练达。曾受清遗老举人孔宪泰、贡生姚丙麟的赏识。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中，本县各大村皆弃学塾，兴办学校，遂考入菏泽小学师资班，结业后回本县任教。 先生任教学校皆系复式教学，授课时间有限。为了使学生接受好新课，复习好旧课，便以校为家，加强辅导。如没要事，星期日从不离校。当时，小学课本内容纯属基础文化知识，缺乏爱国主义教育。故其利用纪念周的时间，系统地讲解历代爱国故事，教唱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歌曲，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自尊心。尤其不畏寒暑，诲人不倦，学生成绩日进，校规井然有序，深得学生群众的爱戴。 先生治学，焚膏继晷，学而不厌，曾写读书日记百余篇，选著四书讲议，韵律解说，学问自有见解，不为人所惑。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国藩由于蒋介石的吹捧，不少人崇其为完人。先生却认为曾氏虽然文有造诣，武能治军，文韬武略名重一时，但其奴颜媚外，纵兵烧杀抢掠，视人民如草芥，乃是披着礼学外衣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吕氏春秋》因系巨贾走上政治舞台的吕不韦主编，素为儒者所岐视，《北史》与《金史》而以魏、齐、周、金等国为正统，更为儒者所不齿，若读之则不自爱。先生以为历史不能割裂，读<吕氏春秋》’既能了解先秦各学派的要领，又可探讨秦国由小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治国方略；读《北史》、《金史》亦可从诸国的兴衰而有助于全面了解《南史》、《宋史》。．故将“杂学邪说”不可读的师言不以为戒，决然读之。当时本县士子能知二书者，唯先生一人而已。再如其三十年代所写金山秦王避暑宫诗：“成阳距此里万千，东巡驾莅史无传，骊山佳境都辇下，避暑何须择荒山。”足见其治学不承袭前人的独到之处。时届不惑之年，通读二十四史，博览诸子百家，知识渊博，诗文挥笔而就，词清意顺，气势磅礴，有大家风度。北大中文系教授吕乃岩、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党委书记姚来钦等，乃其启蒙学生，王绍一、姚紫垣同志皆以师视之。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芦沟桥挑起侵华战争，先生激于民族义愤，便与王中祥、王绍一等爱国人士、爱国青年在巨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初，王中祥、王绍一在中共郓城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于四、五月份相继建立了以王绍一为会长的巨北地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以王中祥为会长的汶、郓、巨、嘉四县边区抗日联庄总会。先生被聘为总会秘书，会同青年抗日救国会编写抗日宣传品。先生所编的抗日快板： “钟声响，号令传，会员奋勇上前线，长枪挑，大刀砍，杀鬼子，除汉奸，抗日保家园。岳飞朱仙镇上抗金兵，杨继业抗辽守边关，留下美名万古传，我们要做杀敌救国的英雄汉。”此快板，在1938年鼓舞巨北联庄会、青年抗日救国会会员奋勇杀敌，在舍身救国的抗日斗争中，起到了相当作用。是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官屯防地失守。王中祥、王绍一率领抗日骨干一部转战外地，留先生在巨北同王继升、刘惕才、张其义作地下抗日工作。 在抗战初期，先生得读毛主席所著<论持久战》，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同山大毕业生巨野抗日县政府第一任县长吴克讨论《论持久战》时说：“毛主席真是无以伦比的伟大军事家，审时度势，知已知彼，分析抗战三阶段，精辟之至。指明了抗战的前途，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并相继读了《整顿三风》、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实践论》、《论联合政府》等经典著作，认识到以往儒家的仁政乃是治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被蒋介石背叛，蒋家王朝已成为独裁统治，唯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大同之道。从而先生由一个拥护共产党抗战的爱国人士，成为马列主义的信仰者。 1940年，本县伪县长杨赓庭授意清遗老廪生张非之，编修民国开元后的县志。张以重礼聘先生为助手，先生义正词严地说：“现在修县志时非其时，如果秉笔直书不以日伪为正统，杨氏决不认可；如屈笔书日伪为正统，于节操有亏。孔子日‘成仁’，孟子日‘取义’，仁义二字乃立身之本，焉能违背？”张氏点首称是，遂罢修县志之事。1941年，因工作需要，先生在汶南方官屯以教书为掩护，作抗日统战工作。1942年，县宣传部长姚紫垣回巨北治病，由于坏人告密，敌人四出侦捕，在先生机智安排下，姚紫垣同志得以安然就医。1944年5月，我九团骑兵团消灭盘踞在汶南地区、向我南旺抗日县政府进犯的土顽张汉三团，先生提供的该部人数、枪枝、活动范围等情报，对我军全歼该部，获得作战胜利，起到一定作用。 1946年元旦，巨城解放后，先生积极恢复教育工作，任佃户屯小学校长、巨野中学校董会董事。带领师生参加反奸反霸、拥军动参社会活动，有力的支持了群运工作。．国共重庆谈判达成协议，全县人民选举国大代表，由先生监护本县选票票箱，至专署开箱检票。蒋介石撕破“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 8月份蒋军进犯鲁西南，本县教育停办，便协助刘惕才先生作情报工作。淮海战役结束后，仍任佃户屯小学校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生当选为县第一届各界人士代表会议代表和县第．届、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鉴于由地方编写的中小学课本，仍着重采用战时课本内容，学校社会活动频繁，先生提出国家应统一编写政治文化并重的教材，制订学校规章制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民文化素质，一培养建设人材，实现百年树人大计，得到领导的重视。1950年，要求回本村创办高级小学。由于群众的信任，顺利的于东大庙建立了高级小学。虽是新办学校，在其早起晚睡，以身作则，恪尽职守的影响下，师生同心，为教好学好而努力。不仅教学质量不次于他校，还以不影响教学为原则，配合了中心工作，多次受到县区的表彰。 　　1958年，在整风补课中，因提到“政府对粮食工作，缺乏调查研究，脱离实际造成大购大销，浪费人力物力，有的人还挨了饿，我就是其中一个。’’被定为散布反动言论，竟划成右派分子，勒令退职。离职回乡后，心平气和甘于生产队劳动。曾以“半生信仰崇马列，愿为舌耕尽微劳，言不审时咎自取，农暇研《易》乐陶陶”之句，抒发回乡后的心情。写《易经》浅解数十篇，可惜“文革”中为免再遭不测，而付之一炬。晚年虽然妻丧、媳死、子亡，家境凄惨困苦，但仍安然自处，从不求助于人。由于家境困难，常须拾柴为炊。凡在路上拉筢，定避开地头而走路中。每背粪头外出，见柴垛必远走之。其洁身自爱，令人钦佩。先生品学兼优，举止有节，律已待人，忠于职守，遇事不苟，耿直不阿，人不与私，其操行可谓无愧立身处世之道矣，故后乡里哀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