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传健同志简介：

任传健，1926年出生，山东省博山县下庄村人。1940年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先后在山东纵队一支队供应部当通讯员，鲁南军区兵工厂排长，山东省兵器局组织部干事，兵工局文教指导员，第二兵工厂组织科干事等。 全国解放后，1951年南下到重庆。接管国民党重庆兵工厂（兵器工业部国营451厂，第二厂名国营嘉陵机器厂，后称中国嘉陵集团）。在451厂期间先后担任组织干事，车间党支部书记，副厂长，党委副书记，厂长，顾问，调研员等职。 他在担任国营451厂厂级领导干部期间经历过两件事情。其一是60年代国家级科研项目“钢壳代铜壳”；其二是改革开放后“军转民，以民养军”，生产嘉陵牌摩托车。这是在我国兵器史上载人史册的两件大事。进入60年代我国处在困难时期，制造兵器枪弹所需的主要原材料黄铜完全依赖进口。国家为了打破这种格局，从战略的高度提出自主创新，将枪弹弹壳由原来的铜壳装换成钢壳代替，此项目交由451厂攻关完成。经过几年的奋战，历经艰苦曲折，终于在1956年试制成功。开创了我国枪弹史上以钢代铜的新局面，结束了大口径枪弹壳生产用铜的历史。这个重大技术革新的成功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仅以当年451厂生产的年产量为例，为国家节约黄铜2000吨以上。 改革开放后，为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搞活”和“军民结合、保军转民”的方针。开始试生产民品摩托车，在一无图纸，二无经验的情况下（当时只有几辆国外的摩托车样车），全厂上下一心，动员了工厂的所有力量，自力更生不计报酬，加班加点，经过短短的几个月生产出了和国外样车性能不相上下的“争气车”，也就是后来的嘉陵牌摩托车。嘉陵牌摩托车的诞生，开创了军工企业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先河，开创了国营大型企业自主创新面向市场的新局面，为军工企业成功转型树立了一面旗帜。样车出来后，得到老省部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但是，如何组织生产，如何面向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放在嘉陵面前最大的难题，也是国营企业如何搞活改革开放的一个严峻课题。没有任何的先例和可以参照的经验，要形成摩托车的大规模生产就必须寻求合作伙伴。在嘉陵摩托车生产之初，要寻求同行业或者跨行业的国营企业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打破条块分割、地域分割、部门分割，重新组建和寻求合作伙伴，形成以嘉陵为主体的配套体系。最早的嘉陵联合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在当时是一个创举。1981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看完一篇题为《生产摩托车的经过与内幕》的内参后，赞扬道：“这是一个很开眼界又很长志气的材料。”任传建同志在451厂领导工作近30年，为党和国家及军工事业做出了一生的奉献，为嘉陵摩托车的发展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任传健一生为人正直，对党忠贞不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成了靠边站的走资派，当权派；受批斗坐牛棚，但他仍心系工厂，想着群众。在那动乱的年代里重庆地区的两派斗争由最初的唇枪舌战到刀光剑影，最后升级为枪炮相斗。在两派群众武装斗争最为激烈的日子里，1967年8月，工厂的军火库所在地被一发燃烧弹打中起火（军火库就在山下的防空洞，只有任传健同志知道），如果火势蔓延到库房大门后果不堪设想。在这紧急关头，他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全家及一部分职工及家属顶着40多度的高温救火，从早上一直持续到晚上。在用光了附近所有家庭储备的生活用水的情况下，组织大家挑大粪灭火。直到当晚8点左右，终于成功扑灭了大火。当他回到家时，已经累的不成人样。他坐在家里的凳子上只说了一句话：“群众觉悟真高，要不然今天这座山都没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1973年至1978年451厂由部队军管，厂里成立了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任传健同志作为副组长，主管工厂的生产，他把两派职工群众组织起来恢复工厂的正常运作。他以身作则，不分白天黑夜和工人一起奋战在生产的第一线，每天只休息3个小时，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恢复了生产，一个月下来他瘦了20多斤，但当年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国家交给的生产任务。 1983年，他作为兵器专家被部里指派到巴基斯坦建立军品生产线。经过近2年的工作，顺利地完成了援巴任务，受到了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的亲切会见，为中巴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任传健，l986年离休，2008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