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惠安同志简介：

（陈惠安，男，1930年1月出生，1946年4月参加革命，1990年2月离体，原任中办、国办信访局副处级干部）1947年春，我所在的南海军分区独立一团二营，从即墨县东沿海转移到即墨县灵山前，守卫着胶东解放区的南大门，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即按照“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等要求，从各连抽调英勇善战的神枪手、班排长共三十六七人组成一支短少精悍的武工队。另外还配三名便衣侦察员，四连张副连长任队长，我从四班调武工队给他当通信员。每个战士装备日本三八大盖一支，有的排长还背驳壳枪一支，大家都非常羡慕排长们的一长一短，我仍用在四班当战士的马拐子步枪（我当时17岁，长得个矮，三八大盖扛着有点吃紧）。武工队的活动范围在即墨城左右，如马山、流亭机场，主要是监视敌情，破坏敌人的通讯设施等。我们昼伏夜出到敌营区展开特殊的战斗。 一天晚上，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踏着泥泞的小道出发了，朝即墨城方向走去，远远地看到即墨城上空的灯火辉煌。侦察员小刘带领我们向灯光一闪一闪的敌营区靠近，走到一村前，只见庄稼地里竖的杆子、村头的树上挂着很多电线，大家高兴极了，战士们三人为一组，手拿绕线的“工”字形线架子边走边绕，其余战士以班为单位，埋伏在营区周围，担任警戒。突然，远处麦地里有手电筒光闪动，有人朝我们走来，他们似乎发现了什么，大喊：”干什么的？口令？”我们早已卧倒隐蔽起来，张队长小声说：“查线的通讯兵，放他们过去。—离我们30多米的三个敌兵匆匆走了过去。各小组继续弄电线，天亮前，我们在夜幕的掩护下离开了即墨城，扛着搞来的电线胜利归来。通信连的战士们高兴极了。 不久，我们又去割电线，发现建筑物上和树上的电线不见了。原来，狡猾的敌人恐怕通讯设施再遭破坏，想出个绝招，把电话线埋入土里，这种儿戏，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武工队的行动十分隐蔽，夜间的行动是保密的。一天夜里我发现队伍里多了一个大个子，扛一门迫击炮，后面跟几个扛箱子的战士，我好纳闷儿，心想炮兵来于什么？行动多不方便呀！叫人不得其解，又不敢问张队长，恐怕挨刺儿，只能默默地跟着走吧，心想到了目的地就知道了。大约拂晓前，远处村庄的狗叫声不断，流星划破了黑暗的夜空，战士们沙沙的脚步声惊醒了树上的鸟儿，已插到敌营区，各班分散开来隐蔽。敌营区灯光暗淡，一片肃静，他们已入梦乡。 炮兵架起炮，朝着营房发射数炮，爆炸声震撼沉静的大地，敌营房周围乱成一片。不久，听敌人大喊：“向西搜索，向西搜索。”东一枪，西一枪地放冷枪。其实，我们早已撤离原地。我们用几发炮弹，打得他们心惊肉跳，日夜不得安宁，大大地动摇了敌人的士气。 武工队的战士们最怕没有战斗任务整夜睡大觉，听说要去抓舌头，各班长都到张队长处请求去完成这项任务，结果二班领到了任务。这次抓舌头只去一个班，张队长也未参加。 拂晓前，二班战士押着一个俘虏回到住地，送到队部，从这个国民党士兵身上看出他不是老兵，身上脏乎乎的，龇着一口黄牙，说一口南方人的土话。张队长问他叫什么名字、哪儿的人，他说是姓胡，湖南未阳人，在家干裁缝营生，被国民党抓兵出来当伙夫的。我在一旁听到他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国民党的军队除了少数兵痞外，百分之七十是被抓来的青年农民，未经训练就上了战场给蒋介石当炮灰。他们不会打仗，也不愿打仗，我们的政策是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愿当解放军的留在部队参加战斗。二班长说：“他半夜起来解手被我们逮着的。”可是，这个伙夫提供不出有价值的情报，首长们对这样的“舌头”不满意，要求我们搞一个军官来，有人说俏皮话：“瞎子点灯白费蜡。” 对付日本鬼子的地雷战，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仍保留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炸得敌人晕头转向，鬼哭狼嚎，寸步难行。武工队的战士们不仅是射击的神枪手，有的还是对付过日本鬼子的爆破手，所以，布设地雷不在话下。 便衣侦察员们，白天潜伏在敌营区，弄清楚敌人的活动范围，选好目标，作了标记，待夜幕降临后，小分队在侦察员带领下布设地雷。他们把地雷埋在操场、巡逻兵常走的小道上、营房周围，然后，返回原地。不久，好消息传回来，侦察员们从老乡口中了解到，在操场炸死炸伤多少，又在某某地炸伤了多少，弄得敌人胆颤心惊，小心翼翼不敢动弹，不得不使用扫雷器清除地雷。小小的铁疙瘩在人民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一切反动势力都惧怕它。 阳春三月，又一个明媚的艳阳天。不知从何处得到的情报，营上的敌人要出动骚扰我解放区，领导急派武工队到敌据点设伏，掌握敌人活动情况。 拂晓前埋伏在距营上约6华里一大村内，张队长派出哨兵三人在村前隐蔽观察，全队都隐蔽在一个家庙内（有的叫祠堂），封锁村口道路并派侦察员找保长派饭。不久，保长点头哈腰进了家庙，张队长吩咐保长午饭送到家庙来，不准泄露任何消息出去，如果走露了消息拿他算账，保长口中答应“是，是”并邀请张队长喝酒，队长口中虽然说不喝，不能喝，但是馋虫早就在喉咙里爬了，此人见了酒，挪不动身子，嘴里推托一番，还是笑嘻嘻地答应了。 中午时分，保长亲自请张队长在家庙东头一老乡家炕上就座，炕桌上已摆上酒菜，我和侦察员小刘也跟随张队长一同进院子，我们坐在院子一树下听命，从屋内飘散出菜香和酒味，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喝的是即墨黄酒和烧酒（即白酒），菜桌上摆的是香椿芽炒鸡蛋和肉丝韭菜，这两样菜在当时条件下是相当贵的，菜的味道十分诱人。 我二人在院子等着，只听屋内保长推杯换盏，劝酒、让酒声不断。怕张队长喝多了，我不断进屋看看。我第三次进屋一看，他摘了帽子．卸下了驳壳枪，解开上衣扣子，满脸微笑地开怀大饮。我劝了他两句，根本不起作用。大约12点左右，村南传来枪声，接着哨兵回来报告：”报告队长，营上的敌人出动了。””有多少兵力？”张队长问哨兵。哨兵答道：“大约有三四百人。”张队长命令哨兵快速叫董排长带队伍在村北迎战。我和小刘把张队长扶到院子，他摇摇晃晃站不稳，村南枪声也密集起来，是我流动哨被敌人发现，敌人追击所发生的战斗。但是，敌人已进村搜索，情况非常紧迫，我和小刘搀扶着（实际是架着）张队长沿一条胡同出村，机枪在身边扫射，我们三人卧下身体隐蔽在一条小沟内。村北激烈的枪炮声越演越烈，估计队伍在董排长的指挥下已和敌人交火，我们三人已在敌人的包围圈子里，必须马上撤出，否则后果十分可怕。张队长已失去了战斗能力，不能抵抗，我俩架着他猫着腰跑一阵，爬一阵。敌人用火力追击，幸好包围圈还未收缩，又有有利的地形掩护，我俩架着他一口气跑出三四里路。机枪声渐渐远去了，全队边打边撤向安全区转移，敌人消灭我们的妄想破了产。 回驻地后，张队长一头栽在床上，口吐白沫，身上发烧，我用凉水沾湿毛巾蒙在他头上，不断换湿毛巾，给他退烧，并叫卫生员给他服药。他一连睡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才起床，我们才放心。如果他爬不起来，被人家下了毒药毒死了，我能担待起这么大的责任吗？ 张队长在武工队蹲了十几天调走了，同志们谁也不知道他调哪儿去了。不久，有人告诉我，他调到胶东军区受训去了。我心想，他去受什么训呀？准是受审查去了。 后来听上级说，敌占区村村都有国民党安插的谍报人员，是他们向营上敌人送的情报，我们进村时暴露了自己。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指挥员身负重任，千万不可嗜酒，否则就会遭到重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