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竹同志简介：
王天竹 1945年的夏天，我被组织上送到了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政治大队学习。时间虽然不很长，但却是一生中难以忘记的一段宝贵经历。每次回忆起来，都使我重新体会到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我们女生分队的青春活力。 随营学校是冀鲁豫军区的一个师级建制单位，是随军区活动的。我在校学习时间，正值日本鬼子投降的前夕，形势相对稳定。冀鲁豫军区住在濮阳，我们随营学校则住在濮阳东面约50公里的柳下屯。 政治大队下设分队，因为有20位女同学，专门成立了女生分队。我们女生分队三个党员中有我、陈琳、刘南冰为一个党小组。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又有一点文化（高小毕业），所以一到学校便被任命为女生分队的队长。我们这20多个女生中，少数是从部队来的，部分是从根据地来的，还有6位是从北平来的学生。她们都是进步的学生，因暴露了身份由党组织安排她们到解放区来的。 那时，北平来的学生同我们这些土八路就是不一样，一举一动总能透出点洋味来。刚来时她们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穿的是皮鞋，有的长长的头发，有的扎着小辫，还有的烫得曲里拐弯的。虽然她们来部队后换上了我们一模一样的军装，但是她们长长的头发实在是扎眼。给她们剪头发不是那么简单，我向大队政委、党支部书记讲了这件事。王政委说：“你多给她们聊聊天，听昕她们的意见。她们在北平参加进步的组织，那明明是共产党领导的，她们都不怕杀头，难道还怕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剪她们的头发。八路军的女兵总不能留着小辫子去打鬼子。”我按王政委说的办，经过了解选择了性格开朗、显得大大咧咧的陈颐交谈。一天傍晚，我把陈颐叫到了一旁，先是跟她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直聊得她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这时我把话转到头发上，乘她还没有反应过来，一剪刀下去，就把她的小辫剪了。几十年后，陈颐还记着这件事呢。她在回忆录里写到“王天竹同志连说带笑剪去了我的小辫子，我变成了假小子”。其实，那时候的女同志都是假小子。由于有纪律和陈颗的带头，北平来的王健等几位女同学也很快剪去了长发。 随营学校主要学习政治理论，以政治经济学、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为主。学习中，还结合个人历史及家庭经济情况、社会关系，写个人自传，并作阶级分析，进行初步的世界观改造。 随营学校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正是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们的意志。 我们政治大队没有食堂。开饭的时候，全大队的人都集中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四个人围着一个盆站在那里吃，无论冬夏都是这样。每顿饭不足十分钟，一百多人，一百多张嘴，只听到叭哒呼噜的咀嚼吞咽声。每顿饭的主食都是玉米面窝窝头，菜是一盆腌萝卜条，特别是冬天嚼在嘴里都能听到咔咔的冰碴声。我偷偷地看了一下大队长和政委，他们俩站在那里吃得真香。他们以身作则的生活作风，就是鼓舞我们的力量。不过那时胃口真好，七八两一个的大窝窝头，我一顿能吃下一个。 我们女生分队单独住在一个小院子里，三间打通的南屋，左右有两排大铺，每个铺上十几个人。夏天还好办，到了冬天，破窗破门到处透风，我们薄薄的棉被挡不住寒气的侵袭。不过我们也有办法，俩个同学钻到一个被窝里，既能互相取暖，又能盖得厚一些。那时候没法讲卫生，我身上奇痒，开始也不在乎，后来连觉都睡不着了，只好到校部卫生所找医生，原来我和几位女同学生了疥疮。这一下子可惊动了大队领导，他们为我们单独找了一间房住，男同学从远处搬来玉米桔在屋里生起一堆火。我们几位生了疥疮的女同志脱掉衣服，一边烤火，一边用卫生所送来的硫磺膏往身上擦。那时候没有什么药，说也奇怪，很难治好的疥疮，就用硫磺膏擦了几次便彻底好了。 不久，大队下达了打靶的任务。武器是三八式大盖枪，靶距50米，每人3发子弹。大家知道后立刻活跃起来，有的跳起来说：“我们要打枪了，和前方战士一样了。”可是，一冷静下来，思想又有了反复，反映出“三怕”：一怕“吃烧饼”，面子下不来；二怕伤了肩膀；三怕爬在地上又脏又难看。有几个人找我来了，找理由说什么身体不适想不参加。 大队党支部召集党小组长汇报情况。男同学小组长说：“没什么问题，大家都很高兴。”我汇报完以后，男同学小组长说：“有的同志说，女生分队别的都行，这次打靶就不行了。”支部书记批评了他的说法，并提出党员要发扬先锋模范作用，要互帮互学，多听听群众的意见，摸好底，排排队，解除他们的顾虑。党员带领群众争取好成绩，完成校部给予我们的任务。 支部多次召集党小组长会和支部大会，并决定由钟大队长到女生分队当教练。钟大队长是一个标准的军人，总是一脸严肃，很少见他笑过，我们有些人怕他。为训练好我们这些娘子军，大队长脸上有了笑模样，他和我们一起爬在地上，和颜悦色、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要领，作示范，纠正动作。王政委也多次到我们分队来看我们，询问练习的情况。有时他还开玩笑地问：“今天有哭的吗？”这一问，逗得大家都乐了。正式打靶那一天，我们分队的人个个精神抖擞，排着队，唱着歌，走向靶场。打靶的成绩比预想的好，20个女兵一个吃了“烧饼”。我3发子弹命中18环，这是我第一次打靶。 艰苦的生活条件，紧张的学习、训练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是随营学校给我留下最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们分队演过一个话剧《上天堂》，是写母子俩在敌战区无法生存下去来到解放区的故事。我演大娘，张寒梅同志演14岁的儿子。大娘衣着褴褛，头发花白，有点驼背，显得非常疲劳，手握一根木棒。儿子身着破烂的短衣短裤，光着脚，手挽着母亲来到解放区某村。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来看望他母子俩。大娘悲愤地说：“我们全家五口人，大儿子被国民党抓走了，他爹为保住小儿子，被皇协军抓走了。俺娘俩活不下去了，听说共产党是救穷人的，八路军是打鬼子的，解放区的人有吃有穿是天堂，我们死里逃生来到这里。”大娘说不下去了。村党支部书记对大娘说：“你们娘俩来到我们村就是到了家。我和村长商量好了，给你们娘俩准备了一间房子，还要分给你们土地。”村长还给了大娘衣物，大娘双手去接。这时，外边传来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大娘擦去泪花，面带幸福的微笑。 这次演出就在大队部院子里。虽然说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还是得到了热烈的掌声，我也受到了教育。大娘诉苦时，我眼泪往下流，听到那歌声，我也流露出幸福的微笑。 陈颐同志为大队排演的话剧《重庆风光》，揭嚣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分队几个女同学担任了女主角，其他女同学都是剧组成员。为了制造一个大沙发，都把自己的被子抱去当成沙发垫，没有一个怕脏、怕累的。有的同学通过考验，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张寒梅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陈颐也被人们称之为随营学校的“一支花”。 大队俱乐部组织我们打乒乓球，球桌就是老乡的方桌，球和球拍是从城里买来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女生分队推举我去校部挑战，没有想到对方上阵的是学校的张光华政委。张政委是一个老红军，参加了长征，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分队的同志听说后，大家一齐给我鼓劲，一定要赢了他；赢了他，要他请我们吃花生。比赛那天真热闹，观看的人还真多。说得夸张一点，喧闹的气氛不亚于后来的正规比赛。女生分队为我呐喊，3比2，最后我终于赢了。一群女兵围着张政委，要他请我们吃花生。张政委痛快地答应了，可他的通讯员插上说：“今天不是集，买不到花生。”这引起我们女兵一阵不满。张政委安慰我们说：“以后一定请。”最后我们也没有吃到花生。解放后，我和张政委都在西南军区工作，还常常同他说起吃花生的事呢。 在随营学校学习了半年以后，我被调到冀鲁豫军区组织部工作。虽然只是短短的六个月，回想起来，那是充满了激情和青春的日子，令我难以忘怀我们同学之间结下的终身友谊。 （作者原任第二炮兵西四幼儿园园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