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和同志简介：

党圆了我的大学梦 王淑和 上大学，这是我毕生的心愿。如果不是在革命队伍里、党的培养下，这个心愿很难实现。 1943年我参加革命时，我们的妇女主任就问我：“你的人生观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上学！”她笑了，说：“小鬼，上学是对的。但是，学好了本领要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我们的宗旨”。我听了以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说：“是！”时隔不久，我们县成立了抗日小学，我即被送去上学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又转到渤海一中学习。虽然是中学，可那时的中学水平还赶不上后来的小学，尤其是数学，连个正负数都不懂。1954年，我由公安军文工团转业，领导上问我想干什么，我又要求上学。经过短期的复习以后，我有幸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这所中学是六年的中学文化课四年学完（两年初中，两年高中），毕业考试及格即可升人人民大学。当时我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了，而且孩子才四个月。接到入学通知以后，我背起行李住进了学校，一住就是八年。这八年的艰苦历程，使我终生难忘。 四年的中学期间，我生了两个孩子，给我的学习、生活带来很多困难。例如，生小孩就会影响学习，孩子生下来如何安置等，这都是实际问题。 1954年入学，1955年生我第一个孩子。功课紧，一堂课也不能落。临产前，我的腿肿得象个棒棰，一天也不敢休息；不仅白天坚持上课，还要参加晚自习。产假后，我立即便返校上课、补课。经过一段紧张的复习，期末考试成绩还不错。 然而，好事多磨。同学们都正在加劲为最后一年的学习拼命时，我又怀孕了。这次给我的压力太大了，如同泰山压顶，简直透不过气来，左思右想，实在无法渡过这个难关了。明知道当时学校不准人工流产，我也抱着一种侥幸心理，鼓着勇气闯进校长办公室要求人工流产。校长的回答是，左一个不成，．右一个不准。因为当时有明确的规定：生三个孩子才准人工流产。我彻底绝望了，就坐在办公楼旁边不由自主地流起眼泪来。这时，快到中午了，下班的下班，下课的下课，一切照常，可我的心情却非常不平静。我迈着沉重的两条腿走进教室，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默默地苦思着。思前想后，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迎着困难上！必须设法比别人先走一步。于是，我就课余时间少休息，星期日加半天，这样一周就可多学十几个小时，几个月下来就是百多个小时。利用这些时间，一方面把学习过的课程复习扎实，另一方面找功课好的同学帮助预习未上过的课。就这样，一连突击了几个月，成绩果然很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预产期快到了，我的心也踏实多了。有一天上午，同学们正在走向教室上课，我突然感到要临产了，赶紧一个人由学校走向医院（大概有两站路），到医院就被推进了产房。孩子降生了，班长和同学们都来看我，并说：“我们都为你后怕，万一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你家属交待呀！”我含着热泪握住她们的手说：“我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否则，就辜负了党的培养，上大学的理想也就变成了泡影。”孩子生下来，我休息了二十五天，就去学校补课。老师们见到我都吃惊地说：“你怎么现在就来了？”连忙说：“快回去，赶快回去！等休完了产假，我们保证一周内给你补完所有的课。”说完还不放心地把我送上公共汽车，并说：“听话，回家一定要好好休息！” 产假后，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补课和复习，毕业考试优良。就要准备升大学了，同学们都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自己的志愿。可唯独我却在一旁闷闷不乐地思考着：孩子怎么安置？找保姆，经济条件达不到，而且也没地方住。因我当时属调干生，按规定，连级干部每月发给二十九元钱，学校扣去四元作教学费用，每人每月交伙食费十二元，还剩十几元作买文具、穿衣及零花用。我爱人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资，三个孩子，再加上一个保姆费（每月三十至三十五元），家中还有老母靠他赡养；所以经济上已经相当紧张了。住房也有困难，一明两暗的三间平房，就是能找保姆也无处安身。我正在为这些问题发愁时，喜从天降，一位女同学告诉我：“听说有一个幼儿园可收五十天以内的孩子。”听后，我立即找到幼儿园问询处，一打听，确实有这样一个幼儿园，名子叫“中国科学试验幼儿园”。入园条件是：父母出国，或有传染病者。保育费，每月三十元，第一次要加三十条面袋（作尿布用），孩子三岁毕业出园。弄清入园要求后，我赶快回家，一面申请入园，一面作入园准备。当时我爱人经常带文工团外出演出，有时还出国演出，我上学住校，孩子无人照管。我带着这些理由，找到园长办公室，向她们述说人园申请（我记得正副园长都是女同志）。开始她们说条件不充分，收下有困难等等。这时，我已经忍不住地哭起来了，并说：“你们不收，我就只有退学了，党和国家对我四年的培养白费了。”越哭越伤心，越伤心眼泪越不停地往下淌，好象几年的苦衷都一古脑儿向她们倾吐出来了。哭得两位园长也忍不住了，最后说：“我们研究研究给你去个电话吧。”我擦干了眼泪，抱着一线希望回学校了。但人在学校思想仍在幼儿园，收不收孩子的问题上。还好，第二天就来电话说：“经研究，同意你的孩子人园。”我高兴极了，放下电话，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回到家准备好一切，立即把孩子送去了。 孩子安簧好了，顿感身上的重担减去了许多，马上回学校听升大学分配的消息。学校基本上按个人志愿分的，我是法律系。当时我想，我的数理化毕竟没其他同志学得扎实，报文科法律系，学习起来可能还从容些。另外，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近三十岁的人了。类似我这种情况的同学，中途退学的已经不少了，而我能奔到今天这个份上就很知足了。 大学的生活开始了，学习还不算吃力，但家庭的负担又加重了。我爱人转业到电视台不到两年就被下放到广州整社，三个孩子全靠一个老保姆照管。孩子生病她带着去看，住医院她去探望。回想起那几年来，我常常自责对孩子们根本没尽到一个作母亲的责任，孩子也没得到多少母爱。但是，做母亲的生活也并不轻松。我常想，哪个妈妈不想经常见到自己的孩子呀！但为了革命，为了学习，遭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身体上的劳累是值得的。 从中学到大学，八年的学校生活，象是渡过了人世的大半生。历经的千辛万苦，使我终生难以忘怀。所以，当我接到毕业证书时，双手紧紧地抓住，顿时一肚子苦水涌上心头；一桩桩，一件件，千难万苦总算有了个可喜的成果，它确确实实是党的培养教育及我苦斗八年的心血结晶——大学文凭。 （作者原任第二炮兵政治部军事法院审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