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臣同志简介：

山东高清县人，汉族。一九二四年五月出 生，一九四一年三月入伍，一九四一年六月人 党。 历任：渤海清河军分区通信员、清河地委 警卫员、班长、排长，渤海三分区十六团一连副 连长、特务连副指导员、渤海骑兵团四连指导员，华东骑兵团七连 指导员，该团一营副教导员、教导员，华东装甲兵组织科助理员、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党务科助理员，一四九医院政治处主任， 二十四野战医院政委（原授军衔：少校）。 一九七八年九月离休，一九七九年四月进所，行政十四级、副 师职待遇。一九八八年七月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注：曾参加济南、昌乐战役，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孙凤臣 愿把一生交给党 我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同志，回忆我的一生，特别是战争年代的革命经历，真是感慨万千，特别是想起牺牲的战友，更是激动不已。是共产党把我领向革命道路，也把我从一个苦孩子培养成为一位老战士。每当想起这些，我都由衷地表示：党培养教育了我一生，我愿把一生交给党。 苦难家庭 1924年春天，我在山东省高青县（原高苑县）东洼村呱呱坠地，家里共5口人，有爸、妈、姐、弟、我（姐大我十岁早已出嫁）。由于家里的地薄，数量也很少，父亲只好给地主做长工，母亲和姐姐种着几亩地，日子过得很清贫。我母亲有一双勤劳能干的双手，在种地之余，每到冬季，都要织些布，有时一天能织四丈多，我赶早到集市上去卖布，回来后换一些高粱米来维持生活。因教书先生是我本家大爷，我7岁时，父母把我送进小学读书，总共上了三个半年的学，主要是农闲时上学，后因生活所迫而退学在家。10岁就给人家放牛，只管吃饭，不给工钱。14岁那年，我农忙时帮父亲干活，农闲时我只好打小工、零工赚些钱，有什么活就给人家干什么活，大小农活什么都干。当时，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已顶一个大人干活。记得227有一次，父亲给地主家做长工时，因为夜里干活一夜没合眼，第二天 白天干活时手脚慢了些，地主婆就辱骂父亲偷懒，不给饭吃，还扣了工钱。父亲是又气又恼又恨，心里忧郁得了一场大病。从此，我仇恨社会的不公平，从小就想着改变生活环境，不受地主的压迫。 参军入党 “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之后，我家乡山东省济南师范大学的四位党员学生（在校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回到本村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党员中就有我族堂兄孙凤坦。因我家房子靠于村头，便利出入，又有个暗房，易于掩蔽，他经常住在我家，并对我们几个兄弟进行教育，激发参加抗日的热情和革命的积极性。当时我们经常替他送信。在他的教育下，我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又恨，曾去参加过县大队，但由于年龄小，没有被接收，只好在本村做青年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委员。1941年情况日渐恶化，敌人的扫荡比较频繁，鬼子对我们村也特别残忍，连烧了三次，企图造成一片无人区，这更加激起了我们抗日救国的热情。我家乡有四位进步学生（孙玉甫，解放后任上海第一任商业局长，孙凤惠，解放后任海军监委书记，孙洗起，解放后任东北军事学校副校长，孙凤坦，1947年牺牲）来村里组织发展党 员，建立队伍，宣传打鬼子、救中国的道理，组织抗日武装。当时我和堂兄弟等几人帮助他们贴标语发传单，接触到了革命的思想。 1941年，敌人大扫荡烧了我家的房子，烧了织布机，断了家里的生活来源。 “鬼子烧我房，扛枪打豺狼，赶走日本人，保我好家乡。”唱着这首歌，我同堂兄侄5人（孙凤兰，孙玉山，孙玉秀，张循鹏）一起走上了革命路，参加了抗日部队，我被分配到清河分区通信排。到部队的第一课就是学习白手夺枪。枪从哪里来，从敌人手中来。到县大队第一仗我没有枪，但是我个子高，扛梯子，打完仗后就分给我一把阙把子枪，打一次放一颗子弹。后来在战斗中，德、意、法、美、英、俄的长枪、短枪我都用过。我是警卫员，又是侦查员、交通员、武工队员。 部队为我的成长进步搭建了舞台。参加部队后，我工作积极、肯干。初次参加战斗我有点畏缩，可打了几仗，特别是经过两次大仗后，我胆量便大了起来。当时，我思想非常单纯，只知道打鬼子救中国，其他问题根本没有考虑，后经程文龙、仲辉两同志思想帮助，我才初步认识了共产党，也逐渐提高了政治觉悟，在他两个人的介绍下，1941年6月20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先进队伍的一员，随即提升为副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