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生同志简介：

李华生，男，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纪委委员，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天津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91年11月离休。 在北方局期间，李华生同志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河北临时省委宣传部长、直南特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等职。 1936年8月，李华生同志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先后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陕甘省委宣传部长、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中央党校党务研究室研究员、中央党校总支部书记、中央组织部华北考察组组长、中央组织部地方干部科干部、中央办公厅党务研究室研究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电讯科科长、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委宣传部长等职。 1936年6月我从冀南回到天津，与省委接上关系后，省委书记高文华在法国公园亲自找我谈了话，他代表省委宣布调任我为天津市委书记。不久，省委派李东平（当时任塘沽区委书记，山西人）同我接关系，并决定我和他住在一起，由他找房子。他在小白楼一家缝衣店的楼上租了房子，7月份我们就搬了进去。 那时正是刘少奇同志刚来天津不久，他受党中央的委托，于1936年3月到北方局主持工作。少奇同志派林枫（刘少奇的秘书）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同我取得了联系。林枫向我介绍了少奇同志来津后所做的大量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和北方各省的组织具体情况，批判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理论上、策略上、工作方式方法上给予北方党组织具体的指导，使京、津、华北的工作很快打开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此外，我又通过李东平了解了许多工人、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具体情况，深感天津工作在北方局领导下发生了很大变化，深受鼓舞。 通过林枫我又和市委其他成员取得了联系。我们曾在易洁光同志（当时任宣传部长，住意租界，现在的第一工人文化富附近）家中开过几次会，研究情况分析形势。当我们正准备开展工作的时候，我的住处被敌人发现，不明来历的人突然敲门进来搜寻房子，盘查情况。我迅速向省委做了汇报。根据这一新的情况，经刘少奇同志与省委研究，决定调我去陕北。1936年8月上旬起，我秘密地住进一家旅馆．，等候上级指示和安排。中旬，张子衡代表省委同我谈话，向我交待了关系，规定了去陕北的路线和到西安后要住的旅馆，以及接关系用的口令等。我化装成大学生，从天津乘火车经北平到达郑州，转陇海线到西安，住在事先约定的一个旅馆。一个星期后，白坚（1933年在北平认识，这时在杨虎城部队工作）来和我接头，告诉我：“两三天后有人来接你，你认识他。”我等了一周不见人来。又过了两三天，早晨五点多钟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让我和他坐一辆漂亮的小汽车离开了西安（后来我才知道是刘澜涛同志）。在车上他给了我一套军服让我换上，告诉我什么话也不要说，一切由他应付。小汽车开到咸阳，追上了一辆东北军下级军官乘坐的公共汽车。刘澜涛带我上了公共汽车。到了洛川把我安排在六十一军王以哲军部的副官处住下，吩咐我不要外出，同时向一位副官交待：有人来时把我带往延安。几天之后，从苏区来了押运军火的汽车，副官处的人让他们把我带走。押车的人把我又带回了西安，住在我党在东北军的一个办事处。又过了些天，那位押车的人又来找我，说在洛川时，办事处的人没有交待清楚，现在你跟我们的车走吧。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押车人是刘向三（河南人，宁都暴动时参加了红军，抗战胜利后，在四野总部工作，解放后任煤炭部副部长），我们经洛川到延安，又随运货的驮马大队到安塞。当时延安城内还是东北军部队驻扎，出了城就是红军的部队。我到红军部队后，非常高兴，在安塞住了一天，见到了叶剑英参谋长，他还买了一只鸡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然后派人送我到当时中央所在地保安。 到保安后，我住在中央联络部。李克农当时是联络部秘书长，他让我填了表格，中央组织部秘书长阿金（李维汉的爱人）找我谈话，李维汉是党中央组织部长，也找我谈了话。后来，负责北方局交通联络工作的王林也到了延安，把北方局关于我的关系和介绍材料转给了中央。中央任命我为中宣部秘书长。张闻天和吴亮平还让我参加《红色中华报》的办报工作。向中华是《红色中华报》的负责人，我与向中华一起参加办报。在这期间，周恩来同志曾把我们找去专门谈办报问题，鼓励我们努力工作，办好报纸。 报社成立了社论委员会，我和廖承志、朱光、魏传统、傅钟等为委员，由廖承志负责，我做具体工作。社论一般由张闻天审阅后发排或广播。记得那时周恩来同志对于国共合作问题的社论曾提出过意见，几次找我去谈过。周恩来同志说：搞好社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争取与蒋介石合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十分注意这一点。对他们该批评的还是要批评，但要批评什么？怎样批评？是一项很严肃的事情，不能马虎从事。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我们积极配合中央的中心工作，注意掌握党的政策和策略，认真组织编写社论，发挥好党的宣传喉舌作用。报社编辑委员会每两周碰一次头，专门研究宣传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样的会议我每次都去参加。 那时我同涂正农（后去江西叛变）两人住在张闻天同志的窑洞旁边。中央政治局开会，张闻天同志让我和涂正农作记录，同时还让我兼做一些校对文件、分发材料的工作。 闻天同志对干部的理论学习非常重视，不止一次地向工作人员阐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通俗地解释列宁关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的著名论断，分析了党的理论水平不高的状况和原因。在组织大家开展理论学习的同时，还派一些干部到红军大学去听课，我们几位青年同志在当时也有幸获准去“红大”听课。 “红大”设在保安城外一里多地的一个小山岗上，有几间简陋的小窑洞作为教室。“红大”第一期学员约有三十多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同志都去讲过课。每到有课时，早晨闻天同志总要到中央秘书处窑洞外边的那块小草坪上叫宣传部、组织部和秘书处的年轻同志一道去“红大”听课。 闻天同志讲黑格尔的辩证法，除让大家听课学习，还让大家组织课外讨论。经他提议，中央机关于1936年10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研究会的同志每周进行一次座谈。我当时担任哲学研究会的总干事，组织学习讨论。 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迎接抗战到来的过程中，张闻天对白区工作十分重视。由于我是新近从白区来到陕北的，他向我详细询问了白区的情况，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叫我就平津一带的情况作了汇报。闻天同志亲自派干部到北平、天津、上海、香港等地重新恢复或建立党组织。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作记录，不止一次地听到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讲“一定要转变白区工作”的意见。 为了准备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1936年冬，张闻天同志提议先召开白区工作座谈会，总结过去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白区工作的指导意见，闻天同志亲自组织讨论。会议每双周举行一次，林伯渠、钱之光、黄亚光、李克农等同志参加。我们一些来自白区的青年，以及当时中央联络局来往于上海、平津等地的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闻天同志还为座谈会草拟了讨论题目。座谈会要求各地同志着重总结过去白区工作（包括工运、农运、学运及文化运动）失败的教训。闻天同志还指定大家学习《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每次会议前指定专人准备系统发言，会上其他同志围绕专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补充，开展讨论。 经过近半年的准备，1937年5月中央召开了白区党的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方局以及上海、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市党组织的代表七八十人。刘少奇同志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同志作了总结并起草了决议。这次会议是“六大”以后白区工作第一次系统总结的会议，同时也成为白区工作走向彻底转变的一个重大转折。 这一时期，我同闻天同志接触较多。他经常找我们聊天，谈工作，平易近人，乐于帮助青年同志。记得刚到陕北不久，闻天同志就要我总结一下冀南暴动的教训。我写好后送给他，他诚恳地教导我：“过去在上海搞那一套党八股不能再搞啦。”使我很受教育。他不只一次地告诫我们青年干部，讲话写文章不要重犯他自己过去的错误。在宣传工作中，闻天同志很注意克服形式主义、公式化的不良作风。他为中宣部的工作规定了几条守则，要求大家转变文风，克服形式主义、党八股。 根据闻天同志制订的宣传手则，中宣部当时不定期地出一种短小通俗的宣传讲话材料，每次讲一个问题，叫“五分钟的报告”，这个材料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和区委宣传部或宣传员，很受大家欢迎。张闻天同志还指导我们编过一本《党员读本》。当时农村党员只知道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替穷人谋幸福，而对党的基本知识的了解则相当不够。针对这种情况，闻天同志要我们写了一本简明通俗的《党员读本》，由我和刘伟文二人起草。在编写前，他指示我们一定要从农村党员的实际文化水平出发，编得大家爱读，容易记。编写过程中，我们几次到农民党员中征求意见。后来闻天同志亲自修改。《党员读本》共三十二课，开始几课只有一两句十几个字，最后几课增加到十来句，五六十字，配有插图（黄亚光同志画），形式活泼，是一本既是识字课本又是阐述革命道理的简明通俗的党课教材。这本课本先在保安县几个乡试用，深受党员群众欢迎。后来边区党委宣传部怍了一些修改，推广到整个边区普遍使用。 当时正是中央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时刻，记得我头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作记录，就是讨论关于改变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口号为民主共和国口号的会议。会议是在杨尚昆同志住处开的。闻天同志主持会议，亲自起草了决议草案，草案得到与会同志一致通过。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中央曾指派一批干部专门从事作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记得有南汉宸、王世英、刘澜涛、贾拓夫、阎红彦等同志。 从事这项统战工作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由朱理治同志具体负责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另一个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由贾拓夫等同志组成的西北军工作委员会。后来这两个合并起来由周恩来同志统一领导了。 蒋介石对东北军和西北军采取歧视、不信任态度，待遇不及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一半，让他们和红军互相残杀，以达到一箭双雕，两败俱伤的目的。蒋介石还派特务到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监视他们的行动，挑拨离间，分化和瓦解这两支部队。 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进攻红军时遭到严重打击，张学良、杨虎城深知红军不能被武力所消灭，“剿共”不过徒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在我党的正确政治主张和全国人民抗日潮流的影响、推动下，张、杨两将军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1936年初就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并和红军互派代表，秘密建立了救国友谊关系，同时屡次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936年4月19日，毛泽东应张学良要求，派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10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张学良，阐明我党的自卫原则和抗日主张，建议互派代表商谈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接着，叶剑英秘密到西安，进行了联合抗日的谈判。至此，西北三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