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地下党八名叛徒曝光

文/ 唐先学  

在重庆渣滓洞监狱陈列室，八名川东地下党叛徒的资料展板常年对外展出，所有参观者无不对此类叛党行径深恶痛绝。现将八名叛徒的叛变经过、造成的危害与最终结局据实梳理。  

第一名：骆安靖  骆安靖，男，1921年出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骆安靖就读于长寿县重属联合中学，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群众运动，1938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夏出任中共长寿县委宣传委员。1940年，党中央针对国统区地下工作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遵照组织安排，骆安靖考入重庆朝阳学院，1945年毕业。    1946年初，骆安靖担任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委员、广安工委书记；1947年10月升任中共川东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1948年1月兼任上川东第五工委书记。调离重庆后，他以广安当地中学教师为公开掩护身份，配合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发动华蓥山地区农村武装起义。骆安靖文笔出众、口才突出，外形斯文内敛，在重庆市委工作期间深受上级党组织信任。    1948年《挺进报》事件爆发，重庆地下市委组织遭到系统性破坏。国民党西南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派遣警卫组长漆玉麟带领特务伪装潜入广安，联合当地地方武装，计划抓捕王璞等川东地下党核心领导。1948年7月4日，漆玉麟带领特务孙树森、包全龄、广安自卫队长兰东书，在广安北仓沟骆安靖家中将其逮捕，随后在广安城南南园茶社抓获上川东地工委联络员马正衡。当晚特务计划前往代市镇抓捕五工委委员谈剑啸，地下党员、代市镇联防队附秦华获悉情报后第一时间通风报信，谈剑啸紧急转移，特务抓捕行动落空。  被捕初期，骆安靖经受住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审讯，始终没有吐露党组织信息。后续特务放弃刑讯，采取亲情利诱、前途许诺等软化手段，逐步瓦解其革命意志。随后骆安靖与马正衡一同被押往重庆白公馆监狱优待室关押。因骆安靖长期分管上川东组织人事，完整掌握广安、岳池、邻水一带地下党支部、党员联络信息，王璞当即指示上川东第七工委组织武装小分队，在渠江罗渡乡河段设伏，计划拦截押解船只实施营救。小分队连续驻守三天三夜，始终未等到船只，待小分队撤离后，特务连夜绕行水路，避开拦截点位抵达重庆。  转入白公馆优待室后，骆安靖主动提交自新申请。徐远举深知其掌握核心情报，先后两次亲自面谈劝降，同时安排已经叛变的原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前往戴公祠现身说法。在双重劝降下，骆安靖为保全性命彻底叛变，供出上川东第五工委委员谈剑啸、杨玉枢，以及两个基层特支、14名地下党员，直接导致5名党员被捕，其中杨玉枢、丰伟光二人英勇牺牲。叛变后，骆安靖被软禁于中美合作所杨家山特务驻地，正式加入军统，出任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侦防处少校专员。  依据骆安靖的详细口供，特务漆玉麟、郝崇斌于1948年8月10日二度前往广安，抓捕代市特支书记丰伟光及段定陶、谢啸冬、黄三仲、陈梦非五人。杨玉枢、雷晓辉等6名列入特务黑名单的党员，收到预警后及时隐蔽，侥幸脱险。  骆安靖是八名叛徒中唯一未被国民党特务处决、也未被新中国判处死刑的人员。重庆解放前夕，他目睹狱中烈士牺牲，内心产生悔意。新中国成立后，他配合公安部门撰写数十万字特务系统内部回忆材料，为肃清西南地区潜伏特务提供了关键线索。经法院审理，骆安靖因主动坦白、立功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上世纪70年代刑满释放后，遵照安置政策留在监狱附属医务室跟随老中医学习医术；改革开放后调入江北国营蔬菜商店任职，上世纪90年代正常病逝。  

第二名：刘国定  刘国定，别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抗战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后任巴县县委书记、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并非直接由巴县县委书记升任重庆市委书记。    1948年4月，刘国定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初期心存侥幸拒不坦白，后被先期叛变的冉益智当面指认，随即彻底叛变。叛变后为博取特务信任、谋求官职，大肆出卖重庆城区、沙磁区、北碚区地下党组织，导致数十名党员被捕。为扩大功绩，他主动请缨带队前往上海，意图抓捕中共中央南方局西南片区负责人钱瑛。彼时南方局早已察觉重庆党组织叛变，提前转移至香港，抓捕计划落空，但刘国定仍抓捕多名滞留重庆来不及转移的基层党员。  因破坏地下党组织“有功”，刘国定被军统局长毛人凤授予中校军衔，担任西南行辕侦防处专员，还主动编撰《防止中共入川之对策》《中共在川活动概况》两份内部材料，作为西南特务机关反共培训教材。重庆解放时，刘国定试图潜逃香港，因边境封锁失败，自知罪孽深重，主动向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投案自首。其亲笔交代材料写道：“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地下党组织，根源是贪生怕死、私欲膨胀。恳请政府从轻处置，允许我通过劳动赎罪。”    1951年2月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以叛徒、反革命罪判处刘国定死刑，当日执行枪决。  

第三名：冉益智  冉益智，别名冉启熙，1909年出生于四川酉阳县（今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钟多镇骑龙村地主家庭，成都公学（四川大学前身）文科肄业。冉益智1936年加入国民党，长期从事反共宣传属实，1937年冉益智脱离国民党，1938年经组织考察加入中国共产党。  冉益智入党后，1939年起历任中共合川县委宣传委员、北碚中心县委组织委员、万县中心县委组织委员；1941年调入中共重庆市委，担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分管学生运动、城区基层组织。    1948年4月，《挺进报》连锁叛变链条形成：任达哉被捕叛变供出许建业，许建业牵连刘国定，刘国定供出李忠良，李忠良供出余永安，余永安最终供出冉益智。冉益智被捕当日未经任何刑讯，直接全盘叛变，供出重庆全部城区、北碚、沙磁、下川东地下组织架构，直接造成江竹筠、李青林、李国志等40余名地下党员被捕。  为争夺特务奖赏，冉益智与刘国定相互攀比、争先出卖同志，详细梳理地下党人员联络规律、秘密据点、经费渠道，被军统西南特区认定为核心有功人员，授予中校军衔，任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还专职为特务讲授地下党工作方法。重庆解放后，冉益智隐匿身份在重庆南岸经商，被原军统自首人员检举抓获。1951年2月，与刘国定同期公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第四名：涂孝文涂孝文，别名涂万鹏，化名杜谦益，1910年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江安县委书记、泸州中心县委书记，1943年受组织派遣前往延安学习。1946年从延安返回四川，1947年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以重庆辅成法学院旁听学生为掩护开展工作。    1948年6月11日，冉益智叛变后供出涂孝文，涂孝文随即被捕，入狱三天内全面叛变，供出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川东工委江竹筠、李青林、唐虚谷、黄绍辉等22名地下党员，川东地下党组织近乎全军覆没。  叛变后，特务带涂孝文前往白公馆指认李青林，亲眼目睹李青林受尽酷刑、宁死不吐一字的气节后，涂孝文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自此拒绝配合特务一切审讯、指认、策反工作，不再提供任何情报。徐远举对其消极配合极为恼怒，取消其特务任职资格，将其关押至杨家山优待室软禁。    1949年10月28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解放前夕提前处决一批特殊人员，涂孝文与蒲华辅、陈然等人一同被押赴大坪刑场公开枪决。临刑前，涂孝文挣脱束缚高呼“共产党万岁”。其人生轨迹极具矛盾性：初期贪生叛变，后期被烈士精神感召良知觉醒，最终殉于国民党屠刀，是红岩叛徒群体中人性矛盾最突出的一人。  

第五名：蒲华辅  蒲华辅，原名濮正应，重庆铜梁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名叛徒中入党最早、年龄最长、党内职务最高，任职中共川康特委书记。    1930年蒲华辅在重庆从事兵运工作时被捕，被国民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1933年刑满释放。1937年回乡从事教育掩护地下工作，1939年任中共江北县委书记，1940年调任万县工委，1941年起长期负责成都川康片区地下工作。  蒲华辅因1948年11月刘国定、冉益智联合供出，1949年1月在成都茶馆被捕。被捕初期，蒲华辅经受不住酷刑与妻儿被扣押的胁迫，供出川西地下党全部人员名单，导致成都、雅安等地32名党员被捕，韩子重、齐亮等8人被押往重庆杀害。叛变之后，目睹狱中烈士言行，蒲华辅彻底悔悟，拒绝加入军统、拒绝继续指认同志，此后始终保持沉默，不再配合特务。1949年10月28日，与涂孝文同日在大坪刑场被国民党枪决，临刑时神态从容，无惧死亡。  

第六名：李文祥  李文祥，原名李太儒，别名李楚康，1919年出生，重庆巴县人，1939年入党。1941年-1944年任中共江北县委书记，1946年任巴县特支委员，公开身份为巴县长生乡民兴中学训育主任；1947年10月调任中共重庆城区区委书记，主管城区学生与工人运动。    1948年4月22日，被刘国定叛变供出被捕，同时其妻（地下党员）一并被关押。入狱前八个月，李文祥顶住老虎凳、烙铁等酷刑，始终坚守秘密，未吐露任何情报。其崩溃根源并非刑讯，而是情感软肋：特务将夫妻二人分押渣滓洞、白公馆，以永久隔离、杀害其妻相胁迫。1948年12月，李文祥趁放风私自闯入特务办公室主动坦白，随后递交《策反地下党组织计划书》《悔过书》，主动出卖何柏梁、程谦谋等16名地下党员，直接造成6人牺牲。  叛变后被军统授予上尉军衔，协助特务核查城区地下联络点。重庆解放后，李文祥隐瞒叛变经历，混入基层征粮工作队、乡村学校任教。1950年被群众检举逮捕，1951年2月与刘国定、冉益智同期公审枪决。   

第七名：李忠良     李忠良，川东华蓥山武装起义基层指挥员，1948年参与梁山、达县、大竹三地联合武装起义。1948年4月刘国定叛变后，供出所有起义骨干名单，李忠良随即被捕。被捕后迅速叛变，详细交代华蓥山游击队兵力部署、隐蔽据点、武器存放地，导致大竹、梁山两地47名游击队员被捕，12人被就地枪杀。  叛变后被授予军统上尉专员，参与清剿残余游击队员。重庆解放后潜逃川北农村，1950年秋冬被公安部门抓获。1951年2月，经公审以反革命叛变罪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第八名：任达哉  任达哉，早年曾加入军统外围情报通讯员，1945年隐瞒历史混入地下党，并非纯粹地下党员。1948年4月，红旗特务曾纪纲打入地下联络点，任达哉违反地下工作纪律，未经严格审查接触可疑人员，随后被特务抓捕。  被捕初期任达哉顶住酷刑拒不招供，直至特务拿出其早年军统外围人员档案，以追究其历史罪责相要挟，随即叛变。供出直属上级、重庆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同时交代《挺进报》印刷、分发、传阅全链条，直接造成《挺进报》组织彻底覆灭，开启川东地下党大规模被捕的连锁灾难。  任达哉叛变后因身份尴尬，既不被军统信任，又被地下党列入叛徒名单，特务未授予其正式军衔，仅将其临时关押于渣滓洞。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溃败前实施渣滓洞大屠杀，任达哉被特务一并枪杀于渣滓洞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