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河龙江行(九) 颁布土地法大纲,黑土地刮起暴风骤雨之1

老薛 发表于2020-12-13 19:56:14

6月份东北民主联军又展开夏季攻事,国民党军队都被控制在长春、四平、沈阳、锦州几座城市里,东北全面反击的态势已经形成。一天朱军派人把薛允鹏叫到县公安局,朱军说:“上次我们根据土匪的交待,派人去哈尔滨傅家甸土匪联络站去抓老客,谁知道他另外有窝,去了几次都没抓到他,以后就再没有他的踪迹。前几天一个当过土匪的老乡去哈尔滨‘串门’,他在道外区景阳街红光馄饨馆吃饭时,发现老客也在那里吃饭。看样子好像他就住在附近,这老乡回到县里马上去公安局报告。我们商量一下,这次一定把他抓捕归案。我正在抓征兵工作,要组建新兵团去前线作战,我看你带人去抓捕。”薛允鹏:“咱县正在落实东北局《继续完成土地改革、深入群众运动的指示》,县委正在开展‘挖宝’运动,这个紧要关头我就没办法离开了。我看就叫小胡带人去抓吧!他是城里人熟悉城市情况,是最好的人选。”朱军:“你这个警卫员入了党,已经是个很不错的连长,他要去肯定能完成任!马上把他叫来商量一下,这次一定把这个老客抓回来,给河口事件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小胡一溜小跑赶到县公安局,朱军向他交待了任务,三个人坐下仔细的进行了一番研究。最后小胡站起来向朱军和薛允鹏保证说:“请首长放心!我这次一定把这个‘老东西’抓回来,交给县委处理!”

老客自从投奔郑大鼻涕就没了实权,又被弄到哈尔滨联络站闲起来,他一点不埋怨郑大鼻涕。他知道杀了共产党的县长共军绝不会放过他,想借此退出江湖保住性命。他到哈尔滨就很少到络站这边来,联络站里只有一个老头子看门,平时也没有什么事可干。他到道外区七道街一个大杂院,买了一套房子秘密住下来,对外说他叫李长贵是个山货商人。他闲着没事干也不敢到热闹的地去玩。听到郑大鼻涕被灭,共军到傅家甸去抓过他几次,他更不敢乱跑只在住处附近走走。他听大院里的人讲:哈尔滨人爱到澡堂里泡个澡,然后再去红光馄饨馆喝上一碗馄饨,吃上几个驴肉火烧,那才叫神仙般的生活。红光馄钝馆离他住处不远,去了一趟觉得不错,心想当个神仙过一生也不错,没事就隔三、差五洗个澡再去馄饨馆吃上一口。

小胡带着四名战士都穿上便衣,带着认识匪首的老乡,坐火车在哈尔滨的宾江站下车,他们在道外区桃花巷,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了下来。第二天他就带人在馄饨馆四周到处转悠,他把人分成三组,他和老乡一组在馄饨正面中负责确认匪首,另外也是各两个人一组,负责前后门阻击抓捕。他们一连三天没发现老客的人影,每天站在马路边上蹲着,就像“杵大街”找零活干的流浪汉。

这一天老客早晨九点才起来,觉得“脑袋瓜子”有点痛,昨晚他到暗门子找女人,一直混到大半夜才回来,酒喝的有点多,睡到九点还没有全醒过来。他起床就跑到附近澡堂子里泡了一个澡,洗完又按惯例向红光馄饨馆走去,想吃上一顿可口的养养胃。小胡每到饭口时候,就会带人到红光馄饨馆周围蹲守,他们没有钱吃馄饨只好在远处蹲墙根瞭望。忽然那位老乡告诉小胡:“那个穿大褂,带瓜皮帽子的人就是老客”。小胡看老客走进馄饨馆,马上打手式暗示两个战士去后门堵截,叫一名战士在门前守护,他带另一名战士进去抓捕。小胡走进馄饨馆,看见老客正低着头喝着馄饨,一盘驴肉火烧只有一个咬了一口。小胡向四周看了一眼,没有发现可凝的人,两人掏出枪一边一个站在老客身边。小胡用枪对着他脑袋说:“别动!杨凤臣你被捕了!”战士上去就给他带上手铐并搜身。老客没有带枪出来,他知道反抗也没用,老老实实的让抓。他低声说:“能让我把这口饭吃完吗?”小胡想到战士们也没有吃午饭,就说:“去把外边人叫进来,任务完成咱们也吃顿馄饨,吃饱了赶晚上火车回去!”小饭馆里的人见有人动枪有些紧张,又一看都坐下吃饭,就都安静下来。吃完饭小胡带着老客赶到他的住处,搜出他的财物、枪弹,押着老客返回望奎。

河口事件杀害冯耕夫等同志的罪魁匪首,老客杨凤臣被抓回来,经过审问彻底弄清河口事件的全部经过。国民党专员于化鹏在绥化县被枪毙,师爷墨林被县大队打死,县委决定把匪首杨凤臣押到冯耕夫、胡再白、王秉衡等同志坟前枪决。枪毙杨凤臣那天,县委警卫排战士全副武装,列队在烈士坟墓两面端枪站立,县委所有委员和各界代表站在墓前。县委书记陈化争代表县委,作了简短发言。他说:“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枪毙匪首,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了仇!县委还决定在此为烈士建立陵园,立碑重修坟墓告慰烈士。今天望奎县已经回到人民的手里,我们告慰烈士在天英灵,可以安息了!烈士们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我们将继续下去,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两名战士把杨凤臣押到坟前跪下,另一名战士上前连开三枪将其击毙,县委终于彻底为河口事件牺牲的同志报了仇!

李桂兰调回县委,她每天都忙于对基层干部的培训,干部训练班实际就是县委党校,为全县党、政建设培养干部。薛允鹏和朱军忙于训练县大队的战士,为解放全中国准备力量。黑龙省和嫩江省合并之后,新的黑龙江省委八月任命陈化争为绥化县委书记,派李光宇同志担任望奎县委书记。新的县委会开完,时克吃了晚饭就到薛允鹏家里。两个人喝着茶水与往常一样,对眼前的事情研究一翻。时克说:“你怎么看这位新来的县委书记?”薛允鹏:“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官气,刚来望奎时陈化争把我们当战友,我看这位新县委书记没把我们当战友,而是看成是他的下属和小学生。”时克:“我和你的看法一样,李书记和陈化争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李书记1932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期担任河北省定县县委书记,是晋察冀边区选出来的七大代表。到东北以后曾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来望奎前是绥化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我俩的资历和他相比,他参加革的时候我俩还真是小学生。”薛允鹏:“我碰到的县委书记,都是一起浴血奋战的老大哥,忽然碰上这么一位,今后真不知道如何与他相处,也不知道该怎么干才对。”时克:“现在是情况发生变化了,危险和敌人都不在眼前时,有些人就发生了变化,不再需要生死过命的战友相陪。林枫同志很注意山头主义,对我们山东北上的干部,延安和晋察冀东进的干部都是一碗水端平。来望奎时林枫同志告诉我们要搞好团结,我们还是配合好李书记开展工作才对。”薛允鹏:“干革命还得注意这个、考虑那个的,还怎么能把工作干好?”时克:“我们先管好自己,从我做起。” 两个人很快又把话题转到东北的战局上。

1947年春夏期间,国民党大举进攻陕北延安和山东解放区,党中央以退为进决定放弃延安。中央为了便于工作,中共中央分为前委、工委、后委开展工作。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领导前委在延安周围牵制敌人;刘少奇、朱德同志领导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主持中央正常工作。7月份在西柏坡村的打谷场上,刘少奇同志亲自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各解放区都派出代表参加,各地都将土地改革情况向大会作了报告,互相交流经验,提出今后进行土地改革的建意。党中央10月10日正式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一场更加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各解放区里全面继续展开。

县委立即组织学习土地法大纲。尽管望奎的土改工作,在落实《五、四指示》中已经一年零两个月,穷人已经对地主进行过清算,分到了土地并且正在耕种和收获。大家还是对照土地法大纲,查找土改工作中还有什么不彻底的地方。10月下旬黑龙江省委派工作队来到望奎,要检查贯彻土地法大纲的执行情况。省委工作队的魏队长,曾在龙南行署工作过,行署转移到望奎县期间,他一直感觉望奎县委不听行署的意见。他一到望奎,就找同是晋察冀边区来的李光宇书记,俩人关起门来,在房间里单独的进行长谈。第二天魏队长就带人直接进入灵山区,先后到后二村和正蓝村了解情况,组织群众召开座谈会。回来又到县委、县政府、县大队查看工作人员档案,检查干部队伍的纯洁性。省委工作队在望奎县各地转了几天,临走前才与县委进行交换意见。结果在会上与县长刘干如、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时克、县大队政治部主任民运部长薛允鹏发生争吵。省委工作队认为:望奎的土改运动存在严重问题,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存在领导包办代替情况,群众阶级觉悟没有提高;县领导对地主不狠,没有阶级立场,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并没有被摧垮;后二村农会成份复杂,有破落地主和来历不明的人;阶级划分不明确,正蓝村的地主被拆成几家中农,是敌我不分。后二村的土改存在严重问题,还要推广到全县问题就更加严重。鉴于望奎县委严重右倾,全县土改工作不彻底,望奎县的土地改革应该推倒重来。

省委工作队魏队长在会上说:“望奎土改工作不彻底的基本原因,是县里的干部队伍不纯造成的。县、区、科干部中有二十五人是不好的。其中包括县政府秘书长周简;秘书一人;正副科长有六人;县议员一人;县长警卫员一人;正副区长有八人;区中队长和区助理有七人。这二十五人中伪职员十人;地主出身七人;伪校长和教员三人;来历不明的五人。县大队也有伪国兵和来历不明的人,望奎县没有人民政权的痕迹,简直是地主、国民党的政权。”魏队长的这些话刚说完,县长刘干如就站出反驳。刘干如也是抗战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平时遇事很少出头去打头炮,听了魏队长一番过火发言实在坐不住。他第一个站出来说:“魏队长,我不同意你们对望奎县委工作的结论,我看你就是个没打过仗,没在基层干过事的秀才干部!你凭什么说我们阶级觉悟不高,干部队伍不纯?县政府还成了地主、国民党政权?你说周简同志有问题,他的确是当过伪职员,可抗战一胜利就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共产党没进入望奎以前,他就和魏县长等人一起与国民党两个县党部作斗争。他们到绥化县找到陈雷同志,欢迎共产党派人来接管望奎县。陈化争、冯耕夫、胡再白同志到望奎后,他一直努力为党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初他带支前战勤中队上前线,受到部队和吉林省委的表扬。他是当过伪职员,你们晋察冀边区的吕正操司令员,他还当过国民党的团长,你能说吕司令员有问题吗?我们县、区的干部中,是有些人出身有这样那样问题,但经过这段工作来看,大多数都是好干部。”时克:“陈化争他们到望奎是1945年11月初,他们来时也就几个人,县里国民党部就有两个,全县土匪一千多人;县保安大队成员复杂,还有个连长搞暴乱,发展个党员还得密秘的进行。这些同志在敌强我弱时候,能坚定的跟着共产党干,这说明他们没有问题。河口事件之后我们来到望奎,对前期到达的同志在困难情况下,能在望奎县打下坚实的基础,都让我们十分敬佩。怎么到你们这儿就不是人民政权了?你们不应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望奎在编干部四百六十五人,这二十五个人里,能有几个人真的有问题?就算全都有问题也就只占百分五点多,你们怎么敢下结论望奎干部队伍不纯?你们是不是有点极端主义呀?”薛允鹏:“望奎县土地改革工作,是我们1946年6月4日到望奎以后开始的。在东北局土改工作团时,我们就知道《五四指示》,是在国共没完全破裂的特定时期制定的,这里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主张。为顺应穷人对土地的可望,我党才先在解放区实行这种土地政策。刘少奇同志也说:《五四指示》存在不彻底性,这不算错误。’说我们雷厉风行不发动群众,派工作队包办代替,群众的阶级觉悟没有提高,全县土改要推倒重来。你们的意见我不同意!发动群众是需要有个过程,你以为喊两声口号群众就发动起来,不派工作去动员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吗?去年国民党军队打到松花江边,老百姓害怕国民党军队打过来,地主还乡团报复,有的我们分给土地他还害怕。地主勾结土匪杀人破坏土改,有的百姓吓的就不敢站出来与地主斗争,庙里的和尚说了句天命不可违也,开会的群众就能少了不少。《五四指示》说:‘群众尚未发动起来解决土地问题者,应迅速发动解决,务必年底前全部或部分解决,不要拖到明年。’前线战事紧张我们也拖不起呀!我们的部队刚到东北时,在‘三无’的情况下作战损失很大,我们是来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是不能拖的!另外年底前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会影响春耕、影响农业生产、影响支援前线。绝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等待群众全都发动起来再进行土改。你没打过仗,敌人不会等你把群众发动起来才来打你!我们不等、不靠引导组织群众向地主进行清算,整顿农会建立农村政权,按照《五,四指示》和东北局《七、七指示》,1946年底基本完成平分土地工作。今年全县粮食大丰收,穷人过上好日子支前也有了实力,这些就说明了问题。”

时克:“土改刚开始时农会人员复杂,领着人扛着土炮往地主门前一站就分地,开始是很乱把土改做成一锅‘夹生饭’。你们了解的一些问题,很多都这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县委发现问题后,分工包片到各区‘煮熟夹生饭’解决问题。各区委整顿村屯农会,组建起贫雇农为主的农村政权。你们说有问题的灵山后二村,是全县第一个建立农村党支部的村庄,不能因农会有个破落地主就全面否定。我们派土改工队开展工作,是遵照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展开的,这不是包办代替,这是引导和发动群众的必要方法和过程,清算和分地过程就是发动群众过程。土地被分后地主气势还没被打倒,遵照东北局指示,我们又开展了‘砍大树和挖宝’运动,在政治、经济上狠狠打击了地主势力。”刘干如:“北满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不同,土地改革我们能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可以不断的调整斗争策略。经过‘煮夹生饭’和‘砍、挖’ 运动,群众已经发动充分起来。全县土改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只能作个别的调整,绝对不能也不应该推倒重来。”薛允鹏:“你们说的后二村农会有个破落地主,他家在抗战胜利前五年就破落了,多年的生活还不如一个中农。他不愿和地主阶级站在一起,他能进村农会是他算盘打的好,农会需要这样的人,不应以此来否定他们的农会。正蓝村有一伙闯关东的开荒人,为了和大地主抗衡,一直把土地联合在一起自己种。土改时他们要求分开来计算,地最多的一家也就是个富裕中农。按《五四指示》不能动中农的土地,他们也没有剥削行为,不应说我们县委有阶级立场问题。按照土地法大纲‘抽肥补廋’的 政策,望奎的土地改革只能是进行个别调整,不应该推倒重来!”

魏队长听他们三人的发言后,十分不高兴。他继续说:“望奎的群众未发动起来,地主未彻底打垮,群众的要求没得到满足,好人没有上台。这些情况你们就看不出来问题吗?这是县里领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你们仍坚持错误就是没有阶级立场。你们由上而下的包办代替,由下而上的欺骗上级(县委土改报告),存在严重的右倾错误!县委书记李光宇同志的观点和态度是好的,不足的地方是他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敢同有右倾思想的山东同志作斗争。希望其他领导同志也能认真进行深刻的反省,找出思想根源纠正错误。”宣传部长田野站起来说:“我是从延安来的,我也不同意你们对县委和土改工作的结论,用极左方式对待革命同志是王明的左倾路线。分山东来的和边区来的那是山头主义,不会也说我这个延安来的也搞宗派吧?”朱军:“我本来不想发言,因为我也是从国民党那边过来的人。我和薛主任刚到县大队时,队伍已经清理整顿过,可是我们还是有些不放心。经过不断的整顿和政治教育,县大队在剿匪斗争表现是很好的,这是一只人民的队伍。就是可能还有几个人有点问题,也不能否认县大队是一支革命的队伍。对待县委和县政府也一样,不能任意扣帽子打棒子。”省委工作队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魏队长让大家回去深入思考提高认识,改正右倾错误。在一场激烈争论后,省委工作队返回省委去汇报望奎问题。

1947年12月初,在黑龙江省委的土地工作会议上,印发了省委工作队《关于望奎土改存在问题的报告》,这等于省委确认望奎县委存在严重的右倾错误。

李光宇在省委开会回来,马上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作了《发动贫雇农阶级,彻底平分地》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讨了土地改革以来的右倾错误,认为全县一年半的土改工作,并没有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对地主、富农照顾的太多,对贫雇农照顾的不够;土地没有进行彻底的平分,贫雇农翻身未翻好,县委领导要负主要责任。他高调提出:“全县贫雇农行动起来,消灭地主阶级实行专政,彻底平分土地挖出财宝,满足贫雇农的一切要求。”他要求全县撒大网,各区齐动手不要怕乱,大胆的放手交权,造成一场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大运动。从此一场全面扫荡地主、封建势力,  暴风骤雨式的平分土地大运动,在全县迅速轰轰烈展开。结果县里斗地主出现过左、过激行为,出现打死人现象,县委内部的分歧也由此产生并愈演愈烈。

就在这场“暴风骤雨”来临之时,薛允鹏和李桂兰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因为生在平分土地运动中取名克平。由于县委产生了分歧,薛允鹏很少下乡和加班工作,总是想办法抽出时间来照顾李桂兰和孩子。一天在家里看孩子都睡着了,心里还有些问题没想明白,就跑到隔壁时克家去聊聊。到时克家见刘干如也在那里。薛允鹏刚进门,时克就说:“你这一来,我们是三个山东汉子呢?还是三个臭皮匠呢?三个人字垒起来是个众字,有人会说你们搞山头主义!”薛允鹏:“说我们犯了右倾错误和山头主义我就是想不通!我们和晋察冀边区来的陈书记,合作的很好像亲兄弟一样。在十分困难情况下为党干了那么多的工作,换个书记怎么就都成了错误,你们说这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刘干如:“我俩正说这件事,我们到东北后,咱们山东根据地就由新四军接管。山东局也改为华东局,新来的饶漱石任书记,黎玉任副书记。可是咱们山东根据地的人多,外来干部看到黎玉威信很高,山东的干部都愿听他的,总觉得这里有山头主义。黎玉在制定《五四指示》时,曾提出先不分富农的土地,他在华东局又主持下发《九、一指示》来搞土改。饶漱石从东北停战小组回去后,就与中央来的康生召开华东局扩大会议,会上批判黎玉是富农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林浩等一批山东领导同志被撤职。到东北也是咱们山东来的人最多,部队里有罗荣桓司令员还好说,咱们地方干部就难免不受影响。”薛允鹏:“难怪会有人总是对我们山东干部有看法,在县委里晋察冀边区来的只有李书记一个人;延安来的有朱军和田野两个人;咱们山东沂蒙山区的就有五个人,而且是党、政、军里都有。我们又没什么搞山头主义,也用不着用这种手段来对付和否定我们。”时克:“搞党内斗争总是会有人跟风,李书记怕我们几个形成个山头,他又和陈化争不是一个思路,今后我们应该处处注意,千万别叫人家挑出毛病来。这次幸亏李桂兰在灵山首先提出分富农的土地,不然富农路线这顶帽子一定会扣到我们头上。薛允鹏你可要管住自己的脾气,想好了再‘冒炮’,党内的斗争也是很残酷的,不小心就会伤到自己。”薛允鹏:“我会注意的,不然还会连累到你们两位老兄,可我就是觉得憋气!”刘干如:“现在这种干法不叫发动群众,这叫大撒手,放弃党的领导早晚会出乱子的,到时中央一定会纠正这种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时克:“我们要顾全大局,少说话等着纠偏吧!”薛允鹏问:“管住嘴巴子等啊?这还怎么干事呀!”刘干如:“今后我们三个人不要经常在一起,有事咱们分头商量,不然这李书记会说我们是山东主义。”时克:“你俩要走,我就不用准备酒饭啦!这小心一点可为我省了一顿酒菜。” 薛允鹏和刘干如又说笑了一会,就散伙回家。

李光宇带人天天跑各区,每到一处都召开贫雇农大会,代表政府为贫雇农壮胆撑腰、交底、交权,让村贫雇农大会掌握大权,杀人权限交区政府审批。因为已经有一年半发动群众的基础,群众的热情再一次被点燃,而且变得更加猛烈。县里各级干部都怕被批阶级立场有问题,一个比一个的向左看齐,全县土改运动立刻发生过激、过左的偏差。在彻底平分土地过程中,把地主和富农的好地收回,分给远地和差地;有问题的地主甚至不分土地;把中农多出来的土地都进行了平分。在深挖和深斗的过程中查漏网地主,把有些富农划成地主,有些富裕中农被划成富农遭到批斗。最混乱的是挖浮财的过程,地主、富农到处隐藏财物,虽说经过一段时间挖宝斗争,还是有些财物隐藏下来。在“群胆、群智、群威” 的口号下打破村与村界线,怕本村的群众斗地主下不了狠手,就采用这个村的贫雇农到邻村去斗地主,邻村的贫雇农到这个村里去斗地主。这种互换斗地主的办法产生严重的后果,把说理清算斗争变成“逼、打、斗”。全县的被斗户由原来的百分之七点八,上升到十八点九;全县被斗的人由百分之十二点八,上升到二十八点五;全县不断发生有人被打死和被打残的现象;很多地主、富农开设的工、商、作坊也遭到没收。一切事情都发生的是那么迅速、那么凶猛,一场“暴风骤雨”来临。

1948年元旦刚过,李桂兰在家里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她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和苏文讨论妇女干部培训计划。突然大门被撞开,从外边跑进一个男人,他不顾屋有人一头钻到床底下不出来。李桂兰放下孩子掏出手枪,对准床下问:“谁!赶快出来,不然我要开枪啦!”那个人马上喊:“千万别开枪!我是被打的没活路跑来找薛主任,打我的人就在门外!”李桂兰:“有我在他们不敢进来,你出来吧!”他从床底下爬出来,李桂兰看了看问道:“你不是前几天从哈尔滨回家奔丧的农机专家吗?在食堂吃饭时,我见过你和朱大队长和薛主任在一起吃饭,这是怎么回事?”那人衣衫不整,低着头回答:“我就是前几天回乡的李世安,我家是镶红五村的地主。上中学的时候母亲去世,继母对我很不好,我就一个人跑到哈尔滨读书。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就在哈尔滨安了家,我不愿见继母那张‘大饼子脸’,离开家就没有再回来过。去年6月久病年高的父亲去世,我前几天前才知道这个信,就急忙赶回来祭奠尽最后的孝道。我到家里才知道继母和姨娘早就都跑了,我还没有到父亲坟前上支香,就被村农会的人抓起来。他们逼着我交出家里隐藏的钱财,我说离家七年多根本不知道钱财藏在那里,可他们硬说我是回来取埋藏财宝的。我交不出来他们就打我,我已经被打了三顿,还说再不交出钱财就打死我,早晨我乘他们不注意弄断绳子才跑出来。那天薛主任说要介绍我去哈尔滨兵工厂工作,我俩是在你家门前的分手的,我没处去就跑到你家来躲躲。现在追我的人拿着棒子还在门外,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呀!”李桂兰:“苏文你马上出去叫外边的人回去,这人的事我来处理,然后你去找薛主任回来处理这事。”苏文刚出去,李桂兰又对李世安说:“你放心,没有人敢进来,你还没有吃饭吧?”李世安:“我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滴水未进,有开水吗我喝先一口,再给点吃的我真有点饿了。”李桂兰:“那边桌上还有我吃剩下的一个馒头,暖壶里有开水你先吃一口,等薛主任回来再领你去县委食堂吃饭。”李世安到桌边拿起馒头就咬上一大口。李桂兰:“先喝口水别着噎着!”走过去给他倒碗水。一边看着他狼吞虎咽,一边问:“打你的人是你们村里的人吗?”李世安只用三口就把馒头吞进肚里,他喝了口水:“都是邻村贫雇农大会的人,要是本村的人都知道我被后妈逼走七、八年,本村里的人了解情况不会打我的。”他撸起袖子来说:“你看他们打的,简直是往死里打!我真是没活路才跑到你家的。”薛允鹏赶回家里,听李世安把经过说完。站起来说:“这种各村互换斗地主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李教授,我和朱大队长商量好了,派人把你送回哈尔滨,你回去就别在大学教书了。朱军想让你去东北野战军炮兵学校,我想让你去哈尔滨兵工厂,你千万别记恨家乡的乡亲们,这里怎么说也是你的家乡。你出来参加革命就和我们是一路人,我们一起去建立一个新中国。”李世安说:“要不是你们救我,我这次就会被打死,我再也不想回望奎这个伤心的地方。你们的话我都听,回到哈尔滨就去找东北局负责同志,问他们是炮校还是兵工厂最需要人,那里需要就去那里干革命!”

薛允鹏和朱军把李世安送走,他就去找时克商量。薛允鹏气愤的对时克说:“这种各村互换斗地主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这样会出乱子的!现在春耕准备马上就要开始了,再这样下去农民就没有心思种地了。”时克:“这种大撒手的干法不会有好效果,你准备着我再和刘干如商量一下,县委会上我们一起向李书记建议,纠正运动中出现的偏差现象。”

直到2月中旬,县委会才有机会召开会议。这时东北野战军已经在东北全境进行反击,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东北土改打击面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要求缩小打击面,纠正过左过激错误,弄错的必须改正过来。望奎县三个多月过激、偏左的错误开始得到纠正。李光宇在县委会上开始检讨在土改上的偏差错误,并说主要责任由他一个人负责。薛允鹏在会上说:“土改刚开始群众还没完全发动起来时,曾经有过一段‘夹生饭’的过程,我们把群众组织起来‘煮熟了这锅夹生饭’。这次大撒手,又把土改‘这锅饭煮得过火有点窜烟了’,这是因为我们没学习好土地法大纲,出现的问题不是右倾而是有点过左。现在是要把这锅‘窜了烟的饭’再煮过来的时候,对必须纠正的错误进行补救。”李光宇:“群众运动有点过火是难免的,不要用过左来说我们的工作,应该叫纠偏。”时克:“刘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工作会上是讲过:‘党内思想斗争以反右为主’,但也说过:‘左倾情绪在党内、群众中有很大的基础,要防止左倾’。我们在落实土地法大纲时大撒手,这是放弃了党的领导,没有搞好正面宣传,没有正确的引导群众去斗争。出现打击面扩大,各村互换斗地主时动用私刑吊打地主,乱杀人的现象也出现了。可县委的主张却是‘交权、交底、撑腰壮胆’,这才产生今天的乱象,我们要抓紧纠正才对。”田野:“出现偏差的责任不在我们县委身上,省委土改工作队对我们全面否定的报告,逼着我们都向左走。主要责任也不应由李书记一人承担,我们大家不敢吱声,每个人都有责任。”李光宇:“是我经验不足应该负主要责任。”刘干如:“我同意田野同志的意见,我们山东来的同志怕说山头主义,没敢坚持意见也有责任。李书记说经验不足,从这一点上来谈谈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些人到东北是干什么来了?是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也就是责任。建根据地和白区工作有着很大的不同,李书记你在白区工作多年,白区的工作就是要搞乱敌人和收集情报,越乱破坏敌人的统治越好。可是建立根据地就大不一样了,根据地的工作不能搞乱,需要稳步的发展。在白区为了保密的需要,不敢广泛的联系群众,可建设根据地需要团结各阶层群众,去孤立少数的地主阶级。根据地工作的中心是:一切为了前线!我们抓紧纠偏改错让运动走上正轨,抓紧备耕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支持前线。”县委秘书李全林:“现在大家都统一了意见,李书记你就安排下步工作吧。”李光宇:“我们分下工到各区去,把不符合土地法的偏激错误纠正过来,雷厉风行还是我们的作风,咱们要齐心协力把工作干好,全力支援前线。”县委会里的意见重新统一起来,可是李光宇心里还是觉得,这三位山东来的人对他不够尊敬。

县委纠偏的工作进行的十分迅速。在阶级划分上以“八、一五”前三年为界线,剥削收入占全部收入三分之一以上的为地主;剥削超全部收入四分之一的为富农;不超四分之一的为中农。全县地主改富农的有一百三十五户;富农改中农的有二百一十二户。对被斗、被分的中农和工商业户进行了补偿。解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纷纷勇跃参加生产、认购公粮、支援前线。一切为了前线,又成为县委和全县人民群众的中心任务。

5月份省委宣传部王部长来到望奎,他代表省委肯定了望奎县委在土改工作中的成绩,说出现左的问题责任不在县委,在纠偏过程中县委作了大量工作颇有成效。王部长走后,县委全体成员又坐下来,大家对土改的全过程,从《五四指示》、“煮夹生饭”、“砍大树”、“挖宝”、《土地法大纲》、纠偏、确认土地发照,各阶段都进行认真的总结。大家总结经验、查找教训,一致认为望奎县土地改革取得了全面胜利。下一步将进一步巩固发展土改成果,发展生产让全县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6月份省委对望奎县委进行调整:李光宇书记调省委组织部,丁秀同志任望奎县委书记;刘干如县长调往合江省政府,丁子勋同志任望奎县县长;时克同志调拜泉县委任组织部长,李瑞山同志任望奎县委组织部长。

时克和刘干如要离开望奎,山东的几个人都有些伤感和舍不得分开。从山东出来就在一起战斗了三年,三千里的云和路,凝结成一生一世的战友情缘。刘干如年岁最大,他找机会和薛允鹏交谈话别。他说:“我们一起从山东北上来到望奎,现在就剩你和李桂兰了,我们走了以后,你得改一下山东人有啥说啥的性格。敌人就在眼前时,有些人对直性子敢说敢干的人还能容忍,大敌当前谁说的对就按谁的意见办,不然就会掉脑袋。敌人离的远点没有危险情况就不一样了,你有不同意见会有人把你当敌人看,你以后说话要千万注意!”薛允鹏:“我以前在敌占区前沿活动,没想到争论一个问题会这么严重!这次省委工作组说望奎县委搞土改是右倾,还说咱们是国民党政府,真叫我知道党内争论问题的利害!谢谢刘大哥的嘱咐,不知道新来的丁书记性格怎么样?以后我少说话就是了。”刘干如:“我们在望奎,你有什么事我们都能帮你,以后你独自在此,你事事能够小心我就放心了。”两个人又谈了一些刘干如、时克还没完成的事,他俩走后薛允鹏如何处理的办法。

时克和吴勇明天就要离开望奎,在薛允鹏家里四个人聚在一起话别,话说了“一大车”还总觉得很多还没有说。薛允鹏和时克一边喝酒、一边讲着往事,李桂兰和吴大姐各抱一个孩子聊家常。薛允鹏:“我们在一起四个年头,现在就要分开了,不知道今后能否还在一起工作?每一次战友分别,总会叫我想起离开沂蒙山区的情景。也不知道山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时克:“去年孟良崮战役以后,国民党重点进攻东山的计划彻底失败。听老家来信说,咱们山东的部队也是整天追着敌人打,等打下济南城全山东就都解放了。”薛允鹏:“咱们鲁中队伍到东北改编成民主联军三纵,现在又成为解放军的四十军,他们打起仗来十分勇猛,被敌人称为旋风军。等部队打下山海关全东北也就解放了。”时克:“蒋家王朝的末日就要到了,等打下山东我们再南下返回家乡去,真有点想家乡的蒙山了,它在我心中永远是最高的山峰!”薛允鹏:“我家乡在沂河边上,沂河的水总是在我心中流淌!”吴勇:“我们就以家乡山水和北上共同写首诗吧!”时克:“我也一直想琢磨出个诗来,咱们就共同来个清平乐《北上》吧!” 薛允鹏点头同意。时克喝口酒说:“我先开个头:‘蒙山入云’。”说完就拿笔写下来。薛允鹏:“你家蒙山我家沂河,我这句是:‘沂河长缠绕’。”李桂兰好不容易想出一句歌词来,便抢着说:“‘谁不说俺家乡好’。你们看行吗?”时克:“还行,对上了说咱们沂蒙山区家乡的美。”吴勇:“该我的了,我们的家乡很美,可为了革命我们离家北上,这一走就是三千公里。我这句是:‘北上离家三千’。”时克:“我们刚到东北时形势非常危险,我这句是:‘北满寒风刺骨’。”薛允鹏:“望奎也叫双龙镇,我们来到望奎干革命就是:‘红旗插向双龙’。”李桂兰和吴勇都说没词了,就不再说了。薛允鹏:“那我俩就一次来两句,我先来。咱们到望奎县前,林枫同志让我们先抓人、抓枪、准备上山打游击,我的工作重心又在县大队里。我这两句是:‘抓人抓枪建军,保民剿匪平乱’。”时克:“我们在望奎最重要的工作是搞土改,发动人民群众跟党走。我这两句就该是:‘土改云腾暴风雨,穷人翻身跟党走’。我们干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推翻蒋家王朝。今年是大决战的关键年,结尾就是:‘要打垮一切反动派,齐奋战!’”说完就写下这首诗。《清平乐,北上》“蒙山入云,沂河长缠绕。谁不说俺家乡好,北上离家三千。北满寒风刺骨,红旗插向双龙。抓人抓枪建军,保民剿匪平乱。土改云腾暴风雨,穷人翻身跟党走。要打垮一切反动派,齐奋战!”薛允鹏看了一遍问:“咱们这诗写的怎么样?”时克:“我们的水平能写出来就不错了,还谈不上水平。”薛允鹏:“那我们就慢慢的改,一直改到够水平为止。”

不知不觉快到下半夜,时克说:“我和吴勇明天就要离开望奎,我俩商量都把自己使用的派克钢笔,送给你俩留作纪念,祝你和桂兰同志学习进步!工作顺利!”李桂兰:“我俩也想送个物件给你俩作纪念,真不知到送什么好,最后也是准备送钢笔。怎么都想到一块去了,再送钢笔这不就成了交换了吗?”吴勇:“我想向你们要个宝贝疙瘩,可又不好意思说,也不知道你们肯不肯?”李桂兰:“吴大姐咱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只要我有的就给你!”吴勇:“老时,我就说啦!”时克点点头。吴勇说:“我和时克结婚五年多至今还没有孩子,到医院检查说我俩都不能生育,你们有两个女儿将来还得要个男孩,我想把你的小女儿抱走养大,让我也尝尝当母亲的兹味。”李桂兰一听楞了一下,没有马上回答。薛允鹏抢先表态说:“我们都是党的人,我们的孩子也就是你们的孩子,平儿你们抱走吧!”李桂兰这才反过神来说:“就让平儿代表我们陪在你俩身边,当你们的女儿。”时克:“孩子还是你们的女儿不改姓名,也是我们的女儿,叫我俩爸爸妈妈也叫你俩爸爸妈妈,是我们共同的女儿。”薛允鹏:“我们是战友情、兄弟情、再加上这儿女情,我们就是亲兄弟!”时克:“我们是革命的亲兄弟!共产党是不讲‘拜把子’,我俩再喝一杯庆贺我们有了共同女儿!”薛允鹏和李桂兰忙着再炒盘花生米,时克和吴勇则抱着熟睡的小克平亲来亲去。酒和话直到天快亮才收场,时克和吴勇抱着孩子回去,结果高兴的一夜没睡。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结成的友情,它就像高山和大海一样深厚和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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