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口述史》十一:离休后的生活

南方 发表于2017-05-24 18:19:20

上老年大学、练习书法,全国各地旅游。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终于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人生是永无止境的,退下来以后,时间是多了,我就想到还应该继续提高自己的素养,发挥余热,因此报名读老年大学,参加省诗词学会,创作的诗词被收人公开出版的文集。此外我还参加云南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建设促进会(老促会)的活动,被选为理事,为改变云南边疆的落后面貌做了一些工作。过去工作繁忙,无论到那一个城市开会,都是急匆匆的,在会议期间要忙着开会,领会精神,吃透文件,会议一结束就往回赶,又忙着贯彻落实,所以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心情和精力游山玩水。西安碑林三天看不够,选编个人书法集,写回忆录等等,生活真是丰富多彩。

离休后的心情比较轻松,感觉还真是不一样。这些年来祖国的大江南北我真是游了个遍,既领略了名山美景也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的富足。

1990年借到大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先到武汉登黄鹤楼。夕阳西下时乘一小舟顺风而下,感受到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之美好的景象。到九江登庐山、观瀑布、恰似银河落九天,含波口上瞻望鄱阳湖,别有一翻天地,在美丽的大连湾旅顺口、日俄战争炮台的奇观,联想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奋斗史。到沈阳游故宫,再游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城子、集安、通化到中朝边界看中朝大桥,东北之行,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美景尽收眼底。

我曾多次游览北京。北京是祖国的首都,过去开会来过多次,可用神圣辉煌伟大的词来形容。一直怀有崇敬的心情,特别是1958年我带队参加全国群英会登上天安门的情景一直历历在目,而离休后到北京游览,心情格外的轻松。三次登长城到故宫、颐和园、天坛,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看望王敬明、赵建民、王沛林等同志。中南地区也几度游览,广州、深圳、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海口、三亚天涯海角玩的比较高兴。

2005年9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和老伴、王海勇,带了一点云南的普洱茶饼从公安部女儿、女婿的住地出发,前往赵建民家去看望他。赵离休后享受副兵团级待遇,赵见到我们这些老部下很高兴,热情的拉住手问长问短,一再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告诉他,我们畅谈各自家中的情况,互问身体安康,呆了将近两个小时。

最后谈一下我的家庭。实事求是说我有一个比较美满的家庭,首先是有一个理想的爱人杨月华,相儒以沫风风雨雨几十年,特别是我文革受到较大的冲击,她一直坚强不屈,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把四个孩子教育安置好,使四个孩子能读书当兵又进一步的深造读大学,都算成才。我在省委工作的十二年,也是孩子成长的重要时期。我下乡比较多,有时候十天半月回不了家,主要靠杨月华主持操劳,使孩子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文革动乱期间又把三个孩子南方、南玲、雪梅送回山东老家,使他们能继续读书,三女儿南玲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在老家平邑县贾庄插队当知青,曾任村支书,也算为家乡建设做了点贡献,儿子南亚送去参军当兵八年回昆明后又考起云南师范大学,四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大女儿杨南方山东大学毕业,曾是临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现已从省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退休(教授)。儿子王南亚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在中国人寿云南分公司担任处长、律师。三女儿王南玲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曾经是南开大学模范教授、天津市优秀党员、教务处长,现担任外交学院教授。王南玲读大学前在老家曾任过县委常委、公社书记。小女儿王雪梅现在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是著名眼科专家,常年在全国各地和欧美等国家进行诊疗活动,所以我常常称孩子们为“四大金刚”。我的家庭可称得上幸福美满,团结向上。现在每个星期天在昆明的孩子都要来看我们老两口,所以我把星期天称为“团聚聚会日”,最令我高兴的是三女儿南玲的儿子我的外孙刘北晓,由南开中学转学北京第四中学,2008年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三女婿2003年由天津公安局领导岗位上调公安部担任办公厅主任,现在公安部任职。

我的恋爱与结婚简历是这样的。我是1949年5月南下云南前经地委批准和杨月华同志结婚的,我和杨月华同志的父亲是同事,他担任区委副书记。岳父是土地革命时期1935年入党参加革命的,是老红军,名叫杨诚,他是费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之一,曾任山东分局省委书记的政治交通员,县委考虑到我对老同志比较尊重而任命他为上冶区副书记,他对我的政治态度工作方法比较了解,曾说“王云的头脑像列宁一样”,对我是比较看重的,在我生病期间常叫女儿杨月华来看我,从而使得我们相识相恋。杨月华后来被组织送去读中学,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因此比较知书达理。”

我们的婚礼办得比较简单,买了两个西瓜,就在地委办公室由组织部张科长代表组织宣布批准我与杨月华正式结为夫妻。同志们吃完西瓜,仪式就算结束了,当时还属于战争年代各种问题较为复杂,天下还不十分太平,物质生活条件艰苦,一切就从简了。

谈谈我和几个老朋友的关系。段华民副省长病逝悼词原草稿中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后来省检察院给改掉了,段的夫人在门前痛哭,我马上反映给普朝柱同志、普朝柱同志很快就让秘书通知在悼词中加上优秀共产党员。

还有一件与天津市建立友好关系的事情,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自卫反击战役后期,天津派党政军慰问团到云南慰问,要返回天津的时候我知道了这一情况,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秘书长梁林同志,请他转告普书记要抓住这个机会建立和加深和天津的联系,由此慰问团多留了两天,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在连云宾馆宴请招待天津的同志,同时我也打电话告诉昆明市委书记王信田,次日市委几套班子也宴请代表团,我和我的夫人杨月华作陪。

文革期间,我在临沧任临沧地委常、副专员,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由于我爱人杨月华是农业厅炮派小头头到临沧串联,另外一派823就把我划为炮派,由此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在中央让两派都参加的学习班上,军管会让我代表的是政府,在受到毛主席接见时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多架摄影机对我拍照摄像,次日早晨新闻图片向全国播出,这次接见我穿的衣服鞋子一直留到现在。文革期间我在路过云南一平浪时正在镇压工八团,在昆明到处看到听到的是军队高呼消灭工八团,当时我感到自我毁灭。

关于我和普朝柱同志的几件事情,原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调北京工作后,由普朝柱接任省委书记,这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派性势力反复串联,连所谓站错队的老同志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经过反复斗争,中央派工作组确定了以普为首的新班子。在这个过程中,我和郭长儒同志也如实的反映了老同志的意见,坚决支持朝柱同志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同志任书记期间,我去他家比较多,主要是反映群众的意见,对干部的任用上也作过建议,如原省委秘书长史锋同志,原省委组织部长王信田同志的任用上,提过建议,王信田后来调海南省工作。对手工管理局赵树森被撤职我也做了反映,后更正把赵调职商业厅任副厅长。普刚到昆明的头一年春节就到我家给我拜年,两年后他还叫我女儿王雪梅给他做了白内障手术,普书记的爱人张碧华同志还带了礼物来看我们。普书记的逝世也是云南人民的一大损失。不然他还可以干好多事情。(全文完)

(王云口述史文字整理/王立荣 郑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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