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回忆录》八、山东人民武装起义与山东纵队的建立和发展(下)

含山 发表于2017-08-24 14:28:15

(三)党中央的关怀

由于起义部队军政干部缺乏,武器落后,战斗经验不足;兵员多为农民和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游击习气浓厚,平均主义倾向严重;加之民主政权建立较晚,没有稳定的后方,部队分散,交通不便,联络不畅,给养不足,各区起义部队的发展存在许多困难。怎样尽快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起义部队之间的协调指挥,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为此,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派我赴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请示汇报工作,以取得中央的指导和帮助。这觉得办这件事,宜早不宜迟,乘着徐州尚未失守,铁路交通方便时,我带上我们第四支队油印的军用护照,盖上大印,带上泰安的冯平、新泰的郅润清、费县的高其贵等同志,走新泰到抱犊崮这条路,到达徐州。用我们的护照坐上军用列车向西行,经西安于4月初顺利到达延安。在延安,我向刘少奇同志、张闻天同志作了工作汇报。然后毛主席接见了我,我又向他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情况,同时提出了给山东派遣干部的请求。毛主席对山东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地图上指出山东敌后抗战的发展方向,还作了关于注重根据地建设的指示。当时,答应先派郭洪涛带一批’军政干部到山东。随后,毛主席又要我到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并告诉我向恩来同志提出要罗炳辉同志到山东工作,理由是罗炳辉同志是著名的红军将领,他到了山东我们就不再是“土八路”了。

1938年6月我到武汉,向长江局和周恩来同志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大力支持。由于当时做统战工作的罗炳辉同志,一时不能离开。所以党中央又决定改派张经武、江华、吴克华、胡奇才、徐斌洲、吴仲廉等同志以及抗大、陕北公学一批毕业学员共近200人支援山东。8月间,我和张经武同志、江华同志带领这批干部返回山东敌后。从此,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山东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9年夏,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派徐向前和朱瑞同志又带一批干部以及抗大一分校到山东。同时根据中央决定组织了一元化的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进一步加强了山东八路军的统一指挥。山东抗日武装之所以能迅速成长为正规部队,是与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具体指导分不开的。

(四)积极争取和团结友军

在各地区武装起义过程中,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有力地促进了起义武装的发展和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鲁西北起义的过程,就是争取团结范筑先将军与我们一道抗战的过程。范筑先是一位正直爱国的将军。在日军进犯山东之际,他坚决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我党的影响下,坚决拒绝了韩复榘要他渡(黄)河南逃的命令。

为了进一步开展对范部的统战工作,中共山东省委先后派了70余名共产党员和平津的学生(多系“民先”队员)去鲁西北地区,一方面加强对鲁西特委的领导,一方面与范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协助其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范筑先在我们的推动帮助下,坚定了抗战的决心,收编了鲁西北地区的大批杂牌武装,编为30多个支队,各支队先后建立了政治部。我党还在10多个支队建立了党组织。同时,我们还在各县建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和各种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并向许多县委派了县长(其中一部分为共产党员)。范筑先将军为了表明自己坚决抗战的态度和决心,曾专门向全国通电。所以,毛主席很重视这位爱国志士和党的朋友,亲自写信鼓励他。我从延安返回山东,于1938年10月路经聊城时,将毛泽东同志委托我带的亲笔信和《论持久战》一书,当面交给范先生,对其在国难当头之际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决抗战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范先生十分感动,表示一定同共产党合作抗战到底。不久,日军进攻聊城,范老将军率部奋起抗击,以身殉国,气壮山河。

范筑先将军为国捐躯,至今已数十年了,但人们对这位英雄的抗战老人,仍深切怀念。1978年是范公殉国40周年,我曾写了一首小诗,兹录如下,以资悼念。

悼念聊城范公逝世40周年

日寇攻鲁韩先逃,坚守聊城惟范公。抗日救国旗高举,平津健儿竞相从。共产党人是核心,人民起义势如洪。我带干队聊城过,为公捎来信一封。此信非比寻常信,亲笔署名毛泽东。聊城一战公捐躯,为国殉难万古雄。郁光迪红亦战死,灌溉沂蒙花更红。四十年来风云变,四化完成再告翁。我们除帮助范部抗战外,还独立自主地发展了自己的武装。在这期间,在鲁西北特委领导下,堂邑县党组织建立了一支武装,由党员捐钱购买了12挺机关枪,加强了装备,扩大了部队。不久,我党又先后收编了冠县、馆陶县一些地方武装和民团。这些武装合编为范部的第十支队。这支部队在我党的直接领导下,活动在鲁西北平原和肥城附近的大峰山区,积极打击敌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1938年冬,鲁西北沦陷后,我党以第10支队为基础,联合范筑先余部组成“筑先纵队”。

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也是我们的重点统战对象之一。他抗日的积极性虽然不如范筑先将军,但没有跟随韩复榘逃跑,而且当他得知我们主动打击敌人的活动后,就派副官来新泰县刘杜一带找我们联络。我们先派刘少傥同志,以司令部副官名义,去费县与张里元谈判彼此配合作战的问题。这时,正值鲁南台儿庄会战前夕,张里元受西北军庞炳勋指挥,我们要他围攻新泰县城。他感到自己一个多团的兵力单薄,任务难以完成。于是,刘少傥同志约他来新泰岔河一带,和我会见协商。我和赵杰同志于2月下旬的一天,在岔河与张里元会面,并分别就政治和军事问题与他进行了谈判。他对我们八路军英勇抗战赞扬不绝;我也讲了他在鲁南坚持抗日,是值得称赞的。我还专门送给他几期延安出版的《解放周报》。周报上载有毛泽东同志的抗日主张,想以此推动他进一步抗日。在谈到台儿庄会战和配合作战问题时,开始他让我们去打新泰,我们指出他们的兵力装备强一些,坚持请他的部队围攻新泰县城,我们打泰(安)新(泰)公路上的增援之敌,希望他能支援一些弹药,双方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第3天他们送来了4个很大的电发火地雷(象飞机的炸弹一样大),还有几箱手榴弹、子弹。后来,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张里元向日军投降了。

(五)山东纵队的成立与发展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山东抗日起义武装的发展一直十分关心。1938年6月6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同志联名电示:“山东的基干武装应组建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的番号,目前可组成4至5个支队,县区武装则以支队领导下的游击队名义出现,用抗日联军名义不好。”8日,毛泽东同志再次电示:“凡属我党领导,已取得广大群众拥护,又邻近友党友军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宜。否则,各地国民党均将控制,如使用普遍名义,则不得不听其指挥,甚至通令解散,八路军亦无权过问,用八路军名义则无此弊。”

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武装建设的方向。根据上述指示精神,我们对山东各地的起义武装实行了统一领导,并决定以各大股起义武装为基础组建成支队,强调把起义武装建设成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健全了省委及各特委的军事部;分配了一批有战斗和领导经验的红军骨干到各支队担任领导职务,调整配备了各部队的领导干部;对部队进行了初步整顿,清洗了混入我军的少数坏分子,整顿了少数不巩固的部队,从而加强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至1938年底,起义武装除冀鲁边与鲁西北地区的部队外,先后整编为.8个支队:活动于沂水、莒县地区的第四支队第六大队,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清河区第五军编为第三支队;鲁中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恢复使用第四支队番号;胶东第三军编为第五支队;泰西区抗敌自卫团和汶上县起义部队合编为第六支队;由胶东西返清河地区的第七、八支队仍用原番号;我党在费(县)临(沂)边区收编的一支土匪武装,经改造后,以第四支队三团为骨干编为第十二支队。

经过初步整顿,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各地区初步形成了统一的指挥机关,统一的编制,统一的领导,加强了对部队的建设和对敌斗争的力量。

1938年12月,中央军委为了进一步统一山东地区各支队的领导,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命张经武为指挥,我为政委。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山东人民起义武装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一个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纵队成立后,一方面指挥各部队配合地方党政机关动员组织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一方面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至1939年春,初步创建了泰山、沂蒙、清河、胶东、泰西等游击根据地,并开展了鲁南及滨海地区的抗日工作。

山东纵队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扩大巩固部队,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实现主力部队党军化、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部队组织化,我们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示,利用作战间隙,从1939年2月开始,先后进行了5期整军或整编。

1939年2月至5月,我山东纵队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整军训令,在部队中开展了以整编和部队建设为中心的第1期整军。这次整军,侧重于部队的巩固和正规化建设,调整了部队的编制。为了对外缩小目标,大部分支队取消了团一级机构。第四支队编为1个基干团(仍称四支队);第五支队编为第十三、十四、十五团,并充实十三团为基干团;第八支队将第一、三、五团整编为两个基干营;第二支队整编为1个基干营归第八支队;第五支队的第六十一团进抵临(沂)费(县)边后,与第十二支队合编为新的第二支队;临郯独立团编入陇海南进支队(为第三大队);以津浦支队1个营、第八支队特务大队及沂蒙独立团编成纵队特务团;第三、六支队未进行整编。我山东纵队通过第1期整军,除挺进支队与进入湖西(微山湖)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合编为苏鲁豫支队,归一一五师建制外,下辖第二、三、四、五、六、八支队及陇海南进支队、特务团、鲁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一总队,共2.45万人,所属地方独立营团1万余人。通过这次整训,使部队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和巩固;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39年5月,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派徐向前和朱瑞同志到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地区的八路军各部队。,6月初,徐向前、朱瑞同志到达.山东省沂水、蒙阴地区,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部署了党政军备方面的工作。8月1日,第一纵队正式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同年秋,王建安同志任山东纵队副指挥。10月中旬,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同志因去延安开会,一纵机关和山纵机关合并,以一纵名义直接指挥山东纵队所属各部,山东纵队名义仍然存在。

1939年8月至12月,我山东纵队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整军训令,进行了第2期整军,共整训4个团。通过整军,将第八支队改为第一支队,并以第二营进入滨海区开辟了洪凝(现五莲县城)地区;津浦支队调归山东纵队建制,后与第二支队合编,仍称第二支队;直辖第四团(即鲁南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改为苏鲁支队。同时陇海南进支队越陇海路南下铜山、睢宁、宿迁、灵壁、泗阳等县北部地区和兄弟部队一起共同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同年冬,八路军第一纵队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以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为基础,组建了苏皖纵队,黄春圃(江华)任司令员兼政委。到年底部队发展到7000余人,并组建了1个2000余人的游击支队。

1940年1月,山东纵队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大会决定,2月至5月进行第3期整军。整训方针是:发展党员,使党员数占部队人数的1/3,力求主力部队正规化、地方部队基干化、游击部队组织化和全体武装党军化。2月,山东纵队以特务团为基础,组建第九支队,辖两个团;3月,第六支队、苏鲁支队调归一一五师建制’(第六支队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合编为运河支队;苏鲁支队于同年冬编入教导第二旅)。4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苏皖纵队,江华回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归韦国清指挥。至5月底,山东纵队在第六支队、苏鲁支队调归一一五师建制的情况下,部队仍有很大发展,已拥有主力部队15个团,基干部队6’个团,共3万余人,另外还有地方武装2万余人。

1940年6月,徐向前同志返回延安,第一纵队的番号撤销。从9月开始,我山东纵队又进行了第4期整军。这次整军主要是强调解决各主力支队全部正规化的问题。通过整训,我们按照正规旅的要求,将所属部队整编为第一、二、三、五旅和第一、四、五支队及直属特务一、二团,共5.1万余人。第一旅由鲁中区的第一支队的一、三团和第四支队的一团、二团编成,辖第一、二、三、四团,第四支队三团一度归一旅指挥,后改为蒙南支队,归纵队直接管辖;第二旅由滨海区的第二、九支队编成,辖第四、五、六团;第三旅由清河区的第三支队编成,辖七、八、九团;第五旅由胶东区的第五支队编成,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团;这时,成立了新的第四支队(兼鲁中一分区),辖第一、二团;新的第一支队(兼鲁中二分区),辖第一、二团;新的第五支队由山东第三军区改编,辖一、二、三团和特务营。

1941年6月,纵队召开旅、支队级干部会议,讨论并决定进行第5期整军,主要是进一步整编、扩军等问题。

8月,以一旅三团、四团和第四支队组建成第四旅,辖第十、十一、十二团。山东纵队特务一、二团合编为一旅三团。随后,由二一五师独立支队拨归山东纵队的3个连为基础,组建纵队青年团(执行特务团任务)。同年秋,以纵队原特务二团1个营为骨干重建蒙山支队。

1942年3月中旬,在整编中,又将第三旅机关改为清河军区,辖一、二、三、四军分区。

7月,第五支队机关改为胶东军区,辖东海、西海、南海、北海4个军分区以及其他直属团。

8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我任政委,王建安任副司令员,江华任政治部主任。这时,第一旅第一、三团和第二旅四团调归一一五师建制,改为教导第一旅。山东纵队第二、三、四旅都实行了主力军地方化,旅和团的机关大都与军区、军分区机关合并,各军区、军分区都建立了独立的领导机关,不再由旅和支队兼管。并以山东纵队机关一部,组建鲁中军区,辖3个军分区,1个基干团。第二旅机关改为滨海独立军分区。第四旅机关合并于鲁中第一军分区。原纵队第一旅二团拨归鲁中军区建制;第四旅所属第十、十二团拨归鲁中第一军分区建制,第十一团拨归鲁中第三军分区建制;第二旅所属第五、六团拨归滨海独立军分区建制;第三旅所属第七、八、九团,除留七团为清河军区直属团外,第八、九团分别与清西、清东两军分区合并;第五支队两个基干团,改属胶东军区建制;第五旅属山东军区建制,归胶东军区指挥。主力部队地方化以后,加强了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为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整军中,我们除适应斗争形势需要不断调整编制,还结合国内国际斗争形势,及我根据地遭受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具体情况,反复进行了关于斗争形势和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统一战线与保持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等教育;建立健全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和连队各种政治、组织、生活制度;大力发展了党员,对新党员和支部骨干进行了多次集训;总结了作战经验和进行了技术战术训练;整顿了部队供给与卫生制度等。同时,还建立了巩固的后方,组建了兵工厂、医院,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干部。

总之,通过5期整军、整编,增强了内外团结,巩固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并大大促进了部队的发展。在整军和整编过程中,我们还坚决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军事路线,坚持了山东地区敌后游击战争,先后进行各种战斗5000余次,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蚕食”,共歼灭日伪顽军10万余人。我们还大力加强了民主政权的建设,于1940年7月成立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1943年9月10日“战工会”改称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下设工商管理、公安、民政、财政、教育等若干个处。这时的“政委会”,实际上是一个机构相当完善的、领导全山东政权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全省还成立了包括4个主任公署及相当于主任公署的两个专员公署,另有11个普通专员公署。各县乡(区)也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这对开辟、巩固、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夺取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

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山东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组成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又任山东分局书记),我任副政委,萧华任政治部主任,辖鲁南、鲁中、清河、冀鲁边、滨海、胶东6个军区,一一五师和原山东军区所属各部队统一整编为13个主力团,一部充实地方军。从此,山东党政军的领导实现了根本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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