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耀南壮烈牺牲于抗日战场上，已过了50多个春秋。每当我忆起他的曲折经历，总觉得他是一部好教材。有益于我加深理解中国近代所经历的起伏变迁，有益于我进一步理解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信仰，在历史的动荡中所受到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变化，启迪我去做反复的深思，颇有温故知新之效。
马耀南同志自称，1920年在周村高级小学毕业后，不甘心留守在富裕的家庭里安度日月。去升学，求知识，开眼界，力求将来能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功成名就，方无愧色。基于这一理想，他毅然决然地奔赴济南，考进了省立第一中学。
他在省一中求学时，受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对国内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阴谋瓜分中国的现实，忧心如焚，食寝不安，思考着救国救民的真谛。他认识到中国的腐败统治，闭关自守，以至科学不能发展，民族工业不能兴起，是难以富国强兵的致命要害，且使帝国主义视中国为鱼肉般的宰割对象；认识到中国人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性，同时也认识到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重要性。他与同学们首先组织了“反日会”，进行反日救国宣传，开展一系列抵制、查封日货的活动。从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发展民族工业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命运的一条重要途径。’基于这种信念，他于1924年济南省立一中毕业后，怀着满腔的激情与希望，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学。他下定了决心，要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他在北洋大学又被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所吸引，促进了他对革命的向往。大革命的潮流在北方还处于潜伏状态时，他就参加了地下的国民党组织。而后，鉴于国民党接受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对帝国主义蹂躏我国领土、主权的行为采取了理直气壮的激烈反抗，他的工业救国的主张也更加坚定。他创办了“五三”工厂，启发工人起来发展民族工业。他担任了北洋大学学生会和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且成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主要成员。这是他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时期之一。
正在他热衷于将革命事业推向纵深之际，蒋介石于1927年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各地，不但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而且有些忠于革命事业的国民党员亦遭横祸。这对马耀南追求工业救国的理想和热诚，等于当头浇了一瓢冷水。他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1930年，他带着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许多质疑，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蒋系拉票竟然采用行贿手段，他愤而中途退席，返回天津。后来，他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更多地参与了倒蒋活动，不久便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并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但池没有放弃反帝救国的探索，他反蒋的意志更坚决了。
对蒋恨之入骨的马耀南，在蒋介石集团的威胁下，被迫转为从事教育工作，先到河北永清县中学任教，后到南通大学任教。1933年在山东长山县乡绅联名邀请下回乡，出任长山中学校长之职。生活的现实引导着他的思考，又转向教育救国的信念。
马耀南到长山中学后，采取了一套具有新精神的办学方针。教育学生爱国爱民，舍已救人，为社会谋福利，创造有意义的人生。他推崇杜威的教育学说“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强调学校不能脱离群众，应废除“闲人免进”的陈规，树立欢迎参观的新风。为同群众打成一片，他亲率学生到校外“十字街头”打扫卫生，修补道路。这一套办学的实践，颇得社会好评。马耀南感到了欣慰，对救国如何发挥较多的作用，有了更多的要求。他对县政当局仗义执言，提出群众的爱国热忱值得尊重；对民众则用各种集会，宣传共赴国难，团结救国。但是，他看到国民党政府接连退让，签订了“塘沽”，“何梅”等丧权辱国的协定，再次陷入苦闷、彷徨之中。
在他进退维谷，心灰意冷之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看到蒋介石终于被迫接受了共产党所倡议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这使马耀南惊喜若狂，盛赞共产党有扭转乾坤的本领，给中国带来了走上新生的转机，这是极不寻常的韬略！为了真正了解共产党，他怀着浓厚的兴趣，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使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他的探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教育救国的小圈子里跳了出来，政治视野开阔。
西安事变后，全国形势逐渐朝着准备抗日的方向发展，马耀南在思想上也孕育着为保卫祖国，投笔从戎的壮志，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的局面出现了，马耀南探索的主题随之集中于如何准备武装抗战。他对毛泽东同志和我党其他领导人每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都注意从收音机里收听。凡有文字的报道，他都以先睹为快。他认定国民党领导人所发表的一些讲话，不能给人民以奋起抗战的力量，只有共产党领导人的言论，能鼓舞人心，且能发挥出灯塔的作用。有时他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对朋友朗诵一段，并拍案叫绝，其兴高采烈、洋溢钦佩之情，十分动人。这时，马耀南已把找共产党做靠山，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抗战作为他行动的指针。这标志着他思想的飞跃，业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入侵的日寇由平津逐步逼近山东之际，中共山东省委派曾在长中附小教过书的林一山同志来到长山中学。马见林系老相识，又有平津流亡学生会的身份，便和林就抗战问题倾心畅谈。林对马所提出的关于敌后抗战中的种种问题，根据党中央的主张一一做了明确的回答。马听后大为高兴，要留下林一山与之共商长山一带的抗战大计。当得知林一山还要去胶东执行任务无法留下时，他便恳切希望林介绍他去济南，要求平津流亡学生会派人到长山中学来同他共同策划和准备长山一带的抗敌斗争。在济南，平津流亡学生会负责人孙传文（孙陶林）同志，受中共山东省委委托与他会面，并答应了马耀南的要求。省委随即决定派我前去，并安排我在济南青年会与马耀南会面。事后他对我说：“今后有了靠山，有了领导，对从事敌后抗战看到了曙光。”
很快我就到了长山中学。马校长很热情，对办学如何服从抗战的要求之类事项，颇尊重我的建议，加上学生中抗日积极分子的促动，长山中学逐渐地活跃起来了，增长着抗战救国的生气，对周围地区的影响也在扩大中。可是，学校南迁问题，对马耀南校长也步步紧逼而来。按照国民党的逃跑政策，山东省教育厅早已命令所有中学一律南迁。他坚决拒绝了南迁的命令。他的决心很大，并以中国“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实行全面抗战”为依据，驳斥了国民党的自相矛盾，驱逐了煽动闹事的分子。事后得知，长山中学在山东是留在敌后抗战的一所较完整的中学，而。且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抗日武装斗争。这是马耀南同志在武装抗日的准备阶段走出的一步有重大意义的高棋。
马耀南对有关准备武装抗战问题的求知欲甚切。当廖容标，赵明新到达长山中学后，他内心里认定我们三人都是共产党人，总想从我们的言行中多得到一些对认识有启发、对实践有指导性的东西。鉴于此，我们同他商定。四个人一起进行业余学习，先研究《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尔后由廖容标介绍二万五千里长征，并讲解游击战术。经过一段理论联系实践的讨论，马耀南一再说，这样的学习“开眼界，开脑筋”。在学习讨论中，我们提出长山中学应办成抗大式的学校，教学中应突出与抗日有关的内容，以尽快地培养出抗日干部。他高兴地说：“这正合吾意，请你们三偏劳快办起来。”从此学校一改旧观，上午安排抗日课程，上大课；下午师生分成几个队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还组织了歌咏队、话剧团。马耀南校长目睹此情此景，乐不可支，并说：“大有希望l”
马耀南校长对准备武装抗战心情殷切，且有敢作敢为的勇气，当我们三人提出为联络长山一带各地的抗战力量，为准备在长山周围各地届时能及时拉起游击武装，并能开展相机打击敌人的活动，有必要在长山中学办一期秘密的游击训练班。马校长对此欣然赞同，由我们三人担任训练班的讲课，他负责应付可能来自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干预。两周的游击训练班顺利地办完了，暗中约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和守则，学员们在摩拳擦掌中各归本土。当我们在黑铁山宣布了武装起义之后，他在几日之内就奔向了黑铁山。黑铁山起义的这支抗战部队的由小到大，与他的抚育息息相关，他长期与这支子弟兵患难与共。由于这支部队与长山中学有着血肉相联的关系，所以战士们曾长期仍尊称他为马校长（称廖、姚、赵为老师）。1938年的2月份，当廖容标司令和我带着一些队伍转到胶济路南扩大游击区时，就请他和赵明新留在长山一带扩大队伍，打击敌人，并由他在胶济路北执行代理司令的职务。在这段期间，他同赵明新和其他同志坚持了平原游击战，成绩是显著的。1938年6月，省委任命他为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廖容标同志调到四支队任司令员）。马耀南同志在武装抗战的实际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又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启发和熏陶，思想有了显著提高，他终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于是，他由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升华为马列主义的战士。他加入了共产党，在奋斗的道路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他以无比昂扬的精神，为实现崇高理想；驰骋于抗日的战场，连续取得胜利。他正在大展宏图之际，不幸壮烈地牺牲于战场上。
四
我在与马耀南同志共事中，他对许多现实问题所持的态度，令人敬佩之处，数不胜数。仅就特别突出事关重大者而言，即有昭彰数端：
探索真理，服从真理。在他致力于救国的道路上，是在探索中前进的。但是他保持的总方向，始终是沿着爱国的航标而前进。当他探明了真理之所在，便坚决抛掉不合理的旧观念，毅然决然地服从真理。他在“七七”事变后，摆脱国民党，投向共产党，就是他服从真理的范例之一。
信任党组织，胸襟坦白。由于他对我党的崇敬、依靠和信赖，所以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他是非常尊重的，凡系合乎实际情况者无不采纳，甚至连学校内的大事，都放手地委托给我们负责办理。当部队拉起来之后，接连打了几次胜仗，部队发展较快，我们三个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显著增长。这时有一种挑拨言论在暗中传播，旨在分化我军，为我们在建军整军中增添麻烦。马耀南同志对此是清醒的，他对我说：这种离间，实际是各个击破的诡计，意在先用反廖、姚、赵的旗号，拥护我当首领，事成之后，再将我姓马的甩掉。这是拆台的连环套。他的分析表明他胸襟的坦白和对我党的信赖。
放眼抗日，顾全大局。抗战救国是他多年来的追求，任何干扰都不能动摇其意志。实现远大理想，必须跟共产党走，是他多年探索得来的结论，任何捣乱都是扭转不了的。1938年夏，活动予山东清河地区的我军，一度潜伏着危机。原因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利用了暗藏在我军中的坏分子作为走卒，企图分裂我军，将马耀南由共产党的怀抱再拉到国民党的门下。当马耀南同志洞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很快采取了措施，并郑重声明“必须永远跟共产党走。”且要求和我一起及早地去淄博地区，同廖容标同志共同商定今后的全军行动计划。他态度的诚恳、正确，采取措施的明朗、及时，不但使我军避免了一次灾难性的挫伤，且使沈鸿烈及其追随者的阴谋诡计，遭到彻底失败。
爱护同志，关心部队生活。当他到达黑铁山后，了解到集结起来的部队吃饭十分困难，他即同我一起在驻地的村子里，挨门挨户敛干粮，并向群众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的道理。而且将敛收的干粮先供给战士吃，博得了当地群众和部队战士的赞扬。当廖容标和我带领一部分队伍在胶济路南活动时，路南部队的生活条件远不如路北，一他几乎每次写信都提到如何支援路南部队的生活问题。
每当我回忆起马耀南同志，他的音容笑貌仿佛重现眼前。他是一个不多见的典范。也反映了共产主义理想吸引力是伟大的，冲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正确的。
马耀南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