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历程(二)外出求学与走上革命道路

王称固 发表于2019-12-12 16:36:24

一、求学之路与接触革命思想

    我最早接触到的共产党员是刘晏春和他的爱人靳若仙,还有于子元同志。刘晏春同志也是濮阳县人,他和他的爱人靳若仙当时在离我们村仅4华里的一个村子里教书,住在我姑姑家。因我常到我姑姑家,因此与刘晏春和他爱人接触较多,在接触中,我受到他们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刘晏春的爱人在做我的工作时,我曾经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刚从农村出来,“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严重得很,一见她我就急忙回避,一句话都不敢说。后来刘晏春同志领导我,讲起这件事还开玩笑说“当时你的封建思想很厉害哟”。她是我最初接触的革命者。于子元和我是亲戚,他家在濮县的木靳庄,离我家4华里,我也受到他的一些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了我东北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占上海。同年9月,我到濮县县城第一小学读书。我虽然是濮阳县人,但我家离濮阳县城有70华里,离濮县县城只有18华里,因此我就到濮县县城第一小学读书。在20世纪30年代初,濮县全县没有一所中学。

    濮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1932年就建立了中共濮县特别支部。濮县第一小学的老师范瑞轩和左一芳思想进步。我后来才知道,他俩当时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原来都在河北省大名师范读过书,而该校领导和一些教师不少都是共产党员,所以受其影响而走上进步道路。学习中,他们不仅教育我们抗日爱国,还介绍我们读进步书籍,灌输给我们共产主义思想。耐人寻味的是,语文老师左一芳还给我起了个号叫“镜如”。我原名叫王仁鉴,参加革命后我就用左一芳老师给我取的号,改叫王镜如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从一个农村出来的普通青少年经过党的教育培养逐渐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1933年,日军占领了热河。1934年暑假后,我报考了山东滋阳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成立于1930年11月,原来叫山东兖州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1933年改称山东滋阳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大家习惯称滋阳乡师。滋阳乡师是一所公立学校,考上就等于公费,可以完全不要家里的负担,因此报这所学校的学生很多,竞争很激烈。当时有800多个同学参加考试,只录取40人,差不多是20取1。

    乡村建设师范学校有它的优越性,实际上等于公费。每月学校发给学生5元钱,除了吃饭用去3元外,还剩2元零用钱。因此来学校就读的穷学生很多,以后这些人里参加共产党的也多。学校高薪聘请了一批素质高的教员,教育质量有保证;学校还办有农场,学种粮、养蚕;教育学生和培养学生全面提高社会文化素质,毕业后有出路。当时山东有8所这样的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如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有赵健民、郭超等;第四兖州乡村师范有孑L繁阁、王亚朴和我等。

    滋阳(兖州)乡师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学校里较早就建立了党组织,党的活动很多。1930年建校之初,就有一些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先后来该校任教,其中有共产党员孙铁夫、张永年、段雪笙等。他们以教师身份作掩护,领导学生运动,传播马列主义,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932年上半年,滋阳(兖州)乡师的乔海秋(乔尚涵)、李又邨(丁九荣)等10余名学生先后入党。下半年,成立了中共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学生支部,乔海秋、秦和珍、孔繁阁先后担任过书记。

    为了开展党的活动、扩大党的组织,争取更多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滋阳乡师中共组织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在校内领导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消费合作社等党的外围组织,向学生推荐进步书刊,引导进步学生逐渐接受马列主义,培养发展其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33年底,滋阳乡师中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20多人,并建立了5个党小组。1934年,我进校后,经同乡也是我小学同学孔繁阁介绍,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并很快成为积极分子之一。 

    “社会科学研究会”又名读书会,是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它成立于1931年,到1937年结束,培养了大批的革命青年。研究会的负责人就是我的同乡孑L繁阁和王登明,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参加研究会的人很多,大部分都是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会员主要是看一些社会科学书刊,有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等,还有鲁迅、田汉、邹韬奋等编写的进步刊物《永生》《作家》等。当时,我们最喜欢看的是上海左冀作家联盟出版和翻译的进步书刊。马列的著作,虽然看不太懂,但是我们都非常认真地在读。

    我们学校的国文老师叫段雪笙,他是一位1925年在北平入党的老党员,贵州人,苗族,据说给郭沫若当过秘书。当然,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党员身份,只是敬佩他有敏锐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和才华。他不仅课讲得好,还常常在课外辅导我们阅读进步书籍。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全国爱国抗日运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滋阳乡师反动当局为了维护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的政策,在学校中不准学生宣传抗日,反而强迫学生捐款,修建学校纪念亭,以分散师生的爱国热情,这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反对。我们读书会的同学都忧心如焚,关注红军长征的行踪,天天翻阅报纸,从国民党报道的反面去寻找红军胜利的消息。我们一边读书,一边组织讨论,油印出版宣传册,读书运动更加深入了。

    1935年,继东北沦陷后,“何梅协议”签订,冀东成立了伪政权,丧权辱国已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这年,黄河又在鄄城决口,鲁西南一二十个县被淹,百姓流离失所,生活极端困苦。滋阳乡师很多学生是鲁西、鲁南人,本来生活就穷困,加上水灾,生活更加困难。1935年暑假后入校注册,有的同学因缺少学费被拒绝入学,这激起了广大同学的愤慨,要求学校收回成命,允许缺款同学入学,但遭到校方拒绝。这件事立即在同学中激起强烈义愤,成为罢课的导火索。同学们提出校长有贪污行为,要求撤换校长。

    这次斗争,参加的同学相当广泛,当时地下党还成立了罢课委员会,组织全校学生罢课。三年级学生张香阁任罢委会主席,孔繁阁、王登明均被选为罢课委员会委员,我积极参与了罢课斗争。当时罢课委员会决定:罢课中不许破坏学校财物,不准打人、骂人,但是所提出的要求一定要达到,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们编写《抗敌快板》《冲锋号》《农民的话》广为散发;在车站、街道和附近的农村登台演讲;编演《流浪记》《四大陷阱》等文艺节目,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我们演出时,由于感情真挚,很有感染力,常常台上台下一起高唱《打回老家去》  《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抗日”等口号,气氛非常热烈。

    乡师的罢课事件,引起地方当局的很大震动,国民党滋阳县长周倜、驻军师长孙桐萱纷纷跳出来,指责学生们的行为有碍“中日邦交”,要求立即停止罢课。学校领导在国民党军政当局的指使支持下,对罢课师生除施展分化、欺骗和压制等软硬兼施的伎俩外,又在生活上加以刁难,破坏我们的罢课斗争,甚至不惜制造恐怖,企图以武力解决学潮。一天晚上,学生宣传回校吃饭休息后,大批军警突然包围了学校,声言搜捕共产党。段雪笙老师是被搜捕的重点之一。段老师在同学们的掩护下脱险了,军警们在他的宿舍里翻箱倒柜,除搜到几个零用钱外,一无所获。段老师是脱险了,但刘松塘老师及另外8位同学却被国民党当局抓走,不久被学校除名。

    县、校当局的反动措施,以及刘松塘老师及8位同学的被捕,激起了全校师生的愤怒。学生们分头宣传,派人到济宁、曲阜等地串联,寄送《罢课宣言》及传单,以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此时,北平的一二•九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也收到了北平、曲阜、济南等地学生寄来的传单,了解了各地学生的学运情况,对我们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更坚定了我们的罢课斗争决心。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在学生们的斗争压力下,当局被迫放出了被捕师生,省教育厅长何思源也亲自到学校来调解,把全体学生集中起来“训话”,答应被拒绝注册的学生可以返校,并对有困难的学生加以照顾,希望学生马上复课。这时同学们提出学校当局不该干涉抗日言论,坚持要求撤换校长。因为何思源没有答应这一要求,罢课委员会决定与之针锋相对,全体学生撤出学校,连夜从学校西墙翻墙撤了出去,一夜之间,熙熙攘攘的校园变得空无一人,只留下几个学生继续坚持,我也就从学校回家了。

    撤出学校之后,随着时间的延长,罢课委员会担心同学分散会失去统一的意志,于是就号召同学返校。接到通知的同学陆续返回学校,学校复课了,但校方却贴出布告,宣布开除领导罢课的8名学生的学籍,张香阁是被除名的第一名,我的好朋友孔繁阁、王登明二人也在被除名之列。这次罢课斗争,实际上与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遥相呼应,可以算是一二•九运动在滋阳乡师掀起的一朵浪花。

    孔繁阁、王亚明被学校除名后,回濮县杨集小学做了教师,并在那里成立了党支部,孔为书记。他们以杨集小学为基点,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除课堂上公开进行农民抗日宣传外,还开办了农民夜校,结合识字,呼吁抗日,组织农民抗日团,在学生和农民中发展党员。他们还出壁报《救亡钟》,把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刘志丹渡黄河到达山西抗日的消息等都登在壁报上。这些消息很吸引人,不但学生们爱看,经常到学校来的人也要看一看,甚至还有一些识点字、关心国家时事的人也会跑到学校来看。当时,濮县全县党的活动都很突出,党的传单贴到县政府的大门口,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还夺了国民党区武装人员的枪支,有的地方还分粮吃大户,活动开展得很有声势,这引起了当局的高度警觉,强化了对中共地下组织的侦破。1936年,濮县党组织遭受破坏,孔繁阁、王登明、李仁荣(他当时不是党员)8人不幸被捕。

    我在滋阳乡师听到他们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和同学张正修请假回到濮县设法营救。我回去找了濮县平原高小的老校长。老校长以前是国民党濮阳县地方党部的负责人,他同情我们,做了工作,没有成功。5月初,被捕的8位同志被押到济南韩复榘的拘留所去了,我留在濮县已无多大意义,只好回学校了。

    营救未成,但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当时濮县全城的人都在传说,被捕的人在县城关押期间,受到严刑拷打,被押杠子、灌辣椒水等,但他们个个都坚强不屈,表现非常勇敢。我很佩服他们的革命意志,他们的意志更激励我们更下决心坚信共产主义,参加党组织做光荣的共产党的一员。当时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叫李传文,他是山东省鱼台县谷亭镇人,家境贫寒。他学习非常刻苦,社会经验丰富,是个理财高手。我们俩住在一个宿舍,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李也是研究会的成员之一,也信仰共产主义。当时我俩就约定,各自分头去找党组织,如果谁先找到,就告诉对方一声,然后一起加入党组织。 

    自从那次学校罢课以后,由于领导罢课的大部分是地下党员,他们被学校开除后,我和李传文自然而然地成了读书会里的积极分子。我还成了读书会的核心人物,虽然我没有担任会长,会长是张京武担任,但我是实际的领导者。我们还有三四个人,一起写宣传材料,一起印制、散发小册子。由于形势严峻,读书会的工作开展难度很大。我们做了随时被敌人逮捕的思想准备,还在读书会里印发了坐牢后怎样与敌人斗争的小册子。

    除了在学校活动外,我们还想到社会中去参加进步的革命活动,不想在学校继续读书,这个想法当然是幼稚的,受了当时党的“左”倾路线思想的影响。1936年冬,山东省各县招考短期小学教员培训班,我和张正修、司维嵩、万继业、李传文等一起休学,我和张正修回濮县考取了短期小学教员。

    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来,我的心情非常激动。由于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形势有所好转。1937年初在济南监狱、反省院关押的濮县共产党员陆续获释,除陈东升(绍成)去延安中央党校,王登明(现名王亚朴)去陕北参加红军外,其余有孑L繁阁、刘培岑等回到濮县,恢复了县的党组织。30年代初期在范县乡村师范入党的一些同志,除极少数如于子元于1936年到菏泽、曹县一带开辟党的工作外,多数仍在濮县、范县家乡,以教书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党组织恢复后,这些党员又重新组织了起来。

    1937年初,我从短训班学习结束后,分到城南二区后陈家小学教书。不久,孔繁阁同志也到这里,我们吃住在一起,这使我激动万分。1937年2月,由孔繁阁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至今仍然牢记我入党时孔繁阁同志对我说的三句话,这三句话影响了我70年。他说:从今天起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共产党员彼此都称“同志”,同志比自己的爹妈还要亲;党员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员之间互不联系,不发生横的关系,只有纵的关系,没有关系不准问;要联系群众,与群众交朋友,朋友是谁,定期向组织汇报。在我的革命道路上,孔繁阁对我的帮助教育很大,他是我的革命引路人,是几十年来影响教育我最深的兄长之一。他学识渊博,我们在一起时,他不仅培养教育我,让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还教我学“世界语”、“拉丁语”、“新文字”,他说这对战争年代的保密工作有用。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品德高尚,可惜1942年被敌人残酷杀害了。他牺牲在峻县一个共产党员的家里,他和这个党员同时被活埋,当时他才28岁。

    我是1937年2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此之前,我虽然是学校各种运动的积极分子,并且是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也影响了一些其他同学参加革命。因此,有同志说我是1936年介绍他人党的。他说你明明是1936年介绍我入党,你为什么说自己是1937年入党?我说我1936年还不是共产党员,怎么介绍你入党呢?其实我介绍他参加的是党的外围组织,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按政策也就开始计算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了。但不管怎么说,对历史我从来都是实事求是的,这也许会得罪人,不过这个理总是不能变的。“实事求是”这个真理一定会主导历史的潮流。我乱说也不行呀!这就是我一生不变通、固执的地方。

    七七事变后,濮县党组织决定我仍回滋阳乡师读书,开展党的工作。我回学校后,首先发展李传文、张京武入党,时间大约是1937年的八九月份。日军占领平津后继续向我华北各省进攻,平津学生流亡到山东。不久,鲁北的学生也流亡到兖州(滋阳)住在我们学校。这时,学校实际上也很难上课了。学生有的准备流亡到河南或其他地方去,我与李传文、张京武准备组织“抗日义勇队”,学习抗日游击战术等。我们也学习中共山东省委的内部刊物《齐鲁文化》。在鲁北,例如惠民中学,学生和教师中的共产党员,我们虽没有发生党的关系,但彼此都知道。我们以“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名义,在一起共同研究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期间,有一批国民党伤病员住在兖州德国天主教堂内,我和同学们还去进行了慰问。

    鲁北德州等地失守后,济南形势紧张,学校准备南迁。我回到濮县(现河南省范县),李传文回家乡鱼台县,组织群众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我回濮县后,党组织要我仍回兖州动员自己的同志和同学到国民党的一个部队中开展党的工作。大约12月份,我先后到了济宁、兖州、邹县,最后到了鱼台县谷亭,找到了李传文。这时济南已被日军占领,国民党韩复榘军队仓皇南逃,李传文想在当地组织群众搞抗日武装斗争,不愿远出。我在谷亭大约住了3天,然后经鱼台县城、金乡、距野回到了濮县。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传文。1939年,他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被无辜杀害,那件事情是个冤案。1987年,鱼台县党史办曾给我来信来函,求证李传文生前的事情,其实传文已经去世多年,他没有结婚,无儿无女,恢复党籍党龄对他个人来说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我只是感到痛心,在我们党的的历史上,“左”的东西确实是害人不浅,在这里,我也只能是以此文字表达对传文同志的纪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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