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我被组织派到山东临沂地区，组织群众发动武装。十二月二十七日，日寇进犯济南，国民党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弃战而逃。济南沦陷。我们党为了坚持长期抗战，我和商向前同志曾到费县地方镇(现划归平邑县)刘次恭同志家住了几天，并建立了党的支部。在和当地群众谈话中，逐渐了解了刘黑七。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我从今苍山县埠阳村(中共鲁南区党委所在地)出发，随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前身)的负责人陈明同志，一道赴中共山东分局(费北的牛栏子村)。出发前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查明所经过的路线和敌情。我们只有一个班的武装护送。当进入费县境的米山顶，就得探明白彦一带的情况。因有孔家汪土顽李以锦的武装活动，过去白彦，东北山腰上就是木头崖。再向前走，就是郑城区、常庄区。常庄区为中共费县县委的活动地区(抗日根据地)，县长是韩文一，县委书记是于唐(也可能是张林夫，记不清了)。常庄区是费县山区里的一块小平原，如呆说抱犊山区穷，那么此地更穷。鬼子刚扫荡过去，又来了土匪军刘黑七，比鬼子扫荡过后的“三光政策”还要惨。这块平原经鬼子、刘黑七洗劫之后，方圆十余里，所有的小山庄是一寸草没留，完全化为灰烬。人也跑光了，没能跑了的老人和孩子，也差不多被刘匪斩尽杀绝了。哀鸿遍野、满目凄凉。刘黑七既是名牌土匪，又是国民党三十六师的师长，后来公开投敌;既是伪军第十军三师的师长，暗中仍然是国民党的师长。这就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地道的“曲线救国论”伪军也好，国军也好，刘黑七是万变不离其宗，以奸淫掳凉、杀人放火为业的。
常庄的东北角就是阎家庄(盛产葡萄)，过村再翻过一道山岭，就是国民党三十六师刘桂堂匪部所出没的地方。我们经过常庄的重灾区后，便绕道而行，总算到了比较安全的村庄。群众手中握有少量的自卫武器:步枪、手榴弹、大刀、标枪，并成立了抗口自卫团(民兵)，轮流站岗放哨、监视故人。群众的生活极为困苦，十室九空，籽粒无存。全靠生梨磨成糊烙煎讲、晒梨干充饥。那时候，刘黑七确实是恶贯满盈，罄竹难书，费县人民恨之入骨。
一九四二年鲁南抗日很据地，经过一九四一年日本鬼子的残酷扫荡和蚕食伪化，继之而来的国民党反动派又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四、二五”事件、“七、二五”事件，特别是“十、二七”的银厂惨案，把抱犊山区抗日根据地造成极为严重的困境，正如中共山东分局宣部长李竹如同志所作的诗云:东白山到西白山，东西交通一线牵，南征北战十余里，艰苦奋斗抱山前。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同志牺牲后，张雨帆同志直接领导了对敌斗争委员会，由韩去非任书记，并具体分工负责鲁南对敌斗争任务。鲁南以国民党反动派五十一军六八三团团长张本枝为首，在地方土顽王洪九、李以锦等地主武装的配合下，对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性侵犯和破坏。国民党五十七军军长缪徽流已公开判国投敌进犯费县一带，这就更加重了鲁南抗日军民对敌斗争的任务。因此区党委决定:对刘黑七的斗争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大力开展执日救国的宣传攻势，促使其官兵的民族觉悟。同时采取远交近攻的斗争策略，加强对其内部官兵的联络工作，并内定双山县(滕峄边)大队长崔玉柳同志协助这项工作。崔是枣庄人，社会经验丰富。关系也比较多，具有开展匪、伪工作的有利条件，但思想上有顾虑。在他开展柳泉、磨泉据点的伪军活动中，我发现他和枣庄三番子白玉相有交往，而且我估计崔玉柳可能是白玉相的徒弟。
白玉相又何许人也?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七年冬，我在兰陵发动武装，因工作需要经兰陵，杨双晨同志让其族侄杨茂林为我带路到过枣庄白玉相的家里，而且还受到白玉相的优厚招待。晚上交谈时，白给我介绍了他的两个朋友张xx, x x x(名字已忘记)，说是从山里来。他们自称手下有二百多人的武装，要求帮助他们找条出路抗日打鬼子”。事实上他们企图当上合法的游击队，好干他们的官匪勾当。我们虽然相识了，但相互间没有共事。一九三八年四月临沂沦陷。那时，我在临沂打游击。他们得到消息后，又以白玉相的名义前来和我联系过两次。至此，我对白玉相在旧社会的地位、为人处事等已有所了解。所以我要崔玉柳通过张xx, xxx的伪军关系，打通和白玉相的联系，如有必要，再由我出面和白玉相直接建立联系，以便开展对刘黑七匪部的工作。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过程，终发现刘黑匪部的人员和白玉相的频繁来往必经柳泉、磨泉伪据点，近而发现刘货郎(刘部一团团长刘世铭)曾经过柳泉、磨泉据点到过枣庄白玉相的家里。白玉相在津浦线上是三番子最长的一辈，所以铁路上的高级职员、枣庄国民党驻军第三路军手枪旅长李占标部的军官等，都拜白玉相为师。日寇占领枣庄后，也有不少日伪军官拜白玉相为师的。刘黑七的团长李堂刚、刘货郎对白玉相也是当作长者称呼的。我们得此情况后，经与张雨帆同志的分析研究，为开展对刘黑七匪部的斗争，必得解除崔玉柳的思想顾虑，让他大胆负责地工作。因此由我陪同张雨帆同志曾到双山县的郭庄对崔玉柳进行了谈话，保证他对刘黑七的工作关系。党内绝对为他保密;同时要他和白玉相建立直接的工作联系。白玉相如果愿意为我们工作的话，我们诚恳地表示欢迎，并保证为自玉相提供安全的交通条件。后来，崔玉柳通过柳泉、磨泉伪军队长张xx、xxx地往返传话，白玉相说:“刘货郎很愿和八路军建立关系，只要求八路军答应一个条件即只要八路军不向他开枪，他也保证不向八路军开枪。这个条件就他们来说要求不高，似乎“有理”，实际是空话，而且欺编性很大，狡诈得很。他们可以不向八路军开枪，但刘桂堂匪部是以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为生的，他们如敢于向我杭日根据地进犯抢劫破坏的话，我们是要坚决反击的，决不会袖手旁观。崔玉柳通过白玉相对刘黑七匪部的工作进行，看来只有到此为止，我们也只奸密而不宣。但仍由崔玉柳和白玉相秘密保持关系。同时，让白玉相转告刘桂堂，我们是以诚恳的态度欢迎他团结抗日，共同对敌，虽希望不大，但我们还是把他们当作中国人看待的。之后，我们又继续对刘佳堂匪都开展宣传攻势，从各方面搜集其内部情况，研究对策。
通过内部搜集情报，我们了解到后期(指一九四二年之后)刘桂堂的敏感性强，警惕性高，疑心大。如他吃饭时先由他的护兵、副官或小老婆尝过之后再吃，恐怕别人下毒药害死他，睡觉也是一夜要换好几个地方，他在什么地方都能睡得着，山沟里、草窝里。就连他的护兵也不知他睡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很害怕别人刺杀他。有一段时间，他转移地方或行军，向下不发通知、不集合、也不点名清查人数，他带到什么地方，众匪徒就跟他到什么地方，他怕走露了消息，别人打他的埋伏。刘桂堂神通广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军阀内部，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还是汪精卫的伪中央，块块地盘、每个角落都有他的底细，所以他的消息灵通，随机应变。他流窜了大半个中国，简直是天下无敌，诀窍就在于五湖四海处处都有他的奸细。刘黑七虽无文化，但他机替过人，国民党派到刘桂堂匪部的高参、顾问、参议等人员也不知有多少，无不为他起到情报、策反的作用。刘桂堂匪部的成员也是极为复杂的，有国民党的失意政客，也有落魄的军官以及来自各方的亡命之徒。无论来自何方，只要效忠刘桂堂就有他的存身之地，否则少有冒犯或不利于他的行为，不是被暗杀，就是公开斩首示众。刘桂堂全靠杀人作为其统洽内部的手段。正因如此，他也怕别人刺杀、暗害自己，后期，刘桂堂警惕性特别高，不过他也有过多次涉险、遇刺，正因他机警狡猾，故而脱了险。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柱子战斗打响，刘黑七被击毙，解除了鲁南人民的心头之恨。参加柱子战斗的是山东纵队二旅老三团和一一五师的老五团，指挥战斗的是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区政治委员王麓水同志。
文章刊登于《费县文史资料 第2辑 刘桂堂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