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讲讲中共鲁南区党委的国军工作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具体时间说不准，但我认为《毛选》中关于开展高树勋运动那篇文章提出的时间是个依据。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中央发布的那个指示文件（高树勋起义是四五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一文，（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重视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这个指示下来之后，接着区党委就通知我去开会。因为当时我在城工部工作，住在运河边的一个村庄上。我回到区党委后，领导就把中央指示的电报原文给我看了，接着就开会。区党委很重视这个工作。因为国军工作与以前做敌军工作的方针和要求都不同，现在是要开展“高树勋运动”，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仿照高树勋，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争取国民党军队实行武装起义，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当时中央提出建立圉军工作部，不光区党委要建立，各级党组织都要建立。讨论时，有的地委书记就提出来，说我们这里有城工部，再建立国军工作部，是否和城工部的工作有矛盾。因此，虽然区党委很重视，但是下边大部分单位都还是城工部兼国军部的工作。因为工作范围差不多，除了城市地下党和群众工作外同样都要做城市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区党委决定我是国军工作部的部长兼城工部副部长，城工部部长是玉少庸。白良玉是国军王作部的一个科长，孙恕之愿来是在县里做敌军工作的，后来调来国军部工作。这伞时候国军工作部还是与城工部会在一起的，区党委不叫分开，王少庸也不叫我们离开城工部。国军部成立后，就根据上级指示，对凡是与国民党军队有点关系的或在城市里有关系的同志，进行登记，准备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和打入城市进行工作。
以后国军工作部和城工部一起来到了峄县的一个村庄。峄县刚解放不久，王少庸从峄县还带回来一些胜利品。这时陈毅军长就从延安回来了，和黎玉、傅秋涛同志一起到了临沂，以后住在兰陵一带的村庄里，就把我和王少庸同志叫去了，到那里我们见到了魏文伯同志和吴宪同志，还有冯文华、于文波、崔济民、刘贯一及华中的一部分干部等，他们都是些负责同志。我和王少庸到陈毅军长那里时，他正和宋时轮同志在吃饭，见我们去了很热情，并．拿出一坛子兰陵酒，非让我们喝不可。我和王少庸同志在军部吃了饭，接着就开会，主要是分析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的情况。这时三十三集团军的司令是冯治安，副司令是张克侠，这个部队在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之前，是国民党的三十三军，辖七十七和五十九两个师，七十七师的师长何基沣，五十九师的师长刘振三，后来这两个师就改编成两个军，成立了三十三集团军，何基沣、刘振三就分别担任了七十七军和五十九军的军长。在这次会议之前，陈军长与张克侠在枣庄附近有一次秘密会见，动员他起义。军长直接了当地说：“怎么样，你来个火线起义好不好”？张克侠说：“现在为时过早，徐州你们暂时打不下来，等等再说”这次到会的同志大部分都熟悉三十三集团军的情况，首先是冯文华，他是冯玉祥的侄孙，对冯玉祥部队里的一些军官很熟悉，他这时的职务是我新四军的一个旅的参谋长。崔济民和何基沣也很熟，以前他曾在何基沣部工作过。在分析研究如何开展对三十三集团军工作时，都认为何基沣的工作好做，崔济民等同志都知道何是共产党员，当时还是绝对保密的，会上没有说。崔济民在西北军时就知道何是党员，那时何在西北军中是一个团长，国民党中央就怀疑过他。在谈到刘振三的情况时，冯文华说，我和刘振三很熟悉，只是当了新四军后才没有来往。当时谈的还很多，到底怎么办，感到心中无数。谈话后有些同志就先后走了，魏文伯同志没有走。陈军长留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同时又召集了一个会，成立华东局国军工作委员会。舒同同志是新四军山东军区的政治部主任，也到前方来了，王少庸、魏文伯、刘贯一、崔济民等都在，其他的我记不清了。在会上军长又讲了中央关于开展高树勋运动的指示精神，要求成立国军工作委员会，讲了之后，他说舒主任做个书记，接着军长又说韩去非同志做个副书记，这是我没想到的。
会议开过之后，王少庸第二天就回区党委了。我当时向军长说“我那里没有干部怎么办？”军长说：“刘贯一同志你能给他筹备几个人吧！后来就派来了陈志平、徐光、江天飞等人。
我记得陈军长讲过，华东局成立了国军工作部，舒同同志兼任部长，刘贯一同志任副部长。但也有的同志说没有成立过，这要再了解一下。我记得这时先后给我介绍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如崔介（原名崔禾皿）、杨西光等人，崔介是老西北军的，我在三七年到临沂去时，一开始就通过他在那里活动的。这些都是准备打入三十三集团军的，但后来因形势有变化，没有能进去。冯文华后来进去过，他是邳县这个方向进去的，当时他化了妆，身穿纺绸大褂，头戴洋草帽，脚穿皮鞋，手里拿着大白纸扇子，很神气。他刚一到刘振三那里，就被徐州去的国民党特务扣起来了，说是要先审查，不叫见刘振三，他就讲自己过去是在老西北军长大的，是冯玉祥的亲属，因与刘振三有旧交才来看他的，但无论怎么说也不行，还是被他们扣着。刘振三也知道他来了，也不否认和他的关系，但就是不见他。现在分析，原因还是由于害怕，由于徐州的特务在那里怕落嫌疑。再一个也由于他当时的立场还没转变，后来还是他的副军长孟昭廉出面做工作才接见的。孟说：“你见一见他又有什么呢？就算是共产党派来的，见见他也没有关系嘛！不见，以后对冯先生（冯玉祥），对老西北军不好交待”这样刘振三才见了冯文华。一见面刘就问：“你来干什么？是从那里来的？”当时冯文华说话也不客气，说：“你要害怕就把我送去好了，你要想留就把我留下来…刘振三当时的口气，好象说你走得了走不了还很难说。就这样对把冯文华软禁起来了。待了几天，还是孟昭廉给刘振三做了工作，才把冯文华送走，是盂昭廉亲自把他送出来的。冯文华汇报了这些情况，我们分析孟昭廉是偏左的、刘振三是偏右的，因当时徐州的特务在他那里，他不敢或者回避。所以对刘振三和张克侠我们就暂时放弃做他们的工作。
到了四七年的冬天，李连城同志（共产党员）就到我们这里来了。他是为中原军区领导同志的家属向山东转移才来的。本来转移不到山东来，主要是何基沣的关系。那时李连城同志可能是中原军区教导营的教导员，送家属的护照是何基沣给办的。李连城为什么与何基津的关系这样好呢?因为在何基沣当团长的时候，李连城就在他那里当排长（或连长）是何基沣的老部下，那时与何的关系就相当好。李连城到我这里来是绝密的，不许别人知道。我记得那时候军长把傅秋涛政委也请来了，他是晚饭后骑马来的。所以李连城来只有军长，傅秋涛政委和我知道。那次谈了以后，就把李连城交待给我了。何基津当时住贾汪，李连城来来回回去了好几趟。军长这个时期对我抓得很紧，从此我也就随着军长一起行动。这段时间的主要任务，一是抓三十三集团军的工作，一是抓情报工作。因为每天都要打仗，军长每天都要向我要情况，问的很细？如接触了什么人，了解了些什么情况等。有一次我向军长汇报说，有个大老权（权兴周）立三等功一次，因为他报告了国民党有一个兵团插到徐州的情况？当时一纵联络部部长金子明（外号金大胡子）时常住在我那里，他是来帮助我们工作的，其他纵队的联络部长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是他们的纵队首长让他们到我们这里要情报的，我们经常有个情报小资料供他们参考。这是在峄县期间工作的情况。从什么时候又开始做张克侠的工作的呢？我记得有个电报，不知是中央拍来的还是刘、邓从河北西拍来的，军长把电报给我看了，他说： “你马上派人去，不要有顾虑，要直接找他”。我考虑之后，决定派孙秉超去比较合适，并把布署措施向军长作了汇报，军长又专门找孙秉超谈了话，然后表示同意。是派李连城带进去交给何基沣的，叫何不要给他差事，只作为一个士兵，何基沣满口答应，说这事没有问题，就给孙发了一套军装。待孙秉超熟悉一段情况后，何基沣把他送到张克侠那里，说这是陈军长派的人来和他联系的，当时张点点头。然后，何基沣与张克侠两人交谈，李连城和孙秉超回来汇报情况。
我开始在区党委国军工作部的时候，也主要是做三十三集团军的工作，是依靠台儿庄这条线做工作的，当时下属的一些工作关系都是经过白良玉同志布置的，他对这段情况比较清楚。我们当时还有个公开的机构名称，叫新四军山东军区津浦前线办事处。这个名称也是军长和傅秋涛同志定的。目的是让国民党的一些军政人员以及敌占区的进步人士找我们的部队有个接洽的地方，另一方面也为了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有接头联系的地方。
当时的国军工作部与城工部仍是合在一起的，各工委也好，县委也好，国军部和城工部的任务都是务色对象，布置打入，目标是徐州。我记得在国军工作委员会的时候，军长总是鼓励我们，要大胆往里进，不要怕花钱，只要是需要，经费你要多少就给你多少。他还把后勤部长（或副部长）蔡长峰同志找来，当面交待说：“他要花钱或要什么，你就直接给他”，并说给他一部分黄金。我记得给我们黄金的数量是很大的。另外，新四军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一部分大烟土，一下子就给我们近百斤。军长常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意思是不要怕花钱，对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多花点钱，他们是什么事都敢干的。
关于要炸徐州国民党飞机场的事，军长说无论花多少钱都要炸掉，给国民党一个沉重打击，扩大政治影响，是很重要的。因此对选择对象是非常秘密的，我亲自布置给大老权，他说：“在飞机场我只有一个情报关系，还是在飞机场外边摆小烟摊的，恐怕不行。向军长汇报后，军长指示，通过这个做小买卖的，多花些钱，利用飞机场里边的人，也一样把飞机场炸掉。又重复了“重尝之下，必有勇夫”的话。当时我也讲过两句话：叫“远交近攻、广种薄收”。后来因情况有变，没有炸成。而把九里山蒋军的军火库炸了，这是大老权所发展的工作关系干的。当时大老权回报，说，他在一个小饭馆门前摆个小摊卖香烟，经常有一些国民党的官兵到那里吃饭。有一次见一个背盒子枪的人很面熟，大老权就拿包香烟主动上去打招呼，经交谈，原来大老权和他过去在一起当过兵，当时是老权的班长，现在是团里的副官，老家是河北省石家庄一带人，名字现在记不清了，这样他们就开始交往了。经过几次接触，了解到那个副官是九里山弹药仓库的，而守卫这个弹药库的是五十一军（军长胡连）下属的一个团，团长就是以前权兴周当兵时的连长。这个副官当时牢骚满腹，认为国民党不行了，自己不想干了，想回家深感两手空空，没脸回家等等。权兴周同志就乘机做工作，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干个副官，徐州快打仗了，犯不上为他们卖命。那个副官就说：“我离开前，非搞他一下不可，早就想回家只是手中无钱。”大老权说：“这个你放心，只要你不愿意干，路子我是有的，并说我和陈毅军长还见过面，有困难我可以帮忙。”谈过话没几天，正好赶上国民党的两个军换防，互相交接比较混乱，那个副官就利用这个机会，以上厕所为名，晚出来仓库一会，点了支香烟扔在汽油桶旁，起火爆炸，整个军火库就报销了，一直烧了两三天，影响很大，使蒋军遭到了严重打击。华东局为此还专门发了电报，表扬了这件事，并给权兴周同志记了华东特等功一次。为了不致大老权暴露以致发生危险，我见了电报后马上向领导请示，经华东局同意，通知各地将电报就地销毁了。那个国民党副官在大爆炸之后也就逃跑回家了，大概权兴周给了他一些钱，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这里再把做国军工作的一些同志提一提：
叶超：依靠其社会关系（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长）打入五十一军，在五十一军被消灭后没有联系，关于他的工作情况还不大清楚。
宋丹林：他和弟弟（称小宋，名字记不清了）一同打入五十一军，在枣庄战役的前一天，小宋从里边跑出来给我们送一份情报；内容主要是敌人兵力工事布置情况，攻打枣庄要从什么地方打，如那些地方容易打进去等。这个情报在战役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个关系是华东局城工部交给我们的，宋丹林同志原是郭洪涛的警卫员。
鹿士涵：又名鹿鸣，这个关系是城工部、徐州市委交国军工作部派入的，我曾和他谈过两次话，布置如何打入问题。他是李步青的电台台长，在历史上（可能是一九三二年）曾参加过徐州郊区的一次暴动，后来跑到了东北军那里，但我们没有怀疑他，对他很信任，因他没有被捕过。在东北军搞电台工作，中间曾离开过五十一军，后来五十一军来淮海前线，他到国军工作部找我们联系，说他可以打入五十一军，通过五十一军电台和我们联系，提供情报。我们表示同意，他就打入五十一军内部去了。后来又出来回报过一次，说在里面很安全，没有什么问题，依然干电台工作，但不是台长了。我们的电台在接收技术上有些问题，无法解决，所以以后如何联系的，他曾提供过什么情报，记不大清楚了。后来他在五十一军被捕了，但没有暴露身份，后又被派到南京去了。这就是打入国民党五十一军的几个同志的情况。在枣庄国民党某部有一个连长（名字忘记了）同我们有联系。当时我们同徐州的联系相当困难，就通过他进行联系的。有一次华东局交给我们一个上海来的女同志，也是通过他送出去的。
江涛声：是董老（董必武同志）从重庆派到徐州的民盟成员，任国民党陆军医院少将院长。到徐州后就和佟震武挂上了勾，又找到了丁老伯（丁志刚同志的父亲）为他在徐州找房子，说要做买卖。开书店。顾祝同的本家顾伯衡和江很要好，顾伯衡很受顾祝同的重用，江涛声曾通过权兴周给我们送过关于国民党军队调动的重要情报。还帮解放区购买过药品和医疗器械。
朱晦生，徐天民都是地下党员，后配合孟庆元同志做过国民党五十五军、六十八军的工作，后来听说朱晦生因暴露被国民党在保定枪杀了，还牵涉了不少地下党员关系。
党外人士佟震武，同情和支援我们，帮助我们做了不少事是我们党的好朋友。
这次去淮海战役纪念馆参观时，有位馆长说，馆内缺少地下党打入国民党军队进行斗争的资料，我看权兴周同志的事迹值得一写，他对淮海战役的胜利，对徐州的解放是有贡献的。还有一些做国军工作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出生入死的斗争事迹也值得写进去。
关于国军工作，还有一些同志知道的更具体些，如白良玉、孙秉超、李连城等，希望能从他们哪里再了解一些情况。
文章刊登于《峄县风云》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