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丹阳培训
1948年12月，随着徐州解放，淮海战役全面胜利已成定局，华东局社会部及时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公安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加强对江南特务系统的调查；大量培养公安保卫干部。
1949年1月，经中央批准，华东局社会部进行了调整，舒同继续担任华东社会部部长（兼职），李士英和梁国斌、胡立教、扬帆任华东社
会部副部长。公安、保卫、情报工作集中由华东局社会部统一领导，华东局情报部与社会部整合，改为社会部一室，主抓情报工作，扬帆兼主任；山东省公安总局为社会部二室，主抓公安保卫工作，李士英兼主任；秘书处由梁国斌兼管。
华东局还指示从山东解放区各级公安系统抽调干部，准备接管江南国民党警察系统。李士英把山东省公安总局和济南市公安局的干部分作两套班子配备，一套准备南下。
5月上旬，华东社会部正副部长舒同、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率领684名公安干部以及华东警校师生800多人先后从山东、苏北随华东局和三野总部机关到达江苏丹阳会师，中央社会部的王范带领20余名社会部保卫干部也从北京抵达丹阳。华东社会部集中全体人员进行接管方针、政策、思想、纪律等方面的教育，要求接管人员深入学习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约法八章》和《入城纪律》十二条，深刻领会“自上而下、按照系统、整套接收、逐渐改造”的接管方针，学习解放济南、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接管经验和教训，并请上海地下党同志介绍了上海国民党警察机构、城市管理方法、南方城市风俗等方面情况。
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已在上海国民党
警察局内部发展了470多名共产党员，建立了1个总支和20个党支部，为迎接上海解放和接管做了大量工作。借鉴以往城市接管经验，李士英和梁国斌、扬帆分析，解放后的警局很可能会跑掉一些上层警官，但中下层警员大部分会留下，在入城《约法八章》感召下，可以发挥这些旧警人员的作用，尽快恢复上海的社会秩序。
5月10日，三野司令员陈毅对准备接管上海的各级负责干部做了入城纪律和政策报告，对目前形势、城市政策和党的优良传统、部队纪律等方面做了精辟的阐述。他还严肃批评了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要求所有部队和接管人员，像渡江演习那样，把入城纪律和政策当一件大事来抓。华东局社会部根据十二条《入城纪律》，结合公安工作性质和特点，又制订了《员警十项守则》，要求人城接管的公安干部反复学习，互相戒勉，互相监督，对知法犯法者，将严惩不贷。
5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丹阳成立了以陈毅、粟裕为正副主任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由军管会公安部负责人城后对国民党上海警察、特务系统及反动党团机构的接管，并任命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为军管会公安部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为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5月24日，李士英召开上海警察局接管工作领导干部会议，就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有关政策和接管任务做了部署。李士英具体说明了对待原有情报关系及对待宗教团体、流氓帮会的政策和策略，强调了接管工作必须依靠警察局中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意义，要求南下干部虚心向地下党同志学习。对于旧警人员的使用问题，他引用《国家与革命》中的原理，做了“拆屋重建”的比喻：旧的国家机器必须彻底摧毁，但旧的人员就象从旧房子中拆下的砖
头瓦片一样，造新房时仍可利用。
（二）接收旧警察机构
5月25日凌晨，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地区，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和所属分局纷纷悬挂白旗，向解放军投降。负责接管上海警局的梁国斌、李士英、扬帆率领接管队伍于25日从丹阳乘火车抵达军管会公安部临时驻地上海交通大学。接管干部没有占用师生宿舍，而是集中住在交大体育馆内，从领导到一般干部，都在地板上休息。当晚，李士英听取中共上海警察局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书记邵健汇报。26日晚，双方召开会师大会，李士英高度评价“警委”工作，号召南下干部向地下党学习。会后，“警委”同志向接管组介绍情况，商定接收步骤。
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李士英和梁国斌、扬帆在邵健的引领下来到福州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召见了代理局长陆大公。李士英对陆大公向解放军投诚的行为表示欢迎，并请陆留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顾问，配合解放军接管工作。下午，召开了一个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所属各处处长和接管警察局各处室领导的会议，李士英作了讲话，希望警察局各级人员服从命令，办理好移交；共同做好接管工作，并说明旧警人员除少数民愤极大者，愿继续留任者一律欢迎，给予工作机会和生活出路。讲话很快稳定了许多旧警人员焦虑不安的心情。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根据市军管会的统一部署，李士英和梁国斌、扬帆及各接管人员，以军管会公安部接管专员身份
分别进驻市警察局和各分局进行接管。在市局员警大会上，李士英代表市军管会宣读了接管命令，重申《约法八章》，阐明党的政策，并责令旧警人员各按职守，服从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的命令，保护好枪支弹药、物资、档案，准备移交。
6月2日，军管会宣布上海市公安局正式成立，宣布废除旧警察局所有建制，任命李士英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为副局长。
上海解放后，旧警局被接管，新的人民公安机关正在组建之中，但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一天也不能停止。这对新成立的人民公安机构，对新上任的公安局长李士英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李士英非常清楚，要完成这项任务，仅靠不到
2000人的南下接管干部和地下党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发挥接收过来的l万多名旧警人员的作用。
根据军管会和市政府指示，明确对报到的一般旧员警一律不逮捕，在审查清楚前全部留用。市公安局成立后，李士英要求立即将户籍、交通、消防等技术性单位的一般警员先组织起来，边教育，边工作，号召他们为人民立功。针对旧警人员中普遍存在害怕人民政府追究他们的罪行，担心共产党不信任他们，以及少数人员对政府持对立态度，甚至坚持反动立场等情况，李士英要求接管干部深入细致地做好旧警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稳定旧警人员情绪。
在5月28日宣布接管警察局大会和6月3日庆祝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大会上，李士英多次阐明了人民政府对留用人员的政策。他说：“旧警察是统治人民的工具，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帮凶，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的坏事，但大多数人是为了生活，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今天解放了，上海成为人民的天下，就要迅速转变立场，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恪尽职守，努力为人民服务，将功补过，人民才不会抛弃你们”。
6月7日，市公安局召开员警大会，李士英请陈毅市长到会，阐明政府对旧员警的政策，号召广大员警努力学习，反省自己，迎接光明，为人民立功。这次会议旧员警反映强烈，纷纷表示要重新作人。
李士英特别重视对员警的制度激励。他要求人事组织部门先后制定了《员警奖惩规则》、《刑事警察服务规则》等规章制度，规定了嘉奖、记功、晋级或加薪、提升职务5种奖励办法，13种应予奖励的行为，还规定了包括开除公职、追究法律责任在内的惩罚措施。同时，采取多种途径启发教育留用警员，促进他们思想觉悟的提高，帮助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职业道德观。
在努力做好大多数留用员警思想工作，调动他们积极性的同时，李士英也十分注意对少数解放前有严重劣迹、解放后仍坚持反动立场以及政治面目不清的员警的考察甄别。通过集训审查，组织他们学习形势和党的政策，发动他们控诉国民党警察的罪恶，号召他们主动交代和揭发问题，并结合内查外调，进行了清理。
1949年6月，上海市榆林公安分局南下接管干部欧震，利用职权，对国民党军官之妻敲诈勒索、诱迫同居，严重违法犯罪，李士英批示：“欧震敲诈勒索，诱奸妇女，目无法纪，应予枪毙，以维纪律。”经市政府陈毅市长批准，欧震被处以极刑。《解放日报》公布了欧犯罪行，并发表短评《革命纪律不容破坏》。
7月1日，上海北站分局留用警员黄伟生，在夜晚执勤中被匪徒开枪击中殉职。李士英非常重视，上报了陈毅市长，陈毅市长指示：“黄伟生是上海解放后第一个因公牺牲的公安人员，要隆重悼念”。7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批准黄伟生为革命烈士。李士英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黄伟生为人民服务而献身牺牲的精神，号召广大公安干警向黄伟生学习。
黄伟生和欧震正反两个典型，在留用员警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认为共产党言行一致，对旧人员严格按《约法八章》办事，赏罚分明，激励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尽快培养自己的警务人员和更好地改造1日员警，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原警察学校基础上成立了上海警务学校，李士英兼任校
长，林道生任副校长，徐盼秋任教育长。根据李士英提出“教育要为政治服务，当务之急不仅要培养新警员，更要对旧员警进行教育和改造”的意见，学校分设两个部：一部担负培训新警员任务；二部负责旧员警的集训。1950年3月，一大队学员经过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后结业，绝大多数分配到市公安局工作，给上海市公安局增添了新鲜血液。二大队的学员，除辞职和审查不合格被淘汰以外，有463人经过集训，重新分配了工作。
针对上海解放后国民党旧警察的法规已废除，新的公安法规还未制订的情况，李士英提出要抓紧制订新的公安法规。遵照他的提议，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法制建设小组”，专门制定各项法规。自1949年6月2日市公安局成立至1950年2月的8个月中，市公安局先后共制订刑事侦察、治安、消防、交通管理等方面的公安法规20余部，使上海公安法规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任用干部问题上，李士英团结同志，从不搞任人唯亲。他经常教育从老区来的干部要尊重地下党同志，赞扬地下党警察系统党委书记邵健等同志对党有功，对上海的情况又熟悉，要南下干部注意与他们取长补短。在领导班子配备上，李士英特别强调：“市公安局每个处和分局领导班子内都要有地下党同志”。
（三）整顿社会治安
解放初期上海治安很乱，特务、青红帮流氓、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在市区内成群结队作恶滋事。敌特还纠集这些散兵游勇，打着“江南纵队”、“华东地区先遣队”旗号，冒充“解放军、地下党、民主党派、接管人员”进行接管。
为了彻底清除这些破坏治安稳定的因素，1949年6月10日，由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民政局等单位联合成立了上海市治安委员会，统一领导和协调上海的治安工作，由舒同、梁国斌任正、副主任。同时成立上海军警民联合办事处，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任主任，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市民政局局长曹漫之任副主任，各区也成立了相应机构，统一指挥收容散兵游勇和协调处理全市治安问题。同日，淞沪警备司令部颁布《收容蒋军溃散官兵的决定》，责令溃散官兵限期携带枪枝弹药到指定地点报到登记，听候处理。对拒不报到者，由公安、民政单位强制收容。
6月23日，市公安局又颁布《关于蒋匪在乡军人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原国民党退役军人，限期到公安机关登记，对拒不登记者将予严惩。至6月29日，在全市统一组织的搜捕和收容行动中，共收容散兵游勇8000多人，并收缴一批枪支弹药，从而在短时间内清除了这批严重滋扰社会治安的“毒瘤”。
在清除散兵游勇的同时，市公安局会同淞沪警备司令部对武装匪特进行了剿灭。先后逮捕了打着所谓“中共地下军第七支队”和“青年救国军上海服务团”、“苏浙皖边区挺进军指挥部”、“苏浙皖人民剿共青年救国军”等旗“保密局江苏省第一绥靖区警察总队直属大队”金勇生案和派遣特务封企曾案。
8月17日，在“民革”的配合下，公安局将妄图袭击军火库搞游击战的匪特邬子斌等一伙40余人全数捕获。在案件侦破中，公安机关抓捕了蛰伏在上海的原国民党保密局安徽站少将站长张宇仓、保密局浙江站少将站长童襄以及曾在1941年率部在皖南事变中围剿新四军、且一直顽抗解放军的国民党28军军长刘秉哲等匪特。
公安机关还破获了上海解放后第一起国际间谍案——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站（对外称美国第44海外观测队）魏克特间谍案。11月2日，“保密局上海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受蒋介石和毛人凤之命，潜回上海，企图暗杀陈毅市长等党政军领导人。市公安局得悉情报后，立即紧急行动，经过缜密的侦察，于11月9日将刘全德等8名特务一网打尽，接着顺藤摸瓜又捕获了国民党保密局派遣回沪策应刘全德行动的“技术总队直属第二行动组”少尉组长邱信和“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上海直属行动总队”总队长江知平等9名特务。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受到中央公安部的通报嘉奖。到1949年底，上海市公安局共破获各类特务案件数百起，捕获特务分子上千名，缴获多部电台和一批武器弹药，给匪特以沉重打击，但国民党不甘心失败，特务派遣活动依然不断。
1950年1月27日，部通报的敌情，上海市公安局根据无线电侦测，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派遣独立电台罗炳乾（化名吴思源）案，该特务通过潜伏电台直接指引敌机轰炸上海地区目标，致使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和江南造船厂遭受严重损失。2月6日，敌机又对上海地区进行轰炸，炸毁厂房、民房数千间，炸死炸伤群众1300多人，这就是当年震惊一时的“二六”国民党飞机大轰炸，轰炸目标也是罗炳乾密报给台湾国民党当局的。
直到1950年5月舟山群岛解放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失去了靠近大陆的活动跳板，派遣活动才有所收敛。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故意释放了大量刑事犯，企图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制造社会混乱。这些盗匪趁解放军刚进城，社会治安秩序尚未恢复之机，大肆作案。在上海解放的头两个月时间里，竟连续发生了盗抢案件几百起。
根据上海市委指示，李士英在接管上海警局同时，把打击盗匪列为公安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他要求刑侦、治安部门和各分局、派出所对发生的盗抢案件，必须快速出警，现场侦破或伏击，对敢持枪拒捕的盗抢分子坚决镇压。
李士英提出了几点反盗匪意见：1、加强对上海市区街道及流氓、帮会等情况的调查；2、对旧员警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发动他们提供线索；3、认真执行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对在押盗匪，号召他们戴罪立功，运用“以盗反盗”的策略协助破案；4、加强与驻军、工会和青委会等群众团体的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
刑侦部门认真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已被抓获罪行较轻，并愿意悔改立功赎罪的盗匪分子，策划他们深入盗匪内部提供线索。在案件侦讯中，追尽审透扩大线索，采取“以案破案”的办法。这些措施都发挥了很大作用，破案率很快上升，抢劫案件发案率出现下降。至年底，全市侦破盗抢案600多件，破案率达90%，捕获盗匪分子1600多名，缴获各类武器500余件，全市治安秩序也日趋稳定。
解放前，以黄金荣、杜月笙等为代表的流氓帮会在上海活动猖獗。上海的帮会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庞杂集团：以官僚政客和流氓恶霸头子组成的帮会头领和骨干分子层；以普通劳动大众为主组成的帮会群众层；以及介于帮会首领和普通群众之间的流氓无产者阶层构成了帮会的整体。他们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各持不同的政治态度。在打击城市盗匪的同时，李士英还特别指示注意打击流氓、帮会的犯罪活动。
按照军管会和市委制定的方针，上海市公安局依靠人民，针对帮会中三个阶层的不同情况，分阶段给予逐步解决。首先，实施“先打现行特务，后清历史反革命”的步骤，先重点开展反特和反盗匪斗争。帮会中那些与特务盗匪勾结分子受到沉重打击。对大多数非恶性违法犯罪成员则采取教育宽大和惩办相结合的方针，立足于教育挽救，从宽处理。促使他们从此脱离帮会组织，积极揭发和检举反动帮会头子，由此孤立了少数帮会头子和帮会恶霸。但不少国民党散兵游勇、逃亡地主、还乡团骨干利用与包工头的帮会关系，混迹于码头工人中。直到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张旗鼓开展后，上海帮会组织系统才被彻底摧毁。
（四）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解放初期国家税收的40010来自上海，保持上海的经济稳定意义重大。上海刚刚解放时，却面临严峻的财政金融形势，物价飞涨，物资严重匮乏，大米、面粉、棉花、煤炭供应更为紧张。
为了稳定物价，1949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开业，并在上海发行了人民币纸币。但市民长期饱受通货膨胀之苦，不信任纸币，拿到人民币后立即购买银元，人民银行当天早上发行的人民币，到晚上几乎全部回笼。全市到处可见的“黄牛”叫卖银元活动，直接威胁和阻碍了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通，损害了人民币的权威，也严重影响了上海人民的生活。
此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更是成为金融投机活动中心，有些反动奸商狂妄地说：“共产党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由于金融市场被证券投机奸商控制，银元价
格暴涨，这极大刺激了物价的直线上升，大米、棉花、食油等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格随之急剧上升，谣言四起，造成市民的普遍恐慌，使得工厂不能正常开工，工人失业，给上海经济造成了很大困难。
为制止金银外币投机倒把干扰物价，上海市军管会一面从老区调进大批大米、棉布和煤炭等物资投放市场，平抑物价；一面准备采取行动制止金银非法投机活动。
6月7日晚，华东局就上海经济现状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参加了会议。考虑到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稳定上海物价，就可以稳定全国的物价，陈毅市长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在政治和经济上双管齐下，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查封，并惩办一批为首的经济犯罪分子，坚决打击投机活动。会议就取缔证券大楼的行动作了分工，曾山总负责，李士英和金融管理处处长陈穆列席了会议，并分别领受了行动任务。
会议结束后，李士英回到市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华东局关于查封证券大楼、取缔金银非法交易的决定，并请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业务处长赵帛向大家介绍了证券交易所和金银外币非法活动情况，李士英对取缔行动作了动员和部署，他说：“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圆满完成，各行动单位要采取措施做好行动前的保密工作，不能让投机分子听到丝毫风声。”并决定由刑警处抽调200多名干警参加行动。
华东局的决定很快得到党中央的批准。6月9日晚，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按照邓小平、陈毅“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取缔”的指示，决定于6月10日上午采取取缔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行动，同时由军管会向各有关行动单位发布命令。
6月10日上午8时，李士英率领刑警处马乃松、黄克和市局200多名干警身着便衣，按照部署陆续分散进入了证券大楼。按预定分工，他们分别控制了各楼层活动场所和进出通道。上午10时，华东警卫旅副旅长刘德胜、参谋长刘春芳带领一个营的警卫部队到达证券大楼，迅速对证券大楼实行了武装包围，并对大楼底层和各楼层面进行了警戒。李士英、刘德胜在五楼的一间房内设立了临时指挥部，坐镇指挥。事先由市总工会、民主青年联合会组织的工人、学生在证券大楼门外排起了队伍，封堵了大门，并向市民作宣传。
此次行动，查获了大量黄金、银元和外币，共围堵住投机买卖人员2000多人，除当场拘留238名投机操纵者和嫌疑人员外，其余人员陆续释放。按照统一部署，当日黄浦、老闸、静安等区公安局也查封了一批小型金银黑市和窝点，取缔了辖区内的金银投机活动。全市各界群众也纷纷集会，声讨金融投机商的罪行。
6月11日，华东局公布了《华东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重申禁止金银计价使用、流通和私下买卖，并做出了处罚规定。根据这一办法，上海市公安局继续打击非法买卖金银活动，很快控制了银元非法流通的状况，遏止了奸商的猖狂投机行为，稳定了金融市场秩序，围剿金融投机的战斗取得初步胜利。
这次胜利使人民币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从根本上结束了上海金融市场上流通黄（金）白（银）绿（美钞）的历史，充分显示了人民政府改造旧上海、维护金融秩序的决心，也赢得了全市人民对新政权的拥护和信任。
（五）加强社会管理
接管上海警察局后，人民公安机关面临着许多急需解决的社会管理问题。怎样迅速整顿社会治安，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秩序，是摆在李士英等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根据济南接管经验，市公安局首先组织干警协同驻军，发动群众，拆除市区遗留的工事，收缴国民党军队败退时丢弃的枪支弹药等武器，恢复苏州河南北交通，协同军管会卫生部门，动员百万市民清扫街道，清除垃圾，将因战争堆积在上海各殡仪馆内的几万具棺柩，运往外地安葬，这些措施初步改善了上海的环境卫生。
上海解放后，交通拥堵状况亟需治理。李士英认为治理交通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涉及的多数人是劳动人民，二是涉及交通管理措施。既要采取措施管理交通，也要兼顾到人民群众的情绪，关键是要依法管理。他一面要求行政（治安）处抓紧制定交通法规，一面请驻沪部队派解放军战士配合交警指挥交通，对不听指挥者，由解放军战士进行说服教育。不久，经上海市政府批准，颁布了《上海交通管理暂行办法》、《苏州河交通规则》，对车辆、船只行驶、停靠和违章处罚都做出了相应规定。经过整顿，上海的交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交通事故大幅下降。
影响上海交通、市容的另一个因素，是马路上到处乱设摊点的摊贩。他们大多数是难民和失业工人，因在主要路段设摊，既妨碍交通又影响市容，甚至带来许多治安问题。李士英在治安讨论会上指出：
“政府现在解决不了这些人的就业问题，如果采取简单化的取缔措施，势必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必将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但又不能任其发展，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上海市公安局于1949年6月20日发布了《摊贩管理暂行规则》，并召开了全市摊贩代表大会，会上市公安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代表政府宣讲了政府整顿摊贩的目的、政策和办法，会后进行了摊贩登记，发给执照，规定地点，划定摊位。通过这次整顿，基本治理了在主要道路上设摊的混乱现象。
在对上海特种行业管理整顿方面，市公安局在全市颁布了《特种行业、公共场所管理规则》等一系列行政管理法规。对于妓院、妓女的取缔问题，李士英指出：“妓院和妓女问题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上海刚解放，百废待兴，政府现在不可能拿出很多钱来安置妓女，但也不能继续让其为所欲为”。行政（治安）处制定了《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经李士英呈报陈毅市长签发批准，并以市公安局名义颁布。1951年11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妓院和娼妓。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上海基本消除了娼妓现象。
1949年7月6日，上海市百万军民举行庆祝上海解放、纪念“七七”抗战大游行。美国驻沪副领事欧立夫驾驶小轿车故意违反交通规则，冲人游行队伍，引起群众愤怒。在执勤民警阻拦无效后，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民警将欧立夫带至提篮桥公安分局讯问。欧立夫到了警局后，态度依然十分嚣张，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和职业，并掀翻办公桌，砸毁办公用具，殴打阻止其野蛮行径的干警。分局领导商量后决定关押欧立夫。这一招使得欧立夫收敛许多，并老实说出了自己的基本情况，交出了证件。
李士英听取分局汇报后，讲了四点意见：1、派接管干部专人负责看管欧立夫；2、要讲政策，不准对其打骂和侮辱人格；3、饮食由分局负责，不允许吃外面送来的食物；4、美国领事馆来人询问，可以回说我们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不承认其副领事身份，只讲有个美国侨民破坏交通秩序被拘押，待请示陈毅市长后再决定如何处理。陈毅市长听取汇报后毫不犹豫地说：“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反了中国法令，就可以制裁他。”遵照指示，分局领导向欧立夫宣布其破坏交通秩序，损坏公物，殴打警员，已触犯中国法令，并将其拘留。
7月8日，李士英向分局传达了市局根据陈市长指示，对欧立夫作出的如下处理决定：1、责令欧立夫写出认错道歉的书面检查，在报刊上公开刊载；2、毁坏公私财物，照价赔偿；3、以分局名义写一份对欧立夫拘留的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4、发还欧立夫的个人财物，包括那辆肇事车。经过教育，欧立夫承认了错误，愿意接受处分决定，写了道歉书。9日和10日《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欧立夫的认错道歉书和提篮桥公安分局拘留决定，并发表了题为《警告美帝国主义者》的短评，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上海市公安局团结全体干警，发动和依靠群众，坚决及时地镇压残余反革命势力，迅速稳定了上海的治安，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此受到了陈毅市长、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的充分肯定和表扬。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李士英介绍了接管上海，开展公安保卫工作，维护新中国第一大城市的成功经验。
上海解放后，王云也从济南来到上海，在上海市妇联工作，担任了市妇联副秘书长（后任妇联副主任），两个大一点的孩子都寄宿在华东保育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