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延安枣园
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
李士英到延安后，组织上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成立于瑞金。1937年2月，中央党校迁入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校长是李维汉，教务长是王学文。学员有4、5百人，分别被编在15个班内，李士英在第15班。
1938年初，李士英参加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举办的第一期情报保卫训练班，陈刚负责这个训练班。参加第一期训练班的人还有：汪金祥、李握如、王左超、肖桂昌、黄赤波、张箴、毛诚等人。参加该期训练班的很多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的骨干。
训练班结束后，李士英留在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工作。中央特别_T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是中央特科之后，中共统一领导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1938年11月，根据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具体领导各抗日根据地、敌占区的情报和保卫工作。1939年2月，中央社会部正式成立，康生任部长，副部长先后由孔原、潘汉年、李克农担任。1941年9月，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情报部，康生兼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兼中央情报部副部长。
中央社会部初期下辖四个室和一个处：一室负责情报，二室主管侦察保卫，三室负责干部和敌区派遣，四室分管行政、电台，主要负责人员有潘汉年、孔原、曾希圣、许建国、汪金祥、陈龙、吴德峰、陈刚、李士英、段子俊、谭政文等人；另有办公室秘书处，主要人员有冯铉、毛诚、林一等。还有中央警卫团，团长是吴烈。
1938年2月，李士英在参加完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举办的第一期情报保卫训练班后，被派往陕西关中新成立的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工作。李士英担任学生总会指导员，实际工作是负责审查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他化名“李克文”，除学校主要领导外，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
在陕北公学分校短短几个月期间，李士英经历了一次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斗争的重大考验。
抗战开始后，斯大林出于苏联整体战略的考虑，做出了通过国共两党联合，使中国共产党支持国民党抗战的决定。1937年11月，王明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苏联回到延安。他很快就在中央高层会议上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毛泽东则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两条路线在党内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言论颇有影响，陕北公学分校也有领导、教员支持这种观点。李士英却通过切身经历认识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抗日战线上合作，但确实有着本质性分歧。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石。这样的主张是作茧自缚。他在学校墙报上发表一篇短文，旗帜鲜明地批驳这一错误观点。文章登出后，立刻引起风波，有一名教员在讲课时点名批评他，有的校领导也对李士英有所责难，要他做检讨，李士英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场争论，直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才澄清了是非。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重申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要坚持保证中国共产党本身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纠正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
李士英在陕北公学的这场辩论中的表现，给女学员王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云是江苏靖江人，1938年6月，22岁的王云来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云当时担任学生总会组织部长，他们工作接触较多。两人在陕北公学近一年的时间里，由相识、相知到相爱。王云毕业后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工作。1939年5月15日，他们在延安窑洞结为终身伴侣，并相携走过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
1939年春，李士英调回中央社会部。他协助陈刚在枣园举办了中社部第二期情报保卫训练班（又称“枣园一期训练班”）。该期训练班7月份开班，11月底结束，参加这期训练班的有白栋材、罗青长、李振远、周梅影、林一、吴诚、吴烈、金信等，汪东兴、凌云、刘涌等人也参加了情报保卫训练班的学习。
（二）苏联之行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副主席堕马右臂骨折。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周恩来骨折处的愈合很不理想，右臂已无法伸直。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到苏联治疗，并致电蒋介石要求派飞机将周恩来送往兰州，转机去苏联治疗。
中央社会部派李士英护送周恩来去莫斯科，他为了严守保密纪律，没有和王云打招呼，立刻和邓发一起驱车前往兰州打前站。
据王云回忆：“1939年8月，他护送周副主席去苏联。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一个多月以后，陈刚同志让我去取他留给我的一个小布箱子，里面有一个电筒，一支派克钢笔，但片纸只字也没有告诉我他去哪里了。我懂得纪律，不该问就不能问。就这样我整整等了他近5年。”
8月27日，周恩来一行乘飞机离开延安飞往兰州，一起同行的有邓颖超、孙维世、陈昌浩和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一行人到兰州后住在第十八集团军驻兰州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是谢觉哉、伍修权）。在兰州停留了一个多星期后周恩来一行与邓发、李士英一起飞往迪化（现乌鲁木齐）。
1939年9月，周恩来等一行乘苏联专机从迪化转往莫斯科。李士英在迪化住了一段时间后，乘飞机到阿拉木图转乘火车于12月到达莫斯科。护送周恩来的任务完成后，李士英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党校进行学习，并治疗在国民党监狱中落下的关节炎等疾病。
中国党校（对外称疗养院）在莫斯科近郊的库契诺，有20多名中国党的同志在里面养病学习。党校分为政治班和军事班。部队的同志基本上参加军事班学习，他们有：刘亚楼、钟赤兵、谭家述、李天佑、卢冬生、杨至成等人。地方的同志大部分参加政治班，李士英到库契诺后参加了政治班。同班的有蔡畅、贺子珍、李握如、方志纯、杨之华、马明方、贺诚、汪名震、周碧泉、王美兰、苏井观等人。这里还住着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在平型关战役后因晋军误击而负伤的林彪，在其妻子张梅的陪同下，也在这里疗养。周恩来、邓颖超在莫斯科期间曾专程到库契诺看望了当时在那里学习和治病的共产国际中国党校的同志们。
中国党校课程都由苏联教员用俄语授课，多数同志上课只能靠翻译。学校每周有一次俄语教学课程，李士英抓紧一切时间认真学习。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他逐渐能借助俄汉词典通读俄文版《联共（布）党史》了，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在莫斯科中国党校学习期间，苏方还安排他们去克里姆林宫医院看病。李士英等中国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身体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战火逼近莫斯科，中国党校被迫停办。在莫斯科保卫战的前夕，共产国际把在苏联的所有中国同志集中到莫斯科（其中有冼星海、袁牧之，他们是中共派到苏联制作《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的），派苏军的一名上校护送，打算取道蒙古返回国内。在林彪的带领下，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李士英、贺诚等十几个人，于1941年8月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他们原打算穿过中蒙边界去内蒙的大青山游击区，然后转道陕西去延安，但由于日军严密封锁，蒙中边界已无法通过。经与苏方紧急联系，林彪
随着战争形势吃紧，滞留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同志断了经济来源。冼星海、袁牧之等人被送往蒙古与新疆接壤的边境，到达后因形势恶化滞留在那里，其余人只有自己谋生。刘亚楼、卢冬生俄语水平较高，参加了苏联红军，杨至成去了一家农场帮工，钟赤兵去剧院当售票员，李天佑和李士英去帮人饲养兔子，周碧泉去造纸厂当了临时工。
李士英等人在乌兰巴托艰难地度过了近两年。期间，他们曾多次到边境侦察，因日军封锁严密始终无法越境。
一天，李天佑对李士英说：“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回去，就是死在路上，也不能窝在这里了。”两人商议后决定从乌兰巴托向西，经蒙古国西南部，绕过日军控制严密的蒙中边界，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到达内蒙的阿拉善盟后，再转道去宁夏、陕西回延安。这条路要越过无人区、戈壁沙漠、和国民党统治区，路途几千里，有许多难以想像的危险和困难，但他们回国心切，决定冒险启程。两人化装成蒙古商人，每人备了三匹骆驼，载了一些皮货杂物，临走时苏联驻蒙古大使馆还给了一些钱并由蒙古内务部找来一个向导带路。
1943年8月，两人从乌兰巴托向西进入沙漠，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在茫茫戈壁沙漠里走了几天后，蒙古向导也迷失方向了。尽管这段路程十分艰险，还因断水，差一点渴死，但他俩仍非常乐观，互相鼓励。就这样一连走了近20天，才到达了宁夏的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
李士英和李天佑变卖了骆驼和皮货，买了两身汉人服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行证，离开了定远营。他们沿途以经商为名，闯过不少关卡。可是，到了中卫县的黄河渡口，被当地国民党警察拦住盘查，几经交涉均未能通过。一天，他们在集镇上遇到一个警察，李士英听他的口音像河南浚县人，就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是河南滑县人（滑县与浚县相邻），到此地做买卖亏了本，要赶回老家去但过不了河，警察见是老乡，便帮忙找来一名船工，划着羊皮筏子送他们渡过黄河。
过黄河后，他们向东南方向走几十里，就可进入陕甘宁边区。但是，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对边区实行全面封锁，盘查得非常严密，无法通行。
他们只好又转向西南方，打算绕道甘肃平凉，经西安回延安。1943年10月中旬，他们辗转到达了西安，找到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当时办事处主任是周子健。由于回延安的道路也已被国民党胡宗南军队严密封锁，李天佑、李士英只好又在办事处住了下来。直到1944年3月，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汽车经过西安赴延安时，两人才搭车于3月28日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
从离开莫斯科回到延安，历经两年多的颠沛流离。从乌兰巴托出发时算起，他们整整用了八个多月时间。在蒙古乌兰巴托滞留人员，大多数又陆续返回了苏联。冼星海1945年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即因病去世。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些同志陆续回到了中国东北，投入到人民解放战争事业中。
1939年8月到1944年3月李士英此次苏联之行，历时4年多时间，他和王云新婚3个月即离别，数年后两人才重新团聚。
（三）在西北公学
1944年3月底，李士英重新回到延安枣园中央社会部，直到此时，他才见到了隐蔽战线久闻大名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李克农。
4月，中央社会部派李士英到西北公学参加整风审干运动以来对于部的鉴别工作。
1942年，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是通过反对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树立马克思主义作风。1943年4月，在整风同时，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一次普遍的干部审查。中央机关部分受审查人员，被集中到西北公学参加“学习”。
时任全党整风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是中央审干工作的实际领导人，在审干过程中，他掀起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或曾被国民党逮捕、从事白区工作的同志都是重点审查对象，不少干部被怀疑为“特务”。十几天内，仅在延安地区就揪出所谓“特务分子”近千人，运动还波及各抗日根据地，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影响极为恶劣。毛泽东发现错误后，立即发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指示。1943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做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并决定纠正所有错案，对被审查人员进行甄别，还特别强调了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要把干部思想上的缺点错误同特务、反革命严格区别开来，严禁搞
“逼、供、信”。
西北公学成立了甄别委员会，由吴德总负责，李士英是西北公学“学委”委员和甄别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他在向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请示工作时，李克农反复强调了几点，主要意思就是：“党要团结一致，要一致对敌”，这与康生强调“特务如麻”的调子不一样，是含蓄地针对康生搞“抢救运动”而说的。
在甄别工作中，李士英按照党的实事求是原则，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个被鉴别的干部。据王琚回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士英同志的突出特点，在甄别工作中他一再强调，不能轻信口供，逼出来的东西不能算数。士英同志还提出：社会部同志在外出调查材料时，态度要谦和，外出调查要注意影响，要爱护社会部这块“金字招牌”。
李士英和其他同志，对每个审查对象的甄别结论反复研究推敲，字字斟酌。甄别结论最终还要听取本人的意见。据刘涌回忆：“士英同志总是认真地听取情况汇报，从来不打断别人的发言，在研究甄别结论时，他的意见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讲长篇大论，对某些问题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很有说服力。他以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参与领导甄别工作，使许多被甄别同志的冤案得以平反。”
当时中组部安子文曾说：“延安各单位送到中央组织部的结论，比较起来，要数中央社会部的甄别结论最有水平。”
经过认真负责地甄别，西北公学内被审查的绝大多数干部都实事求是地做出了结论。罗青长后来说：“西北公学的甄别工作是成功的。历史证明，西北公学被审查的学员绝大多数是好同志，经过甄别，做出了正确的结论。全国解放后，很多干部都成为公安、情报战线的领导骨干。许多老同志谈起这一往事，都十分感慨，士英同志为保护这些干部，功不可没”。刘涌也回忆到：“全国解放后，许多同志在战斗中锻炼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高中级干部。这批老同志对当年在西北公学这段生活经历记忆犹新，每每相逢之时，谈论最多的必是这一话题。他们深深怀念着延安，怀念着枣园，怀念着西北公学，这与士英同志当年作为甄别委员会主要成员之_的辛勤工作是密切相关的。”
（四）参加七大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隆重召开。李士英被中央社会部推选为七大代表。
因曾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过，李士英被编在华中代表团第二组，组长潘汉年。第二组有17名代表，其中有刘少奇、陈毅、张鼎丞、任弼时、曾三、罗琼等人。
大会从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共开了50天，李士英与代表们一起，聆听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领导同志的重要报告和讲话。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通过大会文件的学习，李士英对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做为全党行动的指导思想，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精髓这一最重要的阐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50多年后，谈起这段经历，李士英深情地说：“参加七大，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
1945年5月，李士英和王云的大女儿在延安出生，取名“延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社会部派李士英带领姚伦、李克融、李钊（报务、机要人员）等5人，前往蒙古，争取直接建立与苏联的联系。李士英到张家口与聂荣臻取得了联系。同年11月，苏蒙方的接头人员到达张家口后，他们前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在乌兰巴托，李士英通过蒙古内务部向苏联驻蒙古大使馆转交了中共中央致苏军远东前线司令官的信件，并根据中共中央要求，拟与苏方商谈建立联络电台及与苏军配合作战等事宜。但终因莫斯科方面态度冷淡，会晤始终没有进展。1946年春，李士英奉命返回延安。他将在蒙古会谈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
1946年3月，谭震林从苏皖边区到延安汇报工作，他请中央社会部派一位同志去苏皖边区主持锄奸保卫工作，经社会部研究，决定派李士英前去。临行前，李克农指示李士英：“抗战刚结束，内战爆发的可能性很大，你去华东实际上就是去前线，要一面抓保卫工作，一面把向南京国统区的派遣工作搞起来，要有长期打算。”李士英告别妻女，以军调部工作人员身份，随谭震林乘美军飞机前往苏皖边区，走向解放战争前线战场，开始了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