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英同志是公安政法战线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他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事迹一直在激励着我前进。
艰苦奋斗廉洁自律
士英同志有鲜明的共产主义公私观，是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榜样。在与李士英同志共事的革命生涯中，我听过他多次的讲话，见过他多次的实践活动，我深刻地体会到他的言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身教是大公无私。他在昌潍保安司令部任司令员时，两袖清风；在由济南特别市公安局局长调任山东省公安厅厅长时，除山东分局决定他带一部汽车外，余者什么也不带。他的这种以身作则、公私分明的思想作风，在干部中起了表率作用。1986年我到北京去看望他时，他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可他的办公室依然是两个小沙发、一个写字台和一张单人床，他亲自提着暖水瓶倒水来招待我。士英同志虽已身居要职，对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实属难能可贵。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随同士英同志工作期间，总感到他既是师长，又是同学。我们在一起学习探索，相互平等，团结友爱。他勤奋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学以致用，在讨论会上，他的发言一般都有独到的见解，给大家以启发和辅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讨论社会发展史中提到“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理论问题时，我遇到了一件十分难解的试题。1948年的一天，李士英同志极为亲切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说：“这次要真的看你是怎样驾驭‘思维’而运用唯物辩证法了”。坐定后，他从口袋里掏出胶东区党委书记向明同志分别给他和我的来信。内容主要是写我的恋爱对象与他人结婚一事，让士英同志做我的思想工作。李士英同志问我这事怎么了却？我说：“李局长，这事我会办妥的。”他紧跟上一句：“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这件事你打算怎样走出‘必然王国’呢？”这句话把我从乱麻中解放出来，当即答道：“李局长，我明白了，我会以新的‘思维’去入情入理地处置这件事，我回去给××同志写封信，送你审阅后再发。”士英同志说：“我相信你会办好就是。”信写好后我送给了士英同志，他看后很满意。就这样我的一次婚姻危机，在士英同志的关心与帮助下妥善地解决了。
士英同志在狠抓公安队伍政治素质提高的同时，还重视抓干警文化素质的提高。他曾与当时济南特别市公安局党委同志专门进行了研究，他明确指出：“敌人和困难是不会因为我们的文化程度低和出身好而向我们让步的；将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大批有高等文化知识的干部……。因此应立即办机关的业余文化学校。办学的起步目标是扫除文盲，然后是普遍达到高级小学水平，延续目标是初级中学水平……。”此后，党委决定成立了机关文化学校，配备了各层次的专、兼职教员。从此，全局干部的文化程度得到了提高，均已达到会写一般工作报告的程度。士英同志对于强化公安保卫队伍的政治、业务、文化素质的提高，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在士英同志积极倡议下，于1949年1月办起了山东省第二期警官学校，轮训在职公安干部，向社会招生进行专业培训。公安干警学习进取的风气很浓。至今有不少老同志提起当年所受到的教益，无不感激李士英同志高瞻远瞩。
忠于职守执行党的政策
“三查、三整”期间，士英同志及时纠正了“左”的错误倾向。1948年春，华东局决定，集中山东各地的公安干警到“华东建大二分校”进行“三查三整”。运动开始还和风细雨，到了中后期，急风骤雨中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少好同志被怀疑，并被重点审查。恰在这时，士英同志（华东社会部副部长）来了，他听取汇报后，给我们作了“保卫党的思想、保卫党的政策”的专题报告，报告的中心内容是：“三查、三整”运动，必须按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绝不可采取主观唯心主义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教而诛，一棍子打死的“左”倾那一套，伤害好同志。士英同志的这个报告，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使建大二分校的“三查、三整”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解放了许多被错误怀疑的好同志。
1948年6月，昌潍全境解放后，士英同志出任昌潍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当时，他一手抓昌潍保安司令部的自身建设，一手抓筹组接管济南国民党警察局的工作班子。为此，他组建了三个班子：一是潍坊市公安局；二是昌潍保安司令部的参谋处；三是青州办事处。
潍城战役结束，除青州办事处继续为解放济南做准备工作外，其它两个班子，一部分干部抓战俘的审查处理，一部分干警抓盘查收容当地的散兵游勇。在摊子大、任务重的情况下，士英同志驾驭自如，及时完成了各项任务，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一、坚决彻底地剿灭了珠流店一带的残匪，保障了昌潍地区的安全；二、派得力人员深入敌占区，为解放济南、青岛做了大量工作；三、青州办事处收集印制的国民党在济南的军、政、警、宪等敌特组织的资料，对接管济南起到了重要作用；四、平反了几起冤假错案。在平反中，士英同志为了提高办案人员的认识，苦口婆心地进行教育，耐心地阐明了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办案；怎样从矛盾中进行科学分析，严肃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等等，使干部深受教育。
1948年9月济南解放，我们随同士英同志接管济南。士英同志参与军管会领导，并任济南特别市公安局长，他突出抓了几件大事：
一是处理战俘。我们进济南城后，接受了一批待处理的战俘。对战俘的处理，是在李士英局长的直接领导下，由公安和部队保卫、情报等部门联合组成专门班子，分别进行处理，有的当了解放军，有的发给路费遣送原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士英等领导同志为及时搜集战役、战略等情报，各有侧重地做了大量工作。士英同志亲自与被俘的“要员”谈话，凡彻底交心，条件成熟的，及时为我所用。它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肃清新解放地区的特务，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处理典型案件，稳定社会秩序。其中有当时在济南号称“燕子李三”的惯匪李圣武，他16岁就去东北跟匪首习武，后窜至济南、徐州一带为匪。济南解放后，他抢劫金店．枪杀了金店经理。案发后，士英同志亲自抓此案的侦破和审理，并及时以军事法庭的名义判处惯匪李圣武死刑。此案的处理，在济南震动很大，人心大快，群众异口同声地说：“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都逮不到的土匪‘燕子李三’，被共产党逮到了，共产党为济南人民除了一大害。”还有制造假北海币的孙泉亭一案，也是士英同志亲自抓的。孙泉亭等二犯被判处死刑，稳定了金融秩序，社会反映很好。通过各方面的工作，当时济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士认为：“共产党治理城市是足智多谋的”。从而，以苗海南、张东木为首的进步人士，迅速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拢。在这种情况下，士英同志一方面亲自做进步人士的工作，通过他们弄清蒋匪在济南资产的总底数；另一方面要我们对那些反动官僚资本家择其极恶者，依据约法七章的条款，该捉的捉，该罚的罚（治罪和罚没资产），速办不贷。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使济南市的社会秩序井井有序，保证了’对淮海战役的后勤支援工作。在办案实践中，士英同志给我们的教育很深，他用实践证明了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还不断地叮嘱我们，党的保卫工作者，什么时候都要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党的革命事业的大局需要，什么时候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这几起案子处理之后，士英同志说：“此乃一举三得：一、我们赢得了胜利；二、我们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三、我们学到了新的实践知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后者，因为这是我们共产主义战士不断进取的根本。我们就是这样不断地通过革命实践，总结理性经验，提高才干的”。其教诲之中肯、深刻，使我终生难忘。
三是清除叛徒。一进济南，我们就缴获了敌特机关所保存的叛徒档案。士英同志得悉后，立即派人报送党中央，并亲自抓此项清查工作。通过核查，分清是非，使叛徒受到应有的处置。
四是警卫工作。士英同志亲自过问这项工作。对于正常的警卫工作，他只作业务计划和对重要专职警卫人员的审核；而对中央首长来山东的警卫工作，士英同志则亲自部署和指挥，并再三强调，对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卫工作要做到万无一失。士英同志部署的警卫任务，事前都是严守秘密，不露声色。1948年冬，许多中央委员经济南前往河北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省委、省政府在北洋戏院组织专场演出，我们陪同去看戏时，才知道是执行保卫任务；后来苏联红旗歌舞团来济南访问演出，我们到火车站接客人时，才知道接的是福尔彩娃和西蒙诺夫等人。事后，我不解地问士英同志：“怎么这事不事先告诉我们呢？”他答复很简单：“保密本身就是安全警卫”。
五是搜集敌情资料工作。士英同志向来重视这一工作，进驻济南后，他突出强调了两项：一是搜集分析“死”的；二是审查研究“活”的。在从昌乐向济南进军前，他就向我和张洪范两人诙谐地说过：“你们两个人，一个（张洪范）管死的不丢；一个（我）审活的不失真。”所以预审和督察两单位参与的同志，兵分两路，一路是侦查搜集；一路是对在押蒋、日、伪特务等分子进行深层次的审挖，最后汇集成蒋匪（军统、中统、宪、警）、日特（从川岛芳子至西进派的陆军特务、警、宪乃至济南的八大公馆）等系统材料。这些敌情资料，不仅对镇压反革命运动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以后的隐蔽斗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捍卫党的“实事求是”原则
士英同志严格遵守“实事求是”原则并视为珍宝，神圣不可侵犯。凡有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人和事，他必起而反之。记得在昌潍保安司令部工作期间，审讯组审查的莒县“王家彬国民党’’_案，发现这起案子是县属和地区公安局刑讯逼供造成的一起冤案。士英同志听取了汇报后，当即果断作出“予以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的决定。汇报会上，士英同志肯定了复查此案的同志们刚直不阿的革命精神，同时对原办错案的同志进行了“不能先入为主”、“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主观臆想、形而上学”、“不护短”等很有说服力的党的“实是求是”原则的教育，使与会的同志深受教益。
共产主义的高尚情操
士英同志的高尚革命情操，几十年来，我不断地体会和回味着，从中汲取其营养。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前，他一生是学生。士英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职如此，离职亦如此，直至现在，每每相逢时都能在他的言谈话语中，得到新的启迪和教益。这种革命自觉性和主动性，实属难能可贵。在人民群众面前，士英同志永远是公仆。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为人忠厚、无私奉献和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长期革命实践已经证明，他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合格的人民公仆。
在党的公安政法干部队伍中，士英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几十年中，他在公安政法战线上起着中坚作用。在漫长而又坎坷的革命征途中，士英同志是盛世时期不显名，低谷时期不迷航的无名英雄。至今我清楚记得他曾讲过的一句话：“我们做工作要像会计工作者一样，要有只能对不能错的严肃工作态度。”可见他对己对人的严格要求。士英同志的榜样力量有很强感染力和潜移默化的长效作用。我想起马乃松同志对我讲过士英同志对他的教诲。马乃松同志是一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做出不少贡献，全国解放后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平反时士英同志给他作了客观的评价，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马乃松同志深受教育。
士英同志长期以来坚持反对腐败。早在1949年的初春，有的干部检举：“××学校的黄××校长私自带了一部小汽车，挟持一名女学生，拟趁南下到滕县防地强制成婚。”当时，党委的丛烈光、张文炳同志和我研究，立即向士英同志汇报。士英同志当即果断决定：“马上发电报，监护追回，专案处理。”我们照此办理后，大快人心，反映良好。士英同志这一举措，给入城干部敲响了警钟，从此，再未发生这类事件。
“事必躬亲”是士英同志工作作风上的突出特点。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官架子。他不仅平等待人，而且身先士卒，亲自动手。他的会议讲话和报告，很少用秘书起草，而是自己动手。他的讲话主题明确，有条不紊，生动真切。时下，士英同志已是高龄的老人了，但他仍在关心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业，关心着国家的法制建设，他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发扬光大。
（作者原任山东省公安厅预审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