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以后，李士英同志先后出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山东省公安厅长，我当时在省厅一处任科长。1949年5月，他南下上海。这次他任厅长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起士英同志，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称赞他为人厚道、诚恳，对党忠诚，工作认真负责，讲原则，守纪律。
记得在抗美援朝出兵前夕，当时任华东公安部部长的士英同志根据党中央和公安部的部署，在徐州召开了华东地区公安和有关驻军单位参加的护路工作会议。我随山东省公安厅厅长郑文卿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士英同志作了重要报告，除讲形势任务外，重点对铁路线的安全工作作了详细部署，对保证军运的安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同时强调了保密工作。这次会议由于士英同志对工作布置认真扎实，对各种问题考虑得周到细致，措施有力，在以后的护路工作中起了巨大作用，这从抗美援朝安全军运方面，充分得到证明。
给我印象深的第二件事是，五十年代初，士英同志受中央公安部的委托，来山东省公安厅解决领导班子中团结问题。当时山东省公安厅的几位领导都是士英同志的老同事或老部下。经士英同志批评帮助和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他们很快消除了互相间的思想隔阂，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团结。
士英同志是一位没有官架子的领导。他就任山东省公安厅长后，和一处的干警同住在徐家花园。平时他工作很忙，与一般干部接触不多，但早晚在院内散步的短暂时间里，他总爱和一般干部打招呼、闲聊。他很受人们的尊敬，都愿意与其接近。有时，找我们去谈工作，他和夫人王云同志总是热情接待，绝无高人一等的表现。他宿舍的布置非常简朴，也给人一个平易近人的印象。
士英同志尊重领导、守纪律、讲原则的思想品德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在一起特务案件的侦破工作中，因案情比较重大，我根据领导的指示，几次到中央公安部汇报请示，每次回来后士英同志总是详尽地听取汇报，强调要严格执行公安部的指示。当案情发生突变，急需采取果断措施，经向士英同志汇报研究后，带着拟予“公布处理”的意见去公安部请示，公安部领导从全局考虑，决定暂不公布处理。我返厅汇报后，士英同志严肃地对我们说，要严格执行公安部的指示。另一件事是，当时××市地位重要，敌情复杂，有的重要案件，公安部直接通知该市公安局去汇报，市公安局也有时未请示省厅就直接到公安部请示问题，且汇报请示后，路过济南不下车向省公安厅汇报，士英同志知道后，对这个公安局提出了批评，他说：“有时情况紧急或公安部直接通知你局去部里汇报请示工作是可以的，但情况不急，你们应先到省厅请示汇报，如需到公安部去，连同省厅的意见一起带去，回来时一定要向省公安厅汇报公安部的指示意见，以便更好地执行公安部的指示”。从此，这个市公安局再未发生此类事情。
（作者原任公安部十二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