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前我就和士英同志相识，以后有三段时间曾在士英同志领导下工作，他那平易近人，关心爱护干部，耐心细致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长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跟随士英同志撤离淮阴
1946年春天，在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前夕，士英同志从延安到苏北淮阴任苏皖边区公安总局副局长、局长。当时，我在公安总局一部一科（侦察科）任侦察员。那时机关人员不多，经常见到士英同志。干部和群众对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十分向往、对延安来的干部非常尊敬。有关士英同志的情况，在干部中渐渐传开了，当大家知道士英同志很早参加革命，在白区干过地下工作，坐过帝国主义巡捕房和国民党的牢，又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是个老保卫工作者，从心底里尊敬他。他平易近人，热情豪爽，见了面总是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宛若一位慈祥长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问了我的姓名、什么时候参加工作、在哪个部队工作？当他知道我曾在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工作，做过盐阜区党委组织部长喻屏的警卫员后，他很随和地说，喻屏和他是老乡，一个村的，同时参加革命，一起做地下工作。又说八团很能打仗。短短几句话把我的紧张情绪一下子都驱散了。
1946年秋天，国民党向苏北解放区发动进攻，中共中央华中局和苏皖边区政府要撤出淮阴，士英同志亲自布置我一个任务，交给我一个警卫排，负责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副主席方毅、秘书长张恺帆等领导人撤离途中的警卫和生活管理工作。在路上，一个战士手枪走火，子弹打进了我的左腿，士英同志知道以后，十分着急，立即派了一个警卫员将我送到后方医院治伤，伤愈后我又跟随他继续北撤。士英同志警惕性很高，每到一地扎营，首先布置人员了解营地周围敌情，他自己也不顾疲劳地带领干部到前线去了解情况，回来就找我们汇报研究工作。冬天，他的房内有取暖炉子，他一有空就找我们到他房内促膝谈心。他在我们面前从不居功自傲。他总是突出讲党的领导、人民的支持，把个人的成长同党的事业、人民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讲到白区斗争时，他用许多生动事例讲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许多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讲到延安时又讲述解放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事例，使我们深受教育。不久我们抵达沭阳县唐家湾，形势又发生了变化，组织决定跟随士英同志北撤的这路人马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随总局副局长黄赤波走，另一部分人继续随士英同志与部队一起转移，决定我随黄赤波一路走，从此我与士英同志分手，分别抵达山东解放区。
“先去干，干不了再回来”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6月，昌潍地区全境解放，士英同志出任昌潍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为了开辟昌潍所辖昌乐、潍县等五个县的工作，需要一大批公安干部。华东社会部决定要吴濂和我等几十个人迅速向士英同志报到。我们抵达的当天晚上，士英同志就召集我们开会，向我们讲述了昌潍地区的形势和任务。他说，昌潍是解放了，但斗争形势还非常尖锐复杂，一批反动分子勾结在一起对我进行猖狂破坏，严重地威胁新区的社会治安，当前我们的任务是消灭残余敌人，稳定局势。为此，决定每个县组织一个武装工作队，也就是公安局，工作队长就是公安局长，下去以后，要发动和组织群众做好剿匪工作。我被分到益临县任工作队副队长。我听后很紧张，一散会就去找士英同志，我说我过去一直做侦察员，未做过领导工作，现在要我去当副队长，我是干不了的，还是把我留在机关工作吧。士英同志听后很耐心地对我说，你在机关工作已经很多年了，老蹲在机关干怎么行呢？你应该下去，好好锻炼自己。经过士英同志亲切谈话，我被说服了，但回去以后冷静下来想想，仍然非常胆怯，生怕干不好，误了大事。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又去找士英同志，再次要求留在机关工作，士英同志微笑着反问说：“你还没有下去干，怎么知道干不了呢？一个人只要脚踏实地认真去做，总是可以把事情办好的。”接着他又非常婉转而又体贴地说：“这样吧，你下去干一段时间，如确实干不了，再来找我，把你再调回来。”在士英同志热情关怀和鼓励下，我消除了顾虑，愉快地去益临县工作。约两个月左右，济南战役打响了，士英同志离开昌潍，准备接管济南市警察局，工作队长王文林同志调保安司令部工作，我接任工作队队长职务。
“遇到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
1949年5月，我随华东局组织的南下干部纵队到达上海龙华。听说士英同志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第二天我就去看望士英同志。他知道我刚到上海尚未分配工作，就说：“我给你写封信，马上到我这里来工作。”我回到龙华将信送给大队，领导上二话不说，要我立即去公安局报到，这是我第三次在士英同志领导下工作。
6月1日我到士英同志处报到，他说静安寺分局局长柯志达要南下福建，你可到静安寺分局工作。现在先在这里熟悉情况，学习遇到问题该怎么处理。又说上海情况很复杂，遇事要谨慎，特别是碰到涉外事件和劳资纠纷，更要慎重。对这两类事情，公安的任务是维持治安秩序，其他问题由有关职能部门处理。一个星期天，他知道他的秘书叶茂林到上海以后还没有出去玩过，就对叶和我说，今天有空，带你们出去看看，熟悉熟悉大上海。我们一同坐了吉普车，他沿路给我们介绍情况。到了中山公园、复兴公园给我们讲解这两个公园的历史，使我们增长了不少知识。6月中旬，士英同志找我谈话，要我立即去静安寺分局当局长。我有些顾虑，便毫不掩饰地对士英同志说：“我是从农村来的，长期在农村工作，上海这么个大城市，情况那么复杂，我下去是干不了的，要求留在局机关工作。”士英同志听后给我分析情况，摆有利条件，鼓励我去分局工作。他说：“情况不熟悉没有关系，那里的副局长是地下党同志，情况很熟悉，可以帮助你，你去主要是掌握政策，多做一些留用人员工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大城市交通通讯发达，遇到问题可以电话请示，也可以随时直接找我”。为我鼓劲壮胆。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思想工作真是做到心坎里。到分局以后，我常在星期日去看望他，士英同志见到我总是关怀备至，问我工作状况，有哪些困难，干部的思想等等。士英同志体察下情，对我的关怀和教诲是难以忘怀的。
（作者原任中共上海市委保密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