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英同志是在1946年初春，由延安中央社会部派到华中地区领导公安保卫工作的。到达时，我和李道明、马乃松同志随龙潜局长一起前往淮阴机场迎接。我看到一个身材修长精神抖擞、身穿军调小组美式制服的中年“军官”，随谭震林同志走下飞机，他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李士英同志。当时即将他接到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此后不久，我就被调动工作，在士英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近三年，直到1949年2月，我被调回华东局社会部后，随梁国斌同志南下解放福建时分开。
这三年中，士英同志给我亲切关怀和培育，感到受教益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结合实际，建立和加强边区政府机关保卫工作。
1946年初夏，士英同志根据当时淮阴地处敌我斗争前沿，战备紧张，苏皖边区政府机构庞大，人员复杂，提出学习延安中直机关保卫工作的经验，立即建立和加强边区政府机关各单位的保卫工作。决定在公安总局建立机关保卫科，将我从侦察部调出，负责机关保卫科的工作，直接归他领导。李士英同志向我们讲了机关保卫工作的任务和重要意义，介绍了延安中直机关保卫工作的基本路线和方法，指出必须在机关党委或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依靠机关干部群众，做好这项工作；而且强调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必须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后，才能推广。在士英同志具体指导下，我们选择了两个不同类型的单位——新华社、江淮日报和边区银行进行试点。我先向新华社、江淮日报的党组传达了士英同志指示，促使他们抓紧建立本单位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在党组会议上，确定了这些单位参加“治保会”的人选名单。后来我又找到边区政府银行党组负责人谈了建立“治保会”组织和开展机关保卫工作的问题。我们工作不到三个月，由于国共和谈破裂，战争很快爆发，边区政府北撤而中止了。但是，运用延安中直机关保卫工作的经验，来开展和加强机关保卫工作，在苏皖边区还是首创，当时曾得到边区领导的肯定和赞赏，也使我们学会了组织机关“治安保卫委员会”，发动机关干部群众，开展机关保卫工作的正确路线和方法。
（二）建立敌前工作组，做好敌人占领前的工作。
1947年8月，我军决定主动撤出苏皖边区。在北撤途中，为了摸清敌人即将占领地区的情况，为敌占后开展隐蔽斗争创造条件，士英司志决定成立“敌前工作组”，由北撤的四名青年干部组成，任命我为组长，郑江同志为副组长，另两位为张锡民和莫超同志。临行前，士英同志除交代任务外，特别强调要依靠当地的党、政、公安机关和民兵、群众组织，再三嘱咐要注意安全，对可能碰到的种种困难，为我们设想了很多。我们接受任务后，随即出发去涟水胡集，因那时涟水战役正在紧张进行，胡集在涟水县城北郊，是涟水战役的部分战场。我们到达胡集后，即依靠胡集一带乡、镇干部和公安人员及民兵队长等进行工作。遵照士英同志的指示，针对干群的思想顾虑，与他们讨论研究在敌军占领前如何向干群宣传战役必胜，宣传我军在胜利后的转移，是为了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撤退是暂时的。同时还与乡、镇的主要负责干部研究在本地选择可靠对象，作好情报点线的安排，以利敌占后坚持隐蔽斗争，积蓄保存一批干部力量。
涟水战役结束后，宿北战役还在进行，我们又转移到沭阳城和陇海线上的新安镇、阿湖、房山镇一线，做了一个多月的工作。由于战事发展，我们几经转移，基本上完成了士英同志交给我们的任务。当我们归队向士英同志汇报工作情况时，他看到我们安全回来，非常高兴。他说：“你们工作得很好，摸到了很多当地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情况，这对领导是很有帮助的’’。事后证明，凡在敌人占领前做了工作，干部和群众有充分思想和工作准备的地区，那里的对敌斗争以及收复后的工作恢复就比较顺利。
（三）大胆培育提拔年青干部，强调来自不同战略地区的外来干部要尊重本地干部，要搞好干部之间的团结。
李士英同志自到达华中地区后，始终都注意培育、提拔年青干部，并让他们到斗争的前沿和基层去锻炼、考验。当时，苏皖边区公安总局，有一批青年干部很希望到斗争的第一线工作，士英同志对此十分理解。到淮阴不久，他即派我负责边区公安局机关保卫科的工作和敌前工作组的工作，又如林星、冯锦汶与我的年龄、经历相仿，还有汪泽澍等一批年青干部，也都是在士英同志来后培育提拔起来的。1948年5月，我军攻占了潍坊，解放了昌潍，华东局确定以潍坊为中心，建立昌潍特别区，任命李士英同志为昌潍特区保安司令兼政委，负责接管旧警机关、建立公安机关和开展公安保卫工作。当时，我随士英同志到昌潍特区，分配到安邱县工作队担任工作队副队长，队长则由山东保卫干部薛锐同志担任。后正式建立安邱县公安局时，任命薛锐同志担任公安局长，我任副局长。士英同志在配备到潍坊特区和各县的公安干部时，一再强调要搞好外来干部与山东同志的团结，注意尊重山东同志，因为山东同志对地方情况熟悉，工作经验也较多，因此对干部的安排，一般均安排外地干部担任副职。在此期间，我又一次受到基层工作的锻炼，学到许多基层工作的经验。
（四）高尚革命品德，谦虚朴实作风。
士英同志二十年代土地革命时期就入了党，并在党中央的“特科”工作，以后又一直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士英同志自1946年初春从延安调来华东（原华中）地区工作后，无论是他的上级领导、同级干部和下级部下，都共同称赞他是一个具有高尚革命品德和谦虚朴实作风的优秀政法领导干部。
一是他对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极端负责。1947年2、3月间，华东局决定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已撤到山东的干部及其他人员进一步北撤。士英同志带一个小分队（原苏皖边区公安总局的一个警卫排和几个予部）重新越过陇海路的封锁线，返回淮北区党委，坚持敌后斗争。当时，我也被派在小分队中。虽然大家都知道返回苏北，越过陇海路封锁线是有许多困难和危险的，但士英同志却决心完成组织交给他的战斗任务，立即组织队伍出发，并准备留在苏北坚持敌后斗争。1947年8、9月，我三野解放军很快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消灭了国民党的王牌军74师，整个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华东局又来电命李士英同志及其所率的小分队，不再折返苏北，立即返回山东渤海地区华东机关。士英同志接电后，又率我们小分队长途行军，由滨海穿过鲁中进入胶东地区，在掖县小海港虎头崖，连夜乘小木帆船渡海绕过小清河口，抵达渤海地区的羊角沟港，又连夜行军穿过利津、阳信等县，在惠民县找到了华东局社会部机关。这次受命率领小分队，不论是南下还是北上，士英同志始终情绪饱满，一路上，都与小分队的全体警卫战士和干部朝夕共处，同历艰辛困苦，注意学习中央指示和调查了解情况，准备迎接新任务。这使我看到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对待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和自强不息的优秀品德。
二是士英同志具有谦虚、随和、处事果断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他对部下、基层干部和群众从不摆架子，而是待人和气，关心体贴，平易近人。他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与同级领导和部下发生意见分歧时，从不发脾气、训人、骂人，而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别人一时接受不了，思想不通，也能耐心等待。别人在工作中有失误，则帮助总结经验教训，以理服人，往往以鼓励教育为主，启发干部自觉地去克服工作中的错误、缺点。但对于原则问题，则坚持不动摇，对于急需解决的问题，敢于大胆负责，果断处理。因此，不少干部都愿在士英同志领导下工作，感到在他领导下心情舒畅，敢于大胆工作。苏皖边区公安局一批干部的健康成长，与士英同志的关心爱护和培育教诲是分不开的。
在关心体贴干部、谦虚随和方面，我记得，当小分队在山东滨海地区，等待当地战斗部队通知我们何时可以突破陇海路敌人的封锁线时，我们移驻日照县境内。有天我在闲谈中偶然谈到：“我这个出生在长江边上，又很喜欢游泳的人，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大海呢！”李士英同志为迅速完成南下任务，经常查阅地图，他熟悉日照县有个海港石臼所，离我们驻地不远，他马上就说：“明天我就带你们到这里的海港石臼所看看大海去！”第二天，他请当地干部带着我们到石臼所观赏大海。那天正是晴空万里，我们站在石臼所港海岸边饱赏了那碧海兰天的美丽景色，久久不想离开。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大海。再如1946年春，他刚来淮阴后不久，到淮安城五分区公安局了解情况，看望五分区公安局长陈庭槐同志，与陈促膝谈心，同睡一床，工作、学习、家庭情况无所不聊。这件事，至今仍传为美谈。
三是李士英同志与同级领导相处，也是较好的。如龙潜局长对士英同志一直评价很高，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士英同志对龙潜局长一直很尊敬。梁国斌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给士英同志写了一封非常诚挚的信，其中有这么一句：“老李啊！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句话的真谛啊！”表达了他与士英同志俩人间深厚的战斗友谊。在华东政法部门工作的士英同志的老战友、老部下，平时在相聚交谈中，都赞誉李士英同志是“我们党的政法战线上一个历史很长的无名英雄”。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原任轻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