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英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他1927年投身革命后，长期从事党的情报、除奸、保卫、公安、检察工作，是我党公安保卫战线上的一位有着杰出贡献的革命家，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卫士、人民的好儿子。1946年初，他从延安到华东，担任华中社会部副部长，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副局长、局长。那时我在总局担任秘书室秘书，在他领导下工作，直到1951年。几十年过去了，他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我已年过古稀，回想起难忘的往事，仍历历在目，无比激动，催人奋进。
注重调查研究按实情指导工作
士英同志为了掌握实际情况，经常派人下地区调查了解情况，找由各地调来总局的同志谈话，还亲自调阅各种资料。1946年七八月间，解放战争即将全面展开。他率领工作组身临第一线实地考察，指导战时治安保卫、除奸肃特以及战俘的处理工作。这次是我和黄克等同志跟随他一同去的。还有一位由我们护送回上海的老情报工作者。我们从淮阴乘船沿运河南下，到达如皋县，送走那位同志后，即开始工作。这时正逢我党驻南京代表滕代远同志经如皋返回解放区，由他向我们作了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破坏和平、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形势报告。从此以后，苏中地区开始了全面备战，粟裕司令员率领的华中解放军歼敌五万多的七战七捷就是从这里开始打起来的。在战火纷飞情势紧张的前线，面对着敌军的猖狂进攻和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公安保卫工作的任务是什么，应该怎样做，是急需解决的大问题。士英同志涉险负重，坚韧不拔，脚踏实地带领我们，一个县一个县地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指导工作。他明确提出，在新形势下公安保卫工作必须转变思想，转变工作。他强调战时的公安工作应全力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维护革命秩序，保卫人民；要坚持党的领导，紧密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集中打击那些猖狂进行破坏活动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压住敌人的气焰，显示人民的威力。同时，还协同部队处理了一些战俘。对一般的俘虏，如不愿意留下来的都发给路费遣返回乡，对其中罪恶昭著的，则予以制裁。记得对在苏中地区横行乡里、作恶多端的敌军师长蔡鑫元，就是经过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枪决的。这一处理有力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
我们沿着苏中前沿地区如皋、兴化、高邮、宝应等县，边走边工作，直至回到淮阴，历时一个月，行程数百里。士英同志始终镇定自若，不畏艰险，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在这次南行中，他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战争中公安保卫工作的任务以及对敌斗争的政策策略，并指导各县惩处一批反革命分子，从而有力地配合苏中解放战争。士英同志作为苏皖地区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人，针对新的形势，不失时机地亲赴第一线掌握第一手材料，研究问题指导工作，这是有远见卓识之举，是十分正确的。他在苏中地区对公安工作的指导，对我们以后随黄赤波副局长去五分区（盐阜地区）检查和推动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帮助极大。1947年五六月间，士英同志在回华东局之前，接到了去滨海地区检查工作、处理问题的任务。这次检查工作，他成功地解决了滨海区党委中影响领导班子团结的突出问题，为这一地区更好地开展工作做出了贡献。
同甘共苦临危不惧
士英同志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使我们受到感染。他那临危不惧的气度更使我崇敬。在南行途中，他和我们一起坐船、步行、住宿、吃饭，从不因为他地位高和年长而有特殊要求。记得有次我和他一起绕过敌人封锁线，取捷径坐船横渡高邮（宝应）湖赶回淮阴，小船在湖上划行了整整一天两夜。时值酷暑盛夏，船内闷热难忍，夜间蚊虫叮咬得无法休息，还不时从近处传来战场上的隆隆炮声，情况危急，我被搅得心烦意乱，而士英同志却非常镇静，看他随身携带的资料，有时还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党的方针政策，我对他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我想，士英同志在政法战线上所以取得杰出的成就，是与他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分不开的。
1946年冬，边区政府从苏北撤到鲁南。1947年4月，中央军委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决定华野七纵由谭震林率领过陇海路南下，重返华中敌后。华东局决定士英同志带领部分部队南下去敌后开辟工作，在陇海路北侧等待时机。从这时开始，我们完全随军行动。由洪沛霖同志为部长的七纵保卫部负责与我们联系。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附属于纵队政治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并负责联络工作。部队为寻找南下时机，在鲁南莒县等地不停地运动，日行夜宿，平均一天走六、七十里。一次是七纵奉命参与歼灭蒋军王牌军七十四师，连夜奔赴葛沟打阻击。不料那里蒋军已先期占据，部队又返回原地，一去一回急行军一百七十余里。山路难行，士英同志不顾疲劳，精神抖擞，一路为我们鼓劲打气，他有马不骑，帮助同志驮行李。到驻地后又不断叮嘱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我们都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和影响了同志们，大家都乐意跟他一齐共挑重担。
1947年约7月，我们和士英同志一起回到了华东局社会部驻地鲁中沂蒙山区的仁兰。不几天即随华东局机关去山东渤海地区。这一路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空中袭扰，海上封锁，我们日夜兼程，遇到了不少险情。一次是沂蒙山区的夜行军，遇到了少有的狂风暴雨，天空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崎岖，难辨高低，人们只能一个牵着一个地摸索前进。有的同志不慎堕入深沟，有的被山洪卷没，有的掉队失去了联系，至于跌倒摔伤的更不知其数。一路上士英同志成了大家关照的重点，生怕有个意外。而他却不时地关心着大家，叮嘱我们小心，鼓励我们克服困难。在士英同志的带领下，社会部的同志安全地渡过了这艰难的一夜。一次士英同志和我们从胶东半岛平度县的虎头崖黑夜渡海去渤海湾的羊角沟，行程约200里。除华东局指挥机关外，坐的全是五六米长的小船，这夜风急浪大，外海有国民党军舰追击。我们沿着海岸线扬帆破浪，小船侧着身子像箭一样飞速前进，第二天清晨到达目的地。待我们上岸后，敌舰、敌机乱轰乱射了一阵，可我们无一伤亡。大家风趣地说：“蒋介石真不错，为我们鸣礼炮迎送了！”还有一次在惠民，这是一个位于黄河以北的小县城，是山东渤海地区的中心。区党委设在附近。我们是夜间借着敌机投掷的照明弹在利津渡过黄河，又冒着敌机袭击走向惠民的。到达惠民当天，蒋军的两架B29轰炸机随即对这座小县城狂轰滥炸。在这些紧张而又艰险的日子里，士英同志时刻都与我们同艰苦共患难。他的表率作用鼓舞着我们的斗志，坚定着我们的信心。我们都为有这样一个好领导而感到幸运。
认真总结经验正确执行政策
士英同志在淮阴期间，对城市公安机构的建设和城市治安工作十分关心。日本投降后，我军很快收复了两淮（淮阴、淮安），东至黄海之滨，西至津浦路两侧，南至长江沿岸，北至陇海东段，原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淮海地区联成大片解放区。当时有十多万人口的运河重镇淮阴成了苏皖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是我党在这一地区重要的军事、政治中心。如何加强淮阴市的管理，士英同志在这方面花了不少精力。例如对公安派出所的设置，对城市户籍的管理，旅馆的管理，交通的管理，治安秩序的管理等等，都作过深入研究，采取过很多有力措施，作了认真总结。虽然时间很短，但对以后的大中城市的接收管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47年秋冬，中央指示各地开展“三查、三整”。当时华东局社会部即以此为中心进行工作。一是检查指导渤海地区各县公安机关的查整；二是处理查整中发现的大案要案，重点是既有经济问题，又有政治问题的干部中的“双皮老虎”。当时和区党委公安处共同组成了几个工作队去各县检查指导工作。我和黄克组成一个工作队去振华、吴桥、东光、南皮等县。士英同志的主要精力是参与区党委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在查整中，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慎重，要讲究政策，注重事实，不轻信口供。他对当时出现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处“搬石头”等“左”的倾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去集训队，他再三交待的就是要正确掌握政策，不搞逼供信，不轻信口供，多调查研究，多做政治思想工作，避免出现自杀逃跑等意外事件。我到集训队后，遵照他的指示去工作，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在华东局社会部担任秘书期间，职务要求对士英同志的安全、生活负有责任。我深感在这位首长身上看不到一点官架子，没有高人一等的气息，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对下级却很宽厚。对行军、宿营安全和生活等的具体安排，从未见过他有什么特殊要求。同志们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都能细心认真倾听，讨论问题时，善于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十分民主，大家有话敢说，有意见敢提，帮助大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总之，在同士英同志相处的岁月里，我感到心情舒畅，工作大胆，勇于负责。回忆往事，难以忘怀，他确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作者原任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