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那年，父亲不满47岁，而我刚过16岁。自己对政治懵懵懂懂，完全是抱着一种天真无邪的想法去投身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但是，受“血统论”的影响，自己从当初令人羡慕的“红五类”子弟，转眼之间，便沦落为“黑六类”的狗崽子、“保皇派”，受尽歧视与羞辱，以后又渐渐地淡出运动，成了被边缘化的逍遥派。其中几件与父亲有关的往事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1966年的初夏，我所在的厂职工子弟学校也被卷入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运动中。由于是群众自发的，运动之初完全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不久，上级党委为了掌控学校的局面，防止发生偏差，也仿效城市的经验，向学校派出工作组来指导运动，没想到两个学校（另一所是省属的半工半读技校）的工作组长竟是父亲！工作组进校后，立即在学校的礼堂召开师生大会进行动员。那天，父亲在会上操着他的山东口音，向大家宣讲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特别是讲到要通过运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他将“牛鬼蛇神”的“蛇”字念成“sha”（啥音）时，引来同学们的一阵窃笑，有的还在底下轻轻地学舌。接着，父亲希望大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敢于揭发学校中存在的问题，把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时候的学校己全面停课，父亲和工作组定时召集师生代表开碰头会，听汇报，摸情况，对下一阶段的运动作出部署、提出要求。当时，工作组还布署一些出身好、表现积极的学生代表夜里轮流值班巡逻，保护大字报，防止被人破坏。那时，由于思想单纯，大家的警惕性非常高，真以为阶级敌人时刻会出来捣乱，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都为能参加夜间巡逻而感到光荣。这样，在工作组的引导下，学校便有条不紊地开展“四大”，通过大字报的形式来揭发学校教学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这期间，除了靠边站的校领导和个别出身不好的教师受到点名批判外，尚未发生被侮辱、体罚等过激行为。但没过多久，厂里率先贴出了“炮打”父亲的大字报，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两个学校，一场“轰赶工作组”的轩然大波立刻在两校师生中掀起，校园里铺天盖地都是要父亲和工作组“滚蛋”的标语，一时间，两个学校陷入了失控的状态。此时己进入盛夏，天气开始炎热起来，我看见父亲那些日子与往常一样，依然每天头顶烈日，汗流浃背地在两个学校之间穿梭。父亲是个怕热的人，喜欢穿着一件白色短袖圆领衫，整天扇子不离手。为了稳定师生们的情绪，他在全校的大会上，手里一边不停地摇着黑纸折扇驱汗，一边反复表态：“我是总厂党委派来的，没有叫我走，是坚决不会走的，撵也不走！打也不走！”大会之后，校园内一度混乱的状态暂时平稳下来，但工作组的威望已大打折扣了。后来，由于工作组在全国被视为运动的绊脚石，各地大中学校都纷纷撤走了工作组，上级部门也很快将派驻两校的工作组和父亲召了回去。但父亲短暂的工作组长经历，日后却成了他“镇压学生运动”的一条主要罪状，不断地遭到两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无休止的揪斗。
“文革”开始不久，斗争的锋芒便很快指向各级领导，这时候，父母亲都成了受冲击的对象。由于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母亲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记得一天中午刚下班，母亲可能在单位里又挨整了，脸上挂着愤懑和委屈的表情，回到家越想越气，便连连向父亲发问： “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整谁？”“有这样搞运动的吗？”当时， “文化革命的旗手”一一江青突然冒了出来，频频露面，到处煽风点火。这时，母亲像是憋屈了许久，突然脱口冒出了一句话： “江青她到底想要干什么？！”，话音刚落，父亲立即示意她别再说下去了，我在一旁觉得非常吃惊：妈妈这是怎么了，连这样的话也敢说？隔墙有耳，若是让外人听去，那可不得了！母亲还是想不通，但这时候的父亲自己也正受到冲击，思想上哪会想得通呢？他实在无法替母亲解开心结、做出解释。我看见母亲连午饭也顾不上吃，就跑去找总厂领导，希望能从他们那儿得到满意的答复，这时父亲却没有阻拦她。多少年之后，我才明白，那时何止是父母亲对那场运动不理解，就是级别再大的领导有谁能明白呢？
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批斗各级领导干部之风迅速蔓延，而且愈演愈烈，父亲在当时也是全厂范围内最早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之一。那是1966年入冬的一个晚上，造反派要开父亲的批斗会，而父亲为了让我们能接受教育、经受锻炼，要求我们兄弟几个晚上都去参加。说心里话，自己是非常不情愿的，无奈父命难违，只得硬着头皮去吧！批斗会设在厂前区的总厂食堂，入夜后饭厅里己灯火通明，来了不少人，也有的是来看热闹的，因为批斗的是一个13级的老革命。我们兄弟几个进去后就站在会场的后面，台上台下的景况一目了然。大会一开始，就叫父亲站到台上去，只见父亲在“打倒”他的口号声中从容地走上台站在了一旁。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革命几十年的父亲忽然间竟成了革命对象，过去只有在电影里见到过穷苦农民斗地主恶霸的场景，现在却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突然脑袋瓜“嗡”地一声一片空白，浑身不寒而栗，双腿不住地发抖起来，对会上批判父亲一些什么内容也没有记住。过了许久，自己才慢慢地复原，会场上的乱象又进入了视线：在台上只要父亲对揭发他的问题稍又不同意见，就听见台上台下立刻响起声讨的口号，紧跟着有人会跑上去猛摁父亲的头。这时，我注意到会场里有一个人显得特别兴奋，在人群中走来走去，还不时地与人交头接耳，用手比比划划的。仔细一看认得此人，他过去曾是父亲的一个下级，由于私心重，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所以对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很明显，他是今天大会的操纵者之一。“文革”一开始，他就以“受压者”自居，带头起来造反，后来又当上了全厂性造反组织的头头，成了疯狂报复父亲的幕后黑手。这也是“文革”以来自己第一次亲历批斗父亲的场面。此后随着运动不断升级，从挂牌戴高帽游街、扫地、弯腰下跪、拳脚相加、为武斗中阵亡的造反派披麻戴孝，直到多次遭棍棒毒打，险些丧命。这一幕幕令人发指的场面都己深深地印刻在自己的记忆中，永远也无法抹去！文革”是一场人为的浩劫，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整人，表现在上层是权力之间的争斗，而在基层则更多地是为少数人的挟私报复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由于父亲文革前工作多次调动，因此揪斗他的单位也多。造反派为了批斗的需要，还在家里安装了一部电话机，对父亲可以随叫随到。那段时间，在家里只要听到两种声响，心便砰砰直跳：一个是急促的电话铃响，另一个是楼道里突然响起嘈杂声。两种声响都是不祥之兆：父亲要大祸临头了！不是命令父亲去参加他自己的或其他人的批斗会，就是有人到家里来揪父亲挂牌子去游街。多年后，自己有时仍会在梦中被那揪心的声音所惊醒。
那年冬天，父亲被几所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和厂里的造反派当作“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押解到省城游街。记得那是个阴霾寒冷的天气，父亲来回是站在敞篷车上，一路的颠簸和刺骨的寒风，父亲回到家就病倒了。这时夜幕刚落下，父亲睡觉的房间光线很暗，我隔着后门缝看见父亲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连经常挂在门后的军绿色的长雨衣也都盖上了。看样子父亲正在发烧，浑身一定冷得够戗。这时，有人轻轻地敲着前门，声音惊动了父亲，他忙喊来母亲去开门，只见一个人影闪了进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住在前面一幢楼里的苏永茂叔叔，那时他的日子也不好过，正和父亲一样受到猛烈的冲击。听说父亲从省城刚回来就病倒了，便趁着天黑特地过来看看。进屋后，母亲就把前后两扇门都关上了，听不清他们在低语着什么。没过多久，前门又轻轻地响了一下，来人离开了。
白天外面喧嚣闹腾了一天，此时四周渐渐地沉寂下来，只有风儿在呜咽着。路两旁的垂柳枝条随风不停地舞动，昏暗的路灯下，吹落在地上的各种宣传标语、海报及大字报碎纸片时而卷起又时而飞去。家的斜对面是一个食堂，大厅里己亮起了耀眼的灯光，扩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语录歌曲，晚上又要在这里召开不知谁的批斗会了。屋外的风仍在嗖嗖地刮着，窗户框不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直愣愣地凝望着窗外的夜色，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进入1967年，时局更加动荡。由于受到株连，我们兄弟四人都被打入另册，大哥被技工学校里的一伙人当作“死保工作组和父亲”的“保皇派”揪住不放，强令他挂牌扫地；我跟两个弟弟则受到百般歧视，不许参加学校里的任何组织。昔日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也不敢与我们走近了，我们只好整日守在家里。偶尔出去，要是撞见学校里那些造反劲头十足的人，就会有意朝着我们狂呼打倒父亲的口号，甚至有的还会到跟前故意起哄进行挑逗。在那段日子里，我们整天卷缩在家里，不敢出屋门半步。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天天撵着我们出去看大字报，反复动员我们要到斗争的第一线，到群众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也许父亲后来确实体谅到我们的苦衷和难处，借着正兴起“步行串联”的时机，同意大弟和我、还有姐姐，暂时到山东老家避避风头再说。我们姐弟仨头一次在父母亲的老家待了一个多月。记得回来的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们没敢惊动父母亲，一声不响地站在家门口，没有马上敲门进去。借着晨曦，门板上的一张大字报赫然进入我们的视线。这是一张落款为“红旗战斗队”的“勒令”，措辞非常强硬，我和弟弟被冠以“狗崽子”，逼我们交出“黑材料”，揭发父亲和工作组的“罪行”，还命我们速从山东老家滚回来云云。看着看着，我一下子懵了：才离开家一个多月，自己怎么也成了运动的靶子？只听“吱”的一声响，门被轻轻拉开了，或许听见门外有动静，父亲披着棉袄出来看看，见到是我们回来了十分惊喜。一个多月不见，父亲明显苍老了，腮帮上的胡须茬子长长的，估计有好几天没有刮脸了，额头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他回头瞥了一眼门上的“勒令”，又朝我们抿嘴笑了笑，尽管没说什么，我们也清楚，父亲是在掩饰内心深处的隐忧与无奈。三月的江南早晨屋外仍然寒气袭人，父亲心疼地催着我们进了房间，接下来，便关切地询问起老家方面的情况。
我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父母亲温暖的怀抱！以后，只要回想起在那个难忘的清晨所发生的一幕，就会有一种悲酸的感觉涌上心头……
果然不出所料，回到家后的第二天傍晚，一群戴着红臂章的人趾高气昂地闯进家里，原来他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有“红五类”的光坏罩着，个个都神气活现的样子，一进屋便吵着要我和弟弟交出所谓的“黑材料”。他们所说的“黑材料”，是指工作组布置任务的记录以及所谓密报的黑名单等。接着又把我们住的房间翻腾了遍，一无所获后，便高喊着口号沮丧地离开了。这时，我看见父亲站在他的房间里，望着眼前这群满脸稚气、不谙世故的年轻人，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被察觉的苦笑。
迫于巨大压力，只能表明了立场和态度，他们才能放过我们，否则，不但不肯轻易罢手，相反还会迁怒于父亲。与弟弟合计好后，便草草地书写了一份“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对于我们的举动，父亲心里是清楚的，他还逐字逐句地看完了我们写的内容，没说什么就离开了。之后，我们就把它贴到学校去了。那个时候，“文革”己开展快有一年了，有些政策渐渐开始明朗起来，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提法己见诸报端。或许是多种原因的结果，但自从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之后，没见有人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了，还隐约地感觉到在一些公众场合，那种用异样目光审视我们的人也渐渐地少了。再到后来，我们也能和正常人一样上街去浏览大字报，还能旁观各种名目的群众大会了，更重要的是能给父亲带回一些他所关心的信息和动向。看到这些，父亲很长时间紧锁的眉头也渐渐地舒展开来，从心底里为我们的困境有了明显改善而感到宽慰。
“文革”中有两件小事，我至今回想起来仍五味杂陈，心里特别不好受。两件事一前一后，都发生在1967年的夏天。先是父亲的腰被造反派打成重伤，直不起身来，行走都非常吃力。那时，厂里的职工医院成了武斗据点早己不门诊了，父亲只能去县城医院去看病。那天我搀扶着父亲一起去的。厂里距县城有10多里的路程，去时还比较顺利，坐的是公交汽车。到了县医院后，父亲看的是骨外科，正巧在父亲前头候诊的是叫苏亚民的老干部，父亲和他很熟，也被造反派打成了重伤，一脸愁苦的样子。见了面，两人只是相互点了点头，问了问病情，没有多说什么话。等父亲看完病，己快到午饭时间了，我们就往回赶。由于当时往返厂区的公交车班次很少，又临近中午，候车的人特别多。等班车一到，人群像发疯似的朝车门口拥去。为了给父亲抢个座位，我不顾一切地往人群里挤。那时我人瘦年纪又轻，很快就挤进了车厢，在车厢的尾部抢占到了一个空座位，我喜出望外特别高兴。等我回头去看父亲时，车厢里早己涌进了不少乘客，连走道里都挤满了人。只见父亲也上来了，站在车门处，被夹在人群中间动弹不得。他透过人缝看到了我，虽然近在咫尺，父亲却根本无法挤过来，我也只能远远望着父亲一一千着急！虽然班车行驶的时间不长，但父亲却忍着伤痛一路站着回到了家。没过几天，我在游泳时不慎将腰扭伤，真是疼痛难忍。父亲见状，不顾自己腰伤还没有好利索，又是帮我按摩，又是替我敷膏药。几次过后，自己便伤愈康复，又欢蹦乱跳地下水游泳去了。多少年过去了，只要每次回想起这两件事，我就会有一种莫名的负罪感在隐隐作痛：在父亲有难时，为什么没能尽上一份做儿子的孝心？而当自己有了一点小病，却能及时享受到父爱的温暖呢？
父亲的命运时刻牵动着我们的心。在那段凄风苦雨的日子里，我们全家人抱成一团，共度难关。1968年下半年起，随着各级“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一些领导干部陆续得到解放，在被“结合”之前，都要公开进行表态，无非就是表明对过去所犯错误有悔改的态度，以及对群众的批判要正确对待保证不翻案等等，这些都要写成大字报张贴出去。这年深秋，父亲接到通知要他准备一份深刻的检查，写成大字报贴出去。对于父亲和我们全家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几天，父亲又重新整理和修改以前写过的交代材料，由于我爱好美术字，所以抄写大字报的任务就由我来担当。我们父子俩各在一个房间，一边是父亲伏案用笔一页一页地誊在稿纸上，一边是由我再用毛笔一张一张地抄成大字报，每当抄写完一张，我就会到父亲那里去取新写好的底稿。碰到太潦草的字迹难以辨认时，自己就拿去问父亲。就这样，两个房间来来回回不知多少趟，终于完成了抄写的任务。望着摊在地板上和床铺上一张张大字报，闻着满屋子的墨香，父亲和我都重重地舒了一口气。接下来还要把写好的大字报张贴出去，父亲和我们又用面粉调成浆糊烧好。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一直等到夜深人静时，我们弟兄几个才怀抱着厚厚的一摞叠好的大字报，提着浆糊桶，快速地把“检查书”贴在大批判专栏上。没过多久，父亲被解放了。
当父亲重新工作以后，我就远赴外地，先是下乡务农，继而又招工进厂，再也没有调回到父亲的身边。满打满算，从小到大和父亲真正在一起生活也就是20年的时间。后来，父亲的沉浮只是在每次探家或在通信中了解到一些，但他的健康状况仍是我最为牵挂的，直到他离开人世。每当回忆起动荡岁月中那些辛酸往事时，自己便会更加怀念父亲，怀念父子间绵长的情结。
2011年4月写于上海雍景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