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肃反”运动关
1955年7月份，肃反运动开始了，县里成立了肃反运动领导小组。我第一个被停职检查，交待历史问题。只准蹲在机关，不准外出，如有要事外出必须向肃反领导小组请假。我的历史是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发给我写检查的专用稿纸和笔放在办公桌上，我连动也没动。工作停职了，没什么事情，就找些报纸看，消磨时间。肃反领导小组见我不写检查，就找我训话，说我态度不老实，对抗运动，对共产党不满。任凭怎么训我，我不吱声。训话以后，我照旧去找报纸看，检查我一个字也没写，我确实没有什么可写的。这样肃反领导小组对我的看法就更大了，几乎天天找我训话。
这时候济宁县文教科已经分开，我任文化科科长。肃反运动开始以后，我被停职检查，但是组织上并没有安排人接替我的职务。一天下午，副县长徐淑庆同志找我说：“孙科长，好消息，尚小云来济宁演出啦！到城里买两张票去，骑我的车子去吧。”我说：“这事我得给肃反办公室请假。”徐县长说：“不用请假了，有事我负责，你赶快进城，要不就买不上好票了，”我骑车离开了县府驻地二十里铺，到了济宁市，去专署文化科，要了两张戏票，是当天晚上的。我不能停留，立即返回二十里铺。把票交给徐县长，他很高兴，说：“走！伙计，一块进城看去，咱也不在县里吃饭了，去城里吃。”说实在，我也是个戏迷，又停职好长时间了，也想松快松快。于是我随徐县长又返回济宁城里，吃罢了晚饭去看戏，下雨了，看完了戏雨还没停，回不了二十里铺了，只好找个地方住下。徐县长对我说明天他去专署办点事，要我自己先回县里去。第二天早上，回二十里铺，走到十里铺，地委工作组的张茂兴同志正在路边一个小饭铺里喝茶，我俩是多年的老战友了，他看见我就往饭铺里拉，要我坐一会再回县里去。喝完了茶，他又要了两个菜，非要再喝酒，我俩又喝起酒来。当我喝得晕晕乎乎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了。我急急忙忙赶回县里时，惹麻烦了，肃反领导小组正等着我呢。
我还没走进我的办公室，肃反领导小组的一位同志赶了过来，厉声地问我干什么去了，我把情况向他说了一遍。他一听是徐县长安排的，没再往下追问，转口说我态度不老实，从肃反一开始就顽固不化，抵触对抗。说着不知从那里来的气，上前就抓住我的上衣领口说：“走！去肃反办公室！”我说：“去就去，还用你揪着我的领子走吗？”说着我用力把他的手掰下来。他自知力气没有我大，没再给我叫劲儿，说：“走着瞧吧！你的问题严重得很！”我说：“别吓唬我，事实终究会说话的。”我们争吵着来到了肃反办公室。肃反领导小组的同志们都在，让我坐在指定的小方凳上，轮番向我审问。主要是说我态度不端正，不写检查，不交待历史上的问题。又说县直机关已经挖出来一个反革命分子，他干过还乡团，杀过人，现在已经押起来了。说我历史上问题也不少，证据已经掌握，要我主动交待。并规定从今天起，要天天给我谈话。肃反领导小组轮番审问了我一遍就放我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刚上班，肃反办公室的同志就来喊我，去交待问题，我心里想今天不知道又要争吵成什么样子。到了肃反办公室，几位负责肃反运动的领导都在，他们先是给我上了几句政治课，然后就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说：“我没考虑什么，我的历史是清楚的。”于是审问开始了。他们问：“你是国民党员吗？”我说：“不是。”他们又问：“你不是国民党员为什么国民党统治时期你当上了乡长？”“噢，你们问这个事，我给你们讲一讲吧。”
1935年我当上了兰陵区横山小学的校长，是当时的临沂县县长范筑先动员我干的。到了1936年上半年范县长调走，临沂行政机构变化，建立了山东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张里元来临沂任专员兼县长。他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派，建乡农学校，实行政教合一。当乡农学校校长必须报考，小学校长可以报考，结果我考上了。因为是政教合一，我考上了乡农学校校长，也就是当然的乡长了。所以，我不是国民党员也当上了乡长。说实在话，我要是不当这个乡长，抗战爆发后，恐怕我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拉起武装跟随共产党抗日。
我把这段经过讲完以后，肃反办公室里的同志都没话可说了。有的就问：“你讲的这些有证明人吗？”我说：“证明人有的是，最直接的证明人就是我侄子孙哲南，他是鲁南早期的中共党员，1940年就当县委书记，现在是山东省工会主席。”他们听了以后没再审问什么，就让我走了。
徐淑庆县长从济宁城里回来了，我把昨天回来后受审的情况向他说了一遍，可把他气坏了。他找了县委书记陈照峰同志，告了肃反办公室一状，说肃反办公室不该这样对待我。陈书记听了以后也很生气，找肃反运动领导小组谈了话，我听说陈书记谈得很严肃。他说：“肃反运动要搞好，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不能乱怀疑，乱猜测，对同志历史上有怀疑点，可以通过组织手续调查，问题弄准弄清了，是个什么性就定个什么性。”
陈书记谈完话以后，肃反领导小组对我的管制松多了。但仍然没放过我，通过组织关系，对我的历史进行了调查。事后我听说，他们调查得非常认真细致。先后两次派人到我抗日活动的鲁南沂河区和我的家乡兰陵去调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却了解了不少我艰苦抗战的事例。接着，又安排县银行行长和县财政科科长为一个调查组，去临沂调查我的历史问题。他们到临沂以后，在临沂地委组织部换介绍信的时候，正巧临沂地委书记兼专员章云榭在场。他一听说是调查我的问题就问道：“孙立臣现在在什么地方？”去调查的人说：“在济宁县。”“他在济宁县干什么工作？”“任文化科科长。”“你们调查他的什么问题？”“历史上的问题。”“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你们掌握了多少?”“只是有几个怀疑问题，这不，肃反领导小组派我们来通过组织关系调查调查。”章云榭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肃反肃到立臣头上啦：你们回去吧，不用换信了，孙立臣历史上事迹不少，问题没有，他是我多年的老战友，我最了解他。你们回去给领导上回报，就说我说的，我叫章云榭。”
去调查的人回来以后不几天，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同志接到了临沂地委章云榭书记的一封来信，信的内容是临沂于部缺编，点名要我孙立臣，准备安排临沂县县长职务。这时，济宁县委书记陈照峰同’志调走，陈继赞接任县委书记。于是高逢五书记就把陈继赞同志叫到地委，把临沂来信的事讲了一遍。高书记要陈书记圆县商量商量，如果同意放就放，不同意放就留。高书记也谈了自己的意见说：“据我所知，立臣同志工作踏实，大胆泼辣，如果职务安排适当，会发挥大作用，我的意见是不放，留下。”陈继赞书记回县以后，召开了常委会议，就我的去留问题进行研究，大家的意见一致，不放，去临沂提职县长，我们也能提。这次会议以后，肃反办公室立即宣布我解放了，不再停职检查了。接着，由县里安排在我蹲点的大徐乡补选我为人民代表，开人民代表会时，被选为济宁县副县长。人们议论开了，说：“正拿孙立臣当反革命来肃，一下子选上副县长，出奇啦！”
任济宁县党外副县长
我任副县长以后有职有权。我分管文教工作，但是工作范围大得多。大概是我调济宁县以来几次抗洪救灾都参加了，任务完成得也好，所以任副县长以后，挖河、抗洪、救灾的工作，县委县政府都安排我去打头阵。我也义不容辞，因为每逢这样的关键时候，全县干部一齐上，不能分什么份内份外，都是份内的事儿。治理杨家河子，田楼进水闸、寥沟河、万福河等都任命我当指挥。
1956年夏季防汛，县里又任命我当指挥，指挥部设在长沟镇。水情严峻，运河水位猛涨，随时都有决口的危险。我命令沿河各村庄的青壮年全都上堤，采取一切手段加固堤岸。村党支部书记带队，分段负责。我把指挥部的人员也都分下去，分堤段日夜督察。一连几天水势不见减弱，急得我连饭都吃不下去，日夜守候在指挥部的电话机旁边，电话铃一响，心里就猛得一跳，生怕听到什么意外。一天的下午，吃晚饭的时候，大雨还是下个不停，南旺区委书记迟玉贤同志来电话告急，说：“田楼村的民工看到水势猛涨，都吓跑了，他们防护的堤段上没人了。”我一听，火了，问：“他村带队的支部书记哪？”迟书记说：“也吓跑了。”我一听，这还了得！我对着话筒吼道：“擅离防护堤段！违令者当斩！你立即去田楼村，召开党员会议，宣布撤销村支部书记的职务，另选新支部书记带队上堤，马上照办，不得拖延，要是堤上出了问题，我连你区委书记一块是问！”说完“啪”地一下放下话筒。又一想，光是这样还不行，又摸起电话，安排附近堤段抽调一部分民工，先去田楼村负责的堤段防护着。天全黑了，迟玉贤书记来电话说，新当选的支部书记带队上堤了。我心里才踏实下来，河堤总算没出现大的危险。事后，县委组织部听说我下令撤了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就找迟玉贤同志，批评他说：“孙县长是个党外干部，他要你撤掉田楼的书记，你就撤！你还有点党的组织原则吗？”迟玉贤书记说：“当时水情紧张，我要是不听孙县长的指挥，河堤出了问题，非出大事不可！孙县长发火了，说要是出了问题连我一块给办了，水令如军令，我不听他的能行吗？”组织部又把这件事回报给县委书记陈继赞同志，陈书记说：“防汛是大事，立臣同志要求得严，没出问题就很好。这件事不能追究，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嘛，以后我给他谈谈，注意就行了。”
水灾过去是蝗灾，县里又让我任治蝗指挥，指挥部设在唐口区的范李村。除组织动员群众用各种办法来灭蝗以外，省里还派来了一架飞机撤药灭蝗。驾驶员是国民党军队的起义人员，机长是我们的干部，佩带手枪。我问机长这位驾驶员怎么样，机长说驾驶技术没问题，就是思想不稳定，有顾虑。他的家属还在台湾，怕遭迫害，我们正在想办法，只要把他的家属接过来，就没有问题了。我听了以后特别重视，招待上特别热情，顿顿好菜好饭，晚饭备好酒。由跟随我治蝗的县建设科白心田科长和公安局保卫股马守庭股长作陪，细心款待。我还特意安排驾驶员驾机飞到济宁市上空观光一番。驾驶员提出去加油，我派马股长随机，表面上说是做好招待和服务工作，实际是配合机长做好监护工作。机长非常高兴。驾驶员自从来了以后心情一直非常高兴、舒畅，有说有笑，工作积极主动。还是飞机撒药灭蝗速度快，效果好，人力灭蝗根本没法相比。我圆满完成了灭蝗任务，受到了陈继赞书记的表扬。
1957年上半年，开挖十字河去滕县，动用济宁地区10县民工。专署徐敏山专员任总指挥，调我去任副总指挥，陈照峰书记任政委，徽山县县委书记朱兴堂任副政委。动用10万民工，规定在汛期之前完成任务。3月开工，7月完工，省水利厅派来两名工程师验工，全部合格，完工后评先进集体，选劳动模范，开庆功颁奖大会时，指挥部全体领导成员坐在主席台上。徐敏山专员拍了我一下肩膀说：“咱都是领导干部，不参加评选，要是让咱也参评，我第一个就选你老孙。”
抗洪救灾任指挥
十字河完工后，我回到县里。不久汛期来了，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县里立即成立了防汛指挥部。县委书记陈继赞同志任政委，我任指挥，其他县级领导率领各科局长都分下去，把守全县各危险地段，组织各区抗洪救灾。副县长张成喜和徐淑庆把守龙拱河入南四湖的河口一带。王子臣和孙仲伦两位县委副书记把守委水河口。石德忠副书记和新来的王战胜副书记把守长沟和蜀山湖。我和陈继赞书记在指挥部，日夜轮流守着电话机，负责指挥调遣。
长沟运河堤和蜀山湖出现险情，王战胜书记来电话告急，他说：“情况万分紧急，随时都可能决堤，护不住了，长沟一带保不住了，防汛的民工有被洪水卷走的危险。”他要求撤回来。我说：“不行！不能撤！要想尽一切办法守住。你知道不，水令如军令，不经允许擅自撤回是要问斩的。”王书记刚调来就上了抗洪前线，我两个还不认识。事后听说，当时王书记接完我的电话以后，问身边的姚科长：“这个孙指挥是个什么干部？好大的口气！”姚科长说：“他是副县长，他说的都是上级的规定，不是吓唬人。”
我把长沟和蜀山湖的险情立即向陈继赞书记报告，陈书记说赶快请示专署，问问怎么办。我立即向专署报告，回话说地委和专署早已制定了应急方案，就是炸堤，把水放到嘉祥县，丢嘉祥，保济宁。接着专署派徐敏山专员率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力，全副武装跑向长沟执行炸堤任务。把守长沟和蜀山湖的石德忠副书记带领一个姓郑的区长，奉命到了运河西，配合嘉祥县委县政府做运河西各村的工作，动员村民以大局为重，舍小家，顾大家，受点损失人民政府会大力补救支持的。可是村民怎么也不理解，接受不了。一气之下，把前去做工作的郑区长打伤，又追打石德忠书记，一直追到寺前铺，被寺前铺的村民掩护起来，石书记才躲过了这一灾。
运河西岸，嘉祥县张山、疃里一带的民兵全副武装，布防在河堤上。不断地向东岸鸣枪示威，并不住地向东岸大喊：“如果谁胆敢过来扒堤，我们就开火，打死在水里喂王八！你们的县委书记都让我们揍跑了！有不怕死的就过！”徐敏山专员率解放军赶到运河东岸，看到这阵式非常生气。加上汛情已万分紧急，立即布防，命令解放军架起机枪，对西岸上空鸣枪警告，组织会水的解放军和民兵武装强渡。西岸的民兵一看是解放军，开始骚动了，随后秩序大乱，待解放军占领了西岸，西岸的人跑得无影无踪了。
西岸扒了个缺口，汹猛的洪水嘶叫着冲出堤外，缺口越来越大，东岸的威胁解除了，长沟一带保住了，济宁市也暂时保住了，河西的嘉祥境内却是一片汪洋。雨没停，还是一个劲地猛下。
接着，南四湖汛情告急。王子臣副书记和张成喜副县长轮番报告汛情，说湖堤保不住了，堤内堤外的水都快一般平了。民工都跑了，顾家去了。我和陈继赞书记听了都大吃一惊，因为北面长沟一带洪水向西分流能保住济宁。如果南面的湖水涨满，堤外洪水蓄存，势必北上漫淹济宁，问题就麻烦了。立即向专署告急，邱天乙专员接的电话，说：“你们不要只听下面瞎喳呼！要亲自下去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放下电话，我和陈继赞书记商量怎样下去，陈书记要下去，要我守在指挥部。我坚决要求下去，因为陈书记来县工作时间不长，对下面情况不熟。我是年年参加防汛，路熟人也熟，陈书记同意我去了。
我一人沿运河堤南下，运河水满满的，堤外也是水，只是水面低一些，如果路不熟，一人走在河堤上也够害怕的。我急匆匆一口气赶到湖堤，再沿堤往西行，找到了张成喜县长，只剩下他们负责防汛的几个人了。张县长一筹莫展，见我来了，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看看湖堤还能不能守。”他用手指划了下说：“湖里湖外水一般高了，没土怎么守？不行了，守不住了，民工都跑了，顾家去了。走吧，咱们一块回去吧。”我望了望四周，一片汪洋，只有湖堤很象一根带子飘浮在水面上，时时有被洪水吞没的危险。我看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只有听天由命。我对张县长说：“你们赶快回去，不能待在这儿了，一旦决堤，跑都来不及。我再走走看看，回去好向地委回报。”张县长阻拦说：“不行，越往前走越危险，决堤了你怎么办？”我说：“不要紧，走一段，看一段，东边决了往西跑，西边决了往东跑，冲不走我，放心吧。”说完就沿湖堤往西走，走到了赵王河头，怎么也找不到王子臣书记率领的一班子人了，后来知道他们已经坐船回县了。他们的处境和张县长那边一样，也无能为力了。我继续往前走，迎面急慌慌走来一个牵羊的老头，那只羊被老头拉得伸着脖子“咩咩”直叫。老头看见我瞪着眼问：“你是于什么的？还往前走，不要命了？”我说：：“看看湖堤还能不能防。”老头象是生气了，斥责道：“你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回去吧回去吧，你看看堤上还有人？都吓跑了。”我辞别了老头儿，急忙忙继续朝前走，一碰上了李家庄的村长，正从家里朝湖堤上搬东西．他认识我，说：“孙县长，别朝前走了，不行了。也没船送你，给你根竹竿，探着水去唐口，让区里人送你回县吧。”我按村长说的用竹竿探水，急忙忙去唐口，刚到唐口，湖堤决口了，我好危险。唐口区区公
所也淹了，区里的人员刚吃完晚饭，我只好捡点剩饭吃。正巧县建设科的孟庆荣同志在那里。天已经黑了，我让他跟我作伴回县，备拿一根竹竿探水，试着那里水浅就朝那里走。东拐西拐，不知走了多少回头路，回到县指挥部已是夜里两点多了。摸起电话向邱专员作了详细汇报，邱专员说：“我们又从接庄调来3千民工，跑步去救堤还行不？”我回答说：“别说3千民工，就是3万民工也不顶用了。”邱专员说：“你老孙说话怎么这么绝对！”我说：“湖堤里外的水都一样平了，没有土怎么救堤？”邱专员说：“不管怎么样．3千民工已经来了，来了就拉上去试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得努力！你立即率民工跑步前去！”说完邱专员把电话放下了。我知道这是一条死命令，没有丝毫容缓的余地．于是立即带领民工冒雨连夜进发，刚走到龙拱河口，湖堤溃决了，3千民工被冲得丢盔卸甲，扔下工具逃命去了，因是黑夜，一个人也找不着，我只好摸索着返回县里。
我实在太累了，整整一天一夜没睡觉，也没吃下东西去，也觉不着饿。回到县里天才明，陈继赞书记看着我一副狼狈的样子，叹了一口气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也向地委回报了。老孙，不能休息啊，赶快回去抢救灾民，其他领导都分下去了，你的任务是去俞屯，我已经给你找好船了，走吧，回来我安排你打总儿休息。”
从济宁小南门上船，出了济宁，田地的高梁被水淹得都看不见了。我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船工推醒了我，说俞屯到了。我醒来一看，景象太惨了，村庄都泡在水里，树上、屋顶上、黑压压的都是人。淹死的鸡羊漂在水面上，牛整个身子泡在水里，只露着半个头喘气。我找到了俞屯的书记孙兆才同志，他正焦急得没法应付这混乱的局面。手下有的干部逼着他找船，先把家属们送回县里去。躲在屋上树上的村民呼喊着向他求救。四处找船也没找着。我当即立断，下了几道死命令：1、全体干部不准回县躲灾，立即分头去找船；2、不准只照顾自己的家属，至于家属怎样躲灾，由家属自己想法；3、一切服从统一指挥，舍小家，顾大家，抢救灾民。以上3条，违令者将从严惩处，决不留情！我这一着很管用，干部分组下去，找来了几只船。把屋顶上、树上的灾民接下来，一船一船地送到万福河堤上。
省里派飞机来了，空投食品，有大饼、面包、馒头、炒面，还有大米花。我发动干部，食品要集中收存，按村按户按人口逐级分发。有的干部问：“有的泼皮无赖抢食品怎么办？强拿强要怎么办？”我说：“先做好宣传，严明纪律，真有捣蛋的，在河堤上游堤示众。不过事先必须经过我批准。”
南京军区的解放军来了，带来了橡皮船，帮助抢救灾民。他们听说我是指挥抗洪救灾的副县长，分配给我一只橡皮船和一只救生圈．这就方便多了，我让原俞屯区区长秦清蕊与我同船，他毕竟比我更熟悉俞屯一带的情况。县公安局派来一个会水的公安员跟着我，一是负责保护我，二是随时帮助我应付有可能发生的其他事件。县政府派来办公室主任刘品高与我同船，协助我指挥。
飞机投完食品，接着投下成捆的麻袋，让我们装土护湖堤，堵决口。其实堤里堤外洪水一般平，堵上也暂时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决口处，人员也很难靠上去。经请示地委批准，决口暂时放弃，视水汛发展情况再堵。空投下来的麻袋用来抢运老百姓家里的粮食，全力以赴，水中捞粮。我也弃船下水，扛麻袋，在齐胸深的水里，扛着粮食晃晃悠悠朝河堤走。
南京电影公司也随解放军来了，拍摄抗洪救灾的情况．我的二儿子在峄县当电影放影员，事后他对我说，放抗洪救灾的新闻纪录片时，有我的好几个镜头，水中扛粮食的情形也摄入镜头了，放映的时间还挺长，解说词说：“这是县长率领群众水中捞粮。”灾民、牲畜都拥挤在河堤上，马上组织向外地疏散，各家留一名青壮年劳力继续抗洪，并等待水下去以后抢耕抢种。一直到1957年春节临近，救灾工作全部结束，我才回到县里。我的工作受到地委和专署的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