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三反五反”关
1952年3月，上级调我去山东省行政学院学习。到校后赵健民省长、于勋臣院长及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作了报告。说行政学院是培养干部的学校，这次来学习的都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贡献的干部。要求我们好好学习，提高觉悟，将来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董开夫同志也在行政学院，他问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便把失掉关系信的详细经过告诉给他。他说好好学习吧，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谁知到校后不到一个月，董开夫同志被调走，参加“三五反”运动去了。他临走时告诉我，他已将我的情况告诉了系部主任刘涛同志，刘主任答应学习后期给我解决。行政学院也开展“三五反”运动了，院长和系主任都作了动员报告，要大家主动交待自己的问题。我自认为我是一个重点对象，因为行政学院有学员几百人，只有我一个人经组织批准吃中灶，生活待遇比普通学员高得多。另外我的穿戴不同一般，披狐皮大衣，穿皮鞋，戴手表，骑自行车。一到行政学院时，一些同学对我不了解，估摸不透我的身份。有的说我可能是个“大官”，有的说绝对不是大官，大官还能来行政学院学习。我也理解，他们是以“衣帽”取人了。因此，“三五反”运动开始后，我第一个主动要求发言，“交待”自己的问题。经队长同意，报请系部刘涛同志批准，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让我第一个发言。我说道：根据我的这一身穿戴，很象个“老虎”，不过都不是贪污来的，狐皮大衣和手表是鲁南三地委公安局长魏玉华分配给我的战利品。自行车是鲁南三军区独立二团代守瑞团长的侄子代宗廷送给我的。鸭绒被是解放峄县时得的战利品，我因病住院，为了照顾我，孙文成县长和王子玉科长决定把这被子分配给我。派克钢笔是农民任增昌拾的日本鬼子的，他没文化，放着没用，送给我。德国刮脸刀是拍卖战利品时花五角钱买的。我穿的皮鞋是我侄子孙哲南给我买的，他任济南市总工会秘书长。以上情况具是实情，如有一件不属实，我就是贪污犯，请组织上派人去调查。后来组织上派人去调查了，去济南市总工会找了我侄子孙哲南。调查人员回来以后就宣布我解放了。我是同学当中第一个解放的。
运动开始后规定不准出校门，我解放了，可以出校门了。同学们买什么东西都是由我出去买，我心情很舒畅。可是高兴了没有几天，又出问题了，说我交待得不彻底，是蒙混过关，必须重新交待。我思想上也被搞糊涂了，该交待的我全部交待了，怎么才算彻底呢？我有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把自己的历史想了一遍又一遍，也没想出什么问题来。白天领导找我谈话，说要去掉顾虑，主动交待，交待出来就没有事了。领导几次启发也没管用，我确实没有什么可交待的了。心里没病死不了人，凭他去了！领导见我几天没有什么反应，于是就提出我的几个问题要我交待。第一个问题是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到上海去了一趟，去上海干什么？是不是做生意？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不交待？我万没想到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属于正常工作，要是让交待自己所做的工作，我三天三夜也交待不完。
去上海的事情是这样，抗战胜利以后，我和张捷三同志奉命去接收峄县中学。到校后一看，学校已破坏得不象样子，教学用品也没有了。本地区又买不到，物价又飞涨。经请示上级批准，决定去上海购买。我 先去陶庄购买了50吨煤，装船顺运河南下。由学校
计押船，我和学校的孙怡然老师坐火车去上海，联系好用户，船也到了。卖了煤，买了教学用品，返回峄县，一切经费开支由会计经手，买什么教学用品由孙怡然老师确定。我交待以后，又过了两天，行政学院系部的领导又找我谈话，说我交待得还是不彻底，要说实话，继续交待。我火了，沉不住气了，对领导说：“请求领导派人去鲁南对我孙立臣进行详细调查，了解我孙立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确实有问题，心甘情愿接受组织上的处理，我确实没有什么可交的了。如果领导怀疑我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提示来，我一定如实回报。”领导于是提示说我去上海不是一次，1945年年底以前又去过一次，检举人说我在上海有生意，所以年底去上海结帐，能说没有生意？我一听，一切都明白了，承认说是有这么一回事，但不是去做生意。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44年底，我的二侄子孙晋昭所在的部队奉命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和浙东沿海地区，他所在的部队番号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2军56师。到了1945年年底，也就是我去上海购买教学用品回来以后不长时间，接到56师来的通知，我二侄子孙晋昭时任营教导员，年22岁，战斗中牺牲，要家里人去领尸。我们全家痛哭，谁去浙江宁波领尸呢？我父亲年老不能去，我二哥早已牺牲了，大侄子孙哲南任临沂地委民运部长，工作很忙，脱不开身，只好我去。于是我向领导请了假．坐火车南下，路经上海住了一夜，第二天到了杭州。找到了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刘一夫同志，他把我介绍到招待所住下，等着。因为从杭州去宁波的路上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很不安全，必须集中车辆武装护送才能通过。什么时候去，要我听通知。我在招待所住下，一两天过去了，没听到音信：我很焦急。招待所有部电话，听到电话铃响，我就跑过去，听听是否是通知我上路。
一次，电话铃又响了，我急忙跑过去听昕。接电话的是招待所的一位负责同志，他手拿话筒只是应话“是，部长，我安排，请部长放心”。我一听，估计是省委宣传部电话通知我可以上路了。忙向那位负责同志打听，说不是，是张劲夫部长打来的电话。一听是张劲夫，我心里一阵惊喜！张劲夫同志在鲁南工作时是我的上级，彼此也非常熟悉，一晃几年过去了，不知道他在杭州。我向招待所负责人介绍了张劲夫是我的老领导，任过鲁南行署副主任。负责人也向我介绍说张劲夫同志现任七兵团后勤部部长。我请他给张部长挂通电话，我想给老领导说说话，来杭州还没有见到一个熟人呢。电话挂通了，话筒里传来了我非常熟悉的声音：“你是谁？”“张主任，我是鲁南的孙立臣。”“你这家伙！什么时候来的？”“我来好几天了。”“来好几天为什么不上我这儿来？”“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刚刚知道。”“来有什么事儿？”于是我把我二侄子牺牲，来领尸，必须等着集中车辆武装护送才能去宁波的事简单说了一遍。张劲夫同志又问：“什么时候去？还要等几天？”我说：“我也不知道。”张劲夫同志说：“你等着，我派车去接你，上我这来，我安排你去宁波。”放下了话筒，不一会儿来了辆车，被我接到了张劲夫同志办公的地方。我们见了面自然是一番亲热，他陪我吃了晚饭，安排好了住处。
第二天，派了一辆车和一个班的武装，把我护送到宁波地区22军军部。军长张雄、政治部主任韩去非，民运部长王墨山，这几位领导我都认识，特别是韩去非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了。在军部由王墨山同志负责对我的安排和招待。春节已到，我想抓紧时间办妥事情赶回家去。几位领导说什么也不让我走，非留下我过春节不可。我执拗不过，只好从命。过了春节，王墨山部长陪同到了56师，师长陈士法，我们在鲁南时就认识。他详细介绍了我二侄子孙晋昭牺牲的经过，感到很惋惜。我在师部住了一夜，第二天即由56师后勤部长赵克让带了几名战士陪同我去了安葬地，将坟墓扒开，棺木很新，油漆得也很好。抬出棺材，装上汽车，运到杭州。再装火车，由师部派人护送，运到临城。安葬时举行了仪式，县委县政府等部门单位送了花圈和挽帐。
行政学院系部领导听了我的详细回报以后，在全体学员大会上宣布我第二次解放。
调济宁县任文教科长
“三反五反”运动还没有结束，中共山东省委决定省行政学院的学员提前结业。因为各县都开展运动，干部缺编，急需我们这批学员到县里去坚持工作。
1952年7月份，我从省城济南回到临沂专署，报到后领导给我谈话，决定调我到济宁县任文教科长。我爱人杜沁如已调到滕县文化馆任馆长，我本来想要求调到滕县工作，既然领导决定调我去济宁，我只有服从分配。济宁县驻二十里铺，文教科长是殷正平同志，他调走，我接替。这个科有两个科员，一个机关教员，一个会计。有三间办公室，有一间小楼当宿舍。我报到上班后正值暑假，要组织教师集中学习，使我有机会和全县二百多名教师见面。其中有几名女教师，是我于1932年在济宁女子小学教的学生，她们都还认识我，特别亲热，使我得到一点安慰，因为我在济宁认识的人很少。
教师集训工作还没有结束，防汛工作开始了。济宁县建设科科长是个工农干部，没有文化，组建防汛指挥部时，县委研究决定要我任总指挥，县委书记刘砥石任政委。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方面的工作。防汛主要是防汶河水下游外溢，要保护好运河堤不能决口。同时防止蜀山湖水外溢，所以指挥部设在长沟镇。运河堤上民工日夜巡逻，各堤段不断告急，把我搞得手忙脚乱。睡觉不能脱衣，随时准备应急，挎兜里始终装着几块干粮，哪里饿了就在哪里肯几口。运河西堤由嘉祥县的王县长指挥防护，王县长会水，遇有险情堤段，他亲自潜下水去查找漏洞。我负责东岸，不会水，是个“旱鸭子”，遇到险情也要带头下水。我腰里拴上绳子，让民工在岸上牵着，憋口气潜下水去，在水里一阵乱抓乱蹬，就是沉不到水底，脏水喝得不少。实在不行了，就摇晃绳子，让民工把我拉出来。我的实际行动影响了岸上的民工们，说什么也不再让我下水了。他们推荐了几个会水的青年民工，有的自报奋勇，都潜下水里排查险情。从此，这几个会水的民工自带干粮，日夜跟随我左右，哪里有危险就随我往哪里跑。河堤、潮堤都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安全渡过了汛期。回县以后，县委书记刘砥石同志表扬了我，说我工作有办法，有闯劲，能吃苦，大胆泼辣。从此以后，凡是县里的重要工作都安排我去做。
防汛工作结束以后，又值国家招兵，我被分配到长沟区负责招兵，具体分管蔡堂村。这是新解放区，动员参军很困难。结婚的有老婆扯腿，没结婚的父母不放。县里召开回报会，反映都是这样的情况。县委刘书记也无好办法，只有动员大家多动脑筋，想一切办法完成招兵任务。我又回到蔡堂村，我村干部帮助做工作。有一个叫蔡绪海的村民，是个劳动模范，很积极，也听话。我找他个别谈了几次话，动员他带个头，让他的儿子或侄子报名参军。他说他回去和家里的人商量商量，要我听回信。一两天过去了，没见蔡绪海的人影儿，我焦急地坐不住。正思考着别的办法，蔡绪海找我来了，说经过给家里人做工作，同意带头送子参军。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任何工作都是这样，只要有个好的开头工作就好做了。同时，蔡绪海还告诉我，树里还有几个青年私下里说想参军，不敢给父母说，怕挨揍。我向他了解了这几个青年的家庭情况以后，动员他先去各家做做工作，了解了解家长们都是有些什么想法，并及时向我汇报，等待时机我再出面做工作。蔡绪海做一家向我汇报一家，总的思想情况大体有三个方面，即怕打仗，怕孩子出去受苦，孩子走了家里没有人帮助干活。我心里有底了，一天晚上，我让蔡绪海召集这些家长们来开会，村干部也参加．会上我讲道，参军是件光荣的事，响应政府号召会受人尊敬。当兵是要打仗的，打仗就得死人，可是现在解放了，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没有敢欺负咱的了，没有大仗可打了，可是我们的国家总得有兵保护着。解放军是个光荣的大集体，大学校，既学武，又学文化，文武双全。官爱兵，兵爱官，象亲兄弟一样。孩子参军后家里就是军属，有困难政府可以照顾，种地由村里安排代耕。因为我也扛过枪，打过仗，结合自己的经历，介绍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人民送子参军，送郎参军的先进事例，家长们听得都很认真．会后第二天，我又带着村长挨家去走访。结果县里给我3至5名的招兵指标，我完成了7名。有的派下去的干部只招了1名。我忙得春节都没回机关过，一直忙到正月十五以后。县里召开总结会我受到了表扬。1953年开春，我完成招兵任务后，回县文教科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又接收了开挖恍溏河的任务。杨光字县长任指挥，我任秘书，各区区委书记带民工，指挥部设在嘉祥县的石佛村。出乎预料，嘉祥县的建设科科长听说我们要把指挥部设在石佛村，就事先跑到这个村，召开村干部会议，让村干部不准我们把指挥部设在这里。杨县长听了很生气，要我去石佛村调查调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到了石佛村先通过关系进行个别了解，全部掌握了情况以后，我召集村干部和老年群众开了一个动员会。说明挖洗孚河对沿河村庄非常有利，不再受水淹，年年都有好收成，这是政府对人民的关心。我们把指挥部设在石佛村，吃和烧由我们自己负责，只住你们的房子，为什么连住都不让住呢？经过我这一番解释和动员，在座的都把矛头指向了村长，说是村长不让住，村长说是建设科科长不让住。我问村长，你敢证明是建设科科长不让住的？结果在座的民兵队长、农会会长都作证，说是建设科科长召开村干部会讲的．我说关于建设科长的事我们另外交涉，既然村里没意见，咱们就把住房的事定下来。住房问题解决了，我回县政府向杨县长回报，他很高兴，又问：“这个建设科长是个什么人物？国家的治河任务竟然敢对抗，了解了解，告他！”后来我通过调查，掌握了一些证据。这个建设科长是一个国民党员，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他当了汉奸，任伪军小队长。抗战胜利后他投机钻营参加了我们的乡公所。后被调到县里，1952年提拔建设科科长。我把这些情况向杨县长作了汇报，杨县长又进行了调查核实，证据确凿。他亲自写了一封揭发信，30多页，让我寄出去。治理洗府河还没有完工，建设科长被逮捕了，以反革命定罪。治河结束后县里开总结会，表扬我工作完成得出色，不仅会做化解矛盾的工作，还挖出了一个隐藏在政权机构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杨光宇县长调走了，任医学院党委书记。公安局长石德忠担任县长，对我非常信任，各区乡出现的疑难问题都派我去解决。我爱人老杜也从滕县调来了，先是安排在文教科，1953年调文化馆任馆长。同年，县里办了个速成师范学校，组织上任命我兼任校长。
再次要求入党
自从1952年调来济宁县以后，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机关党支部委员内，有一对夫妇，女的任人事科副科长兼支部书记，男的任政府办公室主任兼支部委员，他两口子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同志们都看不惯，也都不敢提意见。我不怕，给他两口子当面提过，结果得罪他们了。我每年写几次申请，对我连一次谈话都没有。到了1954年3月份，我再次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一天，这位女支部书记找我说明天召开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要我参加。她走后，一位青年党员同志私下对我说：“孙科长你别听她那一套，明天开会根本不是解决你的入党问题，是解决别人的入党问题。要你参加是给你提意见。她已经给我们几个小青年说了，要我们狠狠地给你提，整你一顿，治你一下。”我一听火了，问：“这话当真？”他说：“绝对没错，她亲自给我谈的，不信你再问同其他几个人。”我又找了几个人核实了一下，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儿。于是当天晚上我就去找女支部书记他两口子，一见面就吵起来了。我认为给我提提意见，善意地帮助，我是乐意接受的。这样的提意见会，也叫生活会，我参加了多少次，我也记不清了。同志们和上级领导互相提提意见，有好处，能知道自己的不足，更好地做好工作，心情也是舒畅的。但借提意见的机会整人不行，打击报复更不行。女支部书记他两口子知道我掌握了证据，只有给我说好话，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一直吵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石县长，把这一情况详细回报给他们，他听了很生气，找了女支部书记两口子，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制止了这次会议的召开。不久，组织上免去她的支部书记职务，当然她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1954年6月底，我再次写了入党申请书，县长石德忠同志和财贸部李福寿部长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7月1日这天是党的生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讨论了我的组织问题。决定由组织部写出书面材料，报地委审批。不几天，我调省干校学习，主要是学习苏联教育学，把我国的教育和苏联的教育一致起来。
四个月的学习结束后，我回到县里，仍牵挂着我的组织问题。我去组织部询问，正巧组织部的赵于事调地委组织部，调令已下，人还没走。他说我在历史上有几条人命案，没弄清楚，等审查清楚了再解决。井要求我积极主动地配合组织把历史上的问题弄清楚。我对赵干事说，请组织上放心，我的历史上是很清楚的，至于人命案的事，我是杀了几个人。那是1940年至1941年，我奉命开辟沂河以西抗日根据地。并负责扩军，建立沂西大队，我任队长。不长时间队伍拉起来了，有七八十人枪。在1941年下半年，队伍里突然跑了12人，带走了12枝步枪，投奔到卞庄汉奸王占牛那里去了。鲁南三军分区青年营政委石涛有安排在王占牛队伍里的我地下人员，因此才获取情报，逮捕了打入我队伍里的汉奸特务5个人。审讯后，石涛政委报请上级批准后，把这5个特务枪毙了。处决的布告上是我和石涛政委签的字。所谓我的人命案就是这么一回事儿。赵干事问：“证明人是否好找？”我说：“都好找，石涛同志现任上海市市南区检察院检察长，杨景田同志现任临沂地委统战部部长，我爱人杜沁如也知道。”赵干事说：“既然证明人都好找，调查调查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