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福山起义中，共产党员理琪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说到理琪，很多“过来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张修己。 张修己也是天福山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理琪在文登开展革命工作的日子里，吃住几乎都在张修己家中，与张修己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日前，记者前往文登市文登营镇沟于家村，采访了张修己的儿子张延滋。翻看着父亲生前留下的回忆录，回忆起小时候父母讲述的点点滴滴，张延滋的思绪，仿佛回到了父亲与理琪一起为革命奔波、并肩战斗的日子里…… 组建文登临时县委，与理琪结缘 1935年底，“一一·四”暴动失败后，从底湾头成功突围的张修己回到了家乡文登沟于家村。此时，第三届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等多位主要负责人遭到杀害，胶东各级党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与此同时，国民党八十一师正伙同文登等县的地方武装，在文登、牟平、海阳一带加紧清剿，提出 “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漏掉一个共党”。哪里有“红色”，他们就去哪里搜查，就连扎红头绳的小姑娘，都被视为共产党的探子，不放过。 张修己所在的支部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没有了省委上级的指示，大家都感觉没了主心骨。有人提议说，不能一味地坐等省委上级的指示，应成立特委，抓好抗战工作。经商讨，张修己等人认为，现有人员水平太低，再加上他们与胶东西部的一些县没有联系，成立特委不合适，还是成立文登临时县委较好。等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后，可再取消文登临时县委。 于是便成立了文登临时县委，张修己被推举为县委书记。在一起分析形势后，大家一致认为，文登临时县委成立后首先面临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全方位恢复党的工作，二是千方百计寻找上级党组织。 为能早些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张修己先以文登临时县委的名义写信与山东省委联系，但没有得到回音；后又派交通员去济南找省委，结果也没找到。后来，西字城的地下党组织提供了一条信息：西字城村有个叫邓汝勋的人在河南省委任职，通过他可能会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 临时县委马上又给邓汝勋写信，希望他能帮忙与山东省委取得联系，或是从河南派人来胶东领导工作。不久，邓汝勋回信说，他没有联系上山东省委，河南省委也不便派人来胶东，但他可推荐上海一位思想理论水平高、有斗争实践经验的同志，若文登临时县委同意，他再同那位同志商量一下。 上海的那位同志就是理琪。理琪和邓汝勋是很要好的同学和朋友。此前，理琪已从国民党报纸上登载的“胶东赤匪猖獗”的反动宣传中，了解到胶东的革命工作有声有色。接到邓汝勋的信后，他立即复信，表示非常愿意到胶东工作。 1936年1月，理琪从上海乘船来到青岛，与文登临时县委取得了联系。 负责理琪安全及起居，革命中结下深情厚谊 考虑到安全与生活起居，张修己安排理琪住在自己家中。 为迎接理琪的到来，张修己家擦灯添油，将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像办喜事一样。 见面后，得知张修己用家产为地下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因革命工作几乎把家产花光，同志们送他外号“老贴”时，理琪称赞道：“老贴，老贴，这名字好！我们闹革命，不但贴财产，而且还要贴上我们的鲜血，我们的生命……”他也向张修己介绍了自己的一些情况：本名游建铎，化名王琦、理琪，是河南省太康县人。为了工作方便，大家都称呼他理琪。 张修己边听介绍，边不住地打量眼前这位二十七八岁的河南汉子：中等个头儿，瘦瘦的身躯，长方脸，高秀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眼窝稍显凹陷，眼神深邃……从这个河南汉子的身上，他仿佛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张修己让妻子与母亲睡到了一个炕上，他与理琪睡在了西里屋。夜深人静，待家人都睡下后，张修己迫不急待地向理琪汇报了“一一·四”暴动的详细过程。当谈到一些同志被枪杀的情景时，两位热血汉子都难以抑制内心的感情，流下泪水。理琪对“一一·四”暴动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当务之急是将党员思想统一起来，逐渐开展工作。 于是，白天，理琪隐蔽在张家的西里房倾听汇报；晚上，深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家中调查研究。张修己也没闲着，他筹了些钱，到烟台置办了些银首饰，买个小皮鼓，装扮成卖银饰的游商，走街串巷，对党组织破坏情况和幸存党员的情况进行摸底。 站岗放哨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张修己的妻子梁秀兰身上。 张家房屋有一后窗，窗后是一片田园旷野和几条村路，从窗上可以观察到周围的动静。梁秀兰就常坐在窗台上或窗外的石头上，有时干脆坐到大门口纳鞋底，一有情况就立刻通知理琪。除了站岗放哨外，梁秀兰还负责照顾理琪的生活，为他做饭、送饭、洗衣服。 而在张家居住期间，理琪与张修己的家人相处非常融洽，俨然是家庭中的一员。当时，因为担心儿子参加革命担风险，张修己的母亲对他的工作不是很支持，母子关系有些紧张。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理琪严肃地教育张修己，参加革命不能忘记孝敬父母。对思想暂时不通的亲人，要讲道理、做工作，善于引导。他不但言传，而且身教，对张母非常热情，每日早晨起来都主动向老人问好，平日里常用一些家常话向老人讲解革命道理，使老人不知不觉提高了觉悟。见母亲在理琪的引导下开始支持革命工作，张修己对理琪敬佩不已。每每跟人提起，总是对理琪的为人赞不绝口。 掩护理琪，变卖家中最后几亩地 自理琪到了文登后，文登临时县委的工作很快有了起色，党内认识也逐渐统一，党员精神更加振奋。但时过不久，张修己接到情报，说八十一师又回来“清乡”了。担心暴露身份，张修己便将理琪护送到威海一家条件不错、相对安全的客栈里住下。 理琪衣着非常讲究，又是南方口音，在旅馆住下后不久便引起了威海警察的注意。因猜测理琪有可能是蒋介石派到山东监视韩复榘的 “特派员”，便衣警察不敢轻举妄动，每天派人到旅馆内监视他的活动。 得知这些情况后，张修己非常着急。第二次“清乡”刚过，他便变卖了家中最后的几亩地，换来五十块大洋，准备派人将理琪接回沟于家村。一些不知内情的村人见张修己又卖地，都说张修己是“败家子”，但张修己并不在意。 张修己将卖地换来的五十块大洋交给一名党员，让他去威海接理琪回来。没想到，中间出了差错，没有接成。 等了两天，不见有人来接，为防不测，理琪变卖了行李付清店费，匆匆离开威海去了济南。等张修己得知那名党员接理琪途中出了差错、再凑钱找人去接时，理琪已经离开了。 到了济南后，理琪给张修己写了一封信，把发生的情况作了略述。张修己马上给他回了信，详细汇报了胶东革命当时的一些情况，并恳请理琪返回胶东。 翻墙进庙 印刷油印信统一抗战思想 理琪回到文登后，根据急剧变化的时局需要，召开了临时县委扩大会议，研究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并要及时把全县的党组织恢复起来，还派人去昆嵛山与于得水取得联系。 经过一段努力，恢复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一一·四”暴动中失去联系的一些党员大部分都联系上了。他们在文登临时县委的基础上，重建了中共文登县委，由张修己任书记，王亮任组织委员，倪一文任宣传委员，于得水任军事委员。 认真分析胶东地区的整体情况后，理琪认为成立胶东临时特委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召集党员代表讨论。1936年4月，胶东临时特委成立，理琪任书记，委员有刘振民、邹恒禄、张修己等人。 此时，理琪对胶东的情况已有深入了解。针对党内一度出现的急躁和悲观情绪，理琪决定以胶东特委的名义，亲自起草《胶东特委会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下发到各基层。起草后，为了安全，他们选中沟于家村村头一座庙作为 “印刷所”。早晨天不亮，他们就翻墙跳进庙里，特委巡视员王台负责刻版，张修己与理琪负责印刷，直到入夜后三个人再悄悄翻墙出来。一连干了五六天，才印好了这封信，并装订成册。 直到今天，在张延滋的家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封保存完好的油印信。在这封长达7300多字的信中，理琪总结了“一一·四”暴动前后的工作，深刻指出了在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必须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政治文化水平，积极开展斗争。 这封包含着马列主义真理的书信，一经发出，立刻在基层党组织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在胶东党内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春潮……
【来 源】威海晚报2009.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