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他们刚开始到襄阳县时，县城还未解放。整个县公安局加上正副公安局长总共也只有4个人。所以，他们当时首要的工作就是拉队伍，建机构。
（前排左1为我的父亲）
一个月后，襄阳县公安局在陈毅军局长和父亲的领导下，很快就拉起了一支180多人的武装工作队，并配备了枪支弹药，不仅有长枪、短枪，还有机关枪，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襄北一带剿灭土匪和建立、巩固新生的区乡红色革命政权。
（后排右1为我的父亲）
1948年12月23日至1949年1月10日，中野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发起了襄阳战役，具体指挥这次战役的就是赫赫有名的一代战将王近山。据说，前几年红透了大江南北的电视剧《亮剑》的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就是这位王近山将军。
当时，王近山司令员领导的二野六纵担任了这场著名战役的主力。父亲所在的公安部队积极配合了二野六纵主力，经过浴血奋战，冒着枪林弹雨，最后解放了襄阳城，活捉了国民党中将司令官康泽。父亲他们也随二野部队一起进入了襄阳城。
（二排左1为我的父亲）
解放军和南下干部进入襄阳城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襄阳女中的学生还组织了秧歌队欢迎父亲他们的到来。
在秧歌队里，有一位漂亮的女生，她高挑的身材，大大的眼睛，非常引人瞩目。她就是我的母亲，叫余林英。当时只有18岁，正在襄阳女中高中部念书。供母亲念书的外公当时在襄阳城里开了一家小餐馆，能勉强维持生计。我的外公叫余海清。外婆叫散海滨。他们有三个孩子，母亲是最小的一个。那个时候外公家并不富裕，但他还是千方百计让他的小女儿上学，并念到了高中。
父亲他们入城后，为了适应城市工作需要，决定面向全市招收一批有志的知识青年加入公安队伍。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放弃升大学的机会，在成功说服了外公之后，积极报名并获得批准参加了公安工作。
刚解放时，襄阳县公安局在米公祠办公。米公祠，原名米家庵，始建于元，扩建于明清，后改名米公祠。该祠是为纪念我国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而修建，其位于樊城古城垣的城墙上，大门正朝着缓缓流淌的汉水。据父亲讲，当年的米公祠由于战乱而长年失修，残碑、断墙随处可见，但仍不失一处清幽、典雅之地，所以，父亲他们当时选择了在米公祠办公和生活。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的米公祠白墙灰瓦，飞檐重阁，古朴而清新，一派大家风范，不仅是襄阳的著名旅游景点，而且也是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没想到，那里还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随着襄阳县公安队伍的充实、壮大，其机构也逐步健全起来。当时，襄阳县公安局的下设机构主要是：秘书、政保、治安、预审、看守等职能科室。
母亲在襄阳县公安局参加革命工作后，担任了预审员的工作。父亲当时年纪虽然只有22岁，但在母亲她们眼里已经是一个老革命了。父亲不仅工作能力强、政策水平高，而且外形俊朗，气质儒雅。母亲讲，有一次，她到父亲的办公室，趁父亲出去打开水之际，她顺手拿起父亲的笔记本看了看，发现父亲的笔记记的清清楚楚，字也写的工工整整,十分好看。这一切都深得母亲的喜爱。所以，他们在襄阳县公安局很快就从相识相知到相爱。一年后，也就是1951年初，他们走上了婚姻的殿堂。
（父母亲当年的结婚照）
1952年8月，我的姐姐出生了。姐姐的乳名叫小晶，大名叫王咏昭。因为我们这一辈按照山东老家的习惯是昭字辈。所以，我们的名字里都带有一个昭字。
（父母亲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我的姐姐）
因为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父母亲自然非常高兴。但那个时候刚刚解放，公安工作十分繁忙，父母亲为了革命工作，常常顾不上照看自己的孩子。所以，姐姐出生后主要由外婆带着她，而父母亲则夜以继日地忙着那份崇高的革命工作。
（襄阳公安局全体同事欢送父母去省城，1排右2是母亲和姐姐，3排左5是我的父亲。背后的米公祠就是当年的公安局所在地。）
当年，襄阳县公安局所开展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收容、登记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等流窜人员，并收缴其枪支弹药登记入库。
二是维护社会治安，确保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三是侦查和破获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及电台。
四是剿匪和镇压反革命暴动。
解放初期，襄阳一带的敌特、土匪、恶霸等活动十分猖獗，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进行了疯狂地反扑。1949年秋的一天，父亲所在的襄阳县公安局得到情报，位于本县泥咀乡有一个叫袁万功的土匪头子正在秘密组织暴动，父亲亲自带领县公安局武工队的同志立即出动，包围了匪首的老巢。经过激战，将土匪一网打尽，土匪头子袁万功也被当场击毙。
与土匪不同，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则活动十分隐蔽。他们一般躲在暗处进行反革命活动。
当时，在襄阳县的太平镇有一个天主教堂，神父是一个意大利人。国民党潜伏特务带着电台以这个神父作掩护，就暗藏在这个天主教堂内。父亲他们经过侦查得知这一情况后，就率队包围了天主教堂，挖出了国民党潜伏特务和电台，并按照党的相关政策驱逐了该教堂的意大利神父出境。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不到一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把战火烧到了我国的鸭绿江边。党中央和毛主席于1950年10月8日做出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打击美国侵略者。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都轰轰烈烈开展了支持抗美援朝的各种活动。
1950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席还亲自主持会议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简称“双十指示”。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部署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当时，“镇压反革命”与“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在全国普遍展开，被称为“三套锣鼓”一齐打。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潜伏特务以及各种反动势力四处散布谣言，特别是在边远地区和农村，由于特务大肆散布“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谣言，造成了群众的恐慌和不安。同时，曾经宽大处理过的反革命分子又蠢蠢欲动组织策划反革命暴动，暗杀党的基层干部，破坏土地改革运动，企图迎接蒋介石的反攻大陆。
为此，党的“双十指示”明确指出：在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我们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倾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在解放后甚至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因此，要当机立断地对他们进行镇压和清除。
按照“双十指示”，父亲领导的襄阳县公安局迅速行动起来。有一天，他们在全县城乡统一行动，一夜间将千余名反革命分子迅速逮捕归案，关进了临时看守所。同时，以县委书记、县长和县公安局长为主立即组成人民法庭，根据反革命分子的罪恶轻重，依法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其中，对罪恶极大、民愤极大、具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依法执行枪决，给予了坚决镇压；对罪行严重但没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依法判刑，关进监狱实行劳教；对罪行较轻的反革命分子交给基层治保组织进行管制，监督改造。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到1952年冬基本结束。
稍后，对“镇反”工作又进行了复查，还真的有一些漏网之鱼。据父亲讲，在当时的襄北地区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土匪头子叫柳伯海，在“镇反”期间他逃跑去了外地，一直没有归案。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父亲带领县公安局的同志根据所掌握的情报到千里之外，把这个大土匪头子捉拿归案，并依法判处了死刑。这一战果受到了群众的拍手称快，因为群众的心里更加踏实了。
经过镇压反革命，整个襄阳地区社会安宁，秩序井然，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
“ 镇反”工作结束不久，1953年7月，我的大哥出生了，大哥的乳名叫小昭，大名叫王华昭。
随着姐姐和大哥的先后出生，给父母带来了无限欢乐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沉重的生活负担。虽然父母亲那时都是国家干部，但收入并不高，加上工作上的操劳，母亲在那时患上了肺结核。经过医生救治，母亲的病渐渐痊愈。但身体健康已不如过去。尽管如此，母亲还是坚持边工作，边照顾两个孩子，同时还要照顾好父亲，因为那时父亲真是拼命地工作，很少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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