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王启珠的南下岁月之五:调往省城工作

王军昭 发表于2015-09-03 14:00:28
在母亲的大力支持下,父亲在工作上表现十分出色,并屡次受到上级的表扬。1953年9月,父亲接到湖北省公安厅的调令,将他直接从襄阳县公安局调往湖北省公安厅工作。这样,全家人都进省城了。
父亲到省公安厅后,先是担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后来又转任组织科科长。父亲仕途上的顺利,表现了组织上对父亲的器重,这不仅与父亲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有关,更与他忠厚正直、踏实肯干的可贵品格有关。
在省厅,父亲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带领省公安学校的200名干部学员赴湖北省阳新县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落实省委省政府下达的粮食统购统销任务。
父亲在阳新县蹲点三个月,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与任务。
他所率领的学员分成了若干工作队,深入到最基层做群众的工作,积极宣传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重点:一是宣传城市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搞公私合营的政策;二是宣传农村要走集体化道路,要成立农业合作社,防止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三是宣传国家要集中精力搞工业化,要建设铁路、机场、矿山和大工厂。大工厂生产出来的机器要支援农民,而农民多打粮食要支援工业,让工人老大哥吃饱饭,多炼钢,多生产机器、布匹、服装、化肥、农药等,再支援农民兄弟。
经过如此再三反复地宣传,阳新县农村的广大农民逐步明白了道理,纷纷表示要积极拥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积极拥护党和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从而打消了屯粮惜售的念头,自觉地把余粮卖给了国家,缓解了城镇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父亲他们最后终于胜利地完成了省委省政府布置的艰巨的工作任务。
回到省公安厅后,父亲向组织上提出申请,他想从事业务工作。组织上考虑再三,同意了父亲的请求。这样,父亲就离开了公安厅政治部,先在政治保卫处过渡了一下,就安排去了刚刚组建的刑侦处担任副处长。
1954年春,父亲到新的工作岗位上任不久,又接受了一项省委下达的新任务。看来他真是命里注定要跟干部工作打交道。这一次是调他去省委审干办公室做审干工作。
审干办公室设在省委组织部,由省委组织部薛坦副部长兼任主任,并亲自领导该项工作。办公室下设若干组,父亲任第一组组长。
第一组负责对省委直管的高级干部(十三级以上)进行政审工作。审干工作进行了两年。父亲他们本着实事求是和对干部政治生命认真负责的精神,通过内查外调,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分赴十几个省市寻找了无数的当事人谈话,弄清了大部分省直管高干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父亲就这批高干的政审情况还专门向当时的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逐个做了汇报,为这批干部的正常使用提供了依据,奠定了基础。
在父亲专任审干工作期间,也就是1955年初夏,我的二哥出生了,他的乳名叫小阳,大名叫王航昭。
由于二哥的出生,家里就有了三个孩子,可能是父母忙不过来,也可能是爷爷奶奶喜欢他们的大孙子,我大哥在这年冬天被接去了山东老家。这一去就是五年。当他回来时,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大哥也是我们兄弟姐妹中唯一回山东老家生活过的孩子。
1956年上半年,在完成省委直管高干的政审工作后,父亲又被任命为省委审干工作巡视指导组组长,到各地、市、县检查、指导审干工作。在各地巡视指导期间,他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审干工作结束后,父亲又回到了省公安厅刑侦处工作。这时,已经到了1957年。
这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其复杂而又不平静的一年。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斗争。父亲由于为人处事一向十分谨慎,不该说的从来不会多说一句。所以,这场“反右”斗争没有影响到他本人。母亲当时在省公安厅政保处工作,她差一点陷入这场斗争的漩涡之中。
据母亲后来回忆,有一次,他们处集中开会,号召大家给厅里的领导提意见。开会时,她坐在前排。会议中,后排有人传递写有意见的纸条,让她在会上念,她没有接受。而后排那位传纸条的同志就自己站起来作了发言,向厅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结果,没隔多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号召并鼓励提意见,其实是“引蛇出洞”。到了“秋后算账”时,那位提意见的同志就被打成了右派,并被给予了停薪留职、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处罚。
母亲说,“太险了,差一点这右派就是自己了。”我曾问过母亲:“那位同志提的是什么意见,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母亲回答说:“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无非是希望领导要多发扬一些民主,遇事不要太武断等等。”
可见,反右开始前的“帮助党整风”,并鼓励提意见,其实是“请君入瓮”,如果你真的提了意见,那么,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你就会被打成右派,从此与“地富反坏”并列。虽然,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受到的处罚还是很沉重的。例如,有的停薪留职,劳动改造;有的开除公职,发配“边疆”;有的关进监狱,劳动教养等等。
虽然后来中共中央作出了对右派分子实行“全部摘帽”的决定。但是,这场源于帮助“整风”的反右斗争所造成的恶果是十分严重的。它不仅使一大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革命干部被错划为右派,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的打击,而且破坏了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诚信文化,扼杀了新中国成立后刚刚形成的民主氛围。
(母亲在湖北省公安厅工作时与同事的合影。3排右6是我的母亲)
(父亲在湖北省公安厅工作时与同事的合影。2排右6是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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