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彭师长运筹帷幄的同时，我这边也紧锣密鼓地运作开了。首先，我把罗告之的情况告诉了屠凤麟和孙兴魁，让他俩分头去做准备工作。然后，又通知三个营长到我的住处开会，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我已经与新四军第四师取得联系，决定明天晚上行动。我前天和你们谈过了，不知你们现在考虑得怎么样了。二营营长王国纯说：“我早说不想打内战了，为了抗战，我坚决跟团长行动，至死不悔！”一营营长和三营营长也都表示，反共内战不得人心，为了民族生存，纵然流血牺牲，也是值得的。会开得这样顺利，我很高兴，也感到有些意外，最后我说：
“既然大家都同意，那么明天晚上就行动。7点半集合队伍，到团部汇合后出发。希望你们掌握好部队，不要发生意外。”
散会后，我把已经睡下的罗会廉叫了起来，告诉他说：“我们已决定明晚行动，请你立即回去报告彭师长，20日早晨在谭大庄会面，向彭师长报告部队起义的情况，商谈下一步的行动。”见事情紧迫，罗会廉顾不得休息，穿上衣服起身就走了。
接着，我又把骑兵连长金子才找来，对他说：“师里奉命过津浦路执行任务，我们第六总队是师的前卫，明天晚上行动。为了顺利地越过铁路，骑兵连作为总队的前卫，全连集中行动。希望你们做好准备，待命出发。”我还特别提醒金子才，要严格掌握好队伍，没有我的命令不得擅自行动。
19日一天，我坐镇团部，思考着起义的细节，部队表面上还算平静。下午，孙兴魁布置了团直属队行动。傍晚，我与师通信营营长程景明通了电话。程景明是我军校时的同学，也是我长期培养的党员发展对象。他人很机敏，经常向我通报一些情况，对我帮助很大，今天要离开这里了，应该打个招呼，于是告诉他：“我即将远行，今晚就走。我走后，要撤收团师间的有线电话，请你尽可能晚一点向师部报告。”我还邀请他能不能一起走。程景明在电话里说：“师部离团里太远，赶不上了，就不去了。撤电话的事你放心好了，路上多保重。”临放下电话时，我让他悄悄告诉蔡善铭（炮兵营长，也是我长期培养的党员发展对象），我们关系密切，为防止受牵连，需要有所准备。
晚饭后，部队在陈溜子按规定的地点集合。按行军序列就位，骑兵连、二营和团直属队……一、三营未在规定时间来。但三营驻地有手电光晃动，并传来急促的集合哨音。一营距离稍远，未见动静。孙兴魁当即派传令兵去催。这时，团部书记官送来一份电报，我打开手电看了一下，见电报上写着：“连日进剿，官兵辛苦了。接电后，即将部队撤过涡河待命。”傅立平不早不晚来电命令部队后撤，语气也客气，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管他哩，第一四二师的命令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我转身对书记官说：“通知电台，立即关机，准备出发。”
又过了近一个小时，一、三营的队伍还没有到。派出去的传令兵回来说，三营的队伍走到中途返回了，一营的队伍根本就没有移步。我看情况有变，就和屠凤麟、孙兴魁商量，此地不能久留，只有带已经集合的队伍立即出发。凌晨四时左右，到达彭师长指定的谭大庄宿营。
4月20日，吃过早饭，罗会廉就赶来了，接我去陈巷子见彭雪枫师长。当我们刚走进一座整洁的农舍，彭师长就迎出门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锐霆同志，你辛苦了！”
进屋坐下后，我就向彭师长报告了起义的情况：“一营和三营营长临时动摇，队伍没有全部拉过来，只带出二营、骑兵连和团直属队共1000多人。这主要是自己工作没有做好，也缺乏领导起义的经验。”
彭师长不仅没有责备，反而鼓励我说：“你那里的情况，王兴纲、罗会廉同志都跟我谈过了。领导干部中只有你一个人是中共党员，能把这千把人的队伍拉过来，就已经很不简单！你们反内战起义是正义的行动，对国民党顽固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我军当前的斗争则是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一个很大的支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王稼祥、叶剑英同志来电报，委托我代表党中央和军委慰问你和其他起义将士。特郑重向你面达。”
接着，彭师长把一张地图铺在地上，边指边说：“今晚，你们就经小营集、蕲县集，在西寺坡附近越过铁路，再经花庄等地，三日后到天井湖以东的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沿路的伪敌据点，我已经派人去联系，为你们路过做安排。你要我派人去协助掌握部队，我正紧急抽调，准备尾随你们去路东，在适当时机下部队。负责人是方中铎，他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有我军团旅两级领导工作的经验。他从前在西北军工作过，对旧军队的情况也比较熟悉。王兴纲也一起去，帮助你们工作。到路东抗日根据地以后，那里的负责人张爱萍将亲自给予指导，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向他请示、报告。”
接着，彭师长把拂晓前刚赶到的方中铎介绍给我。稍停，他问我还有什么事没有？我当即建议说：“．四二师受到打击后，必然会倾全力进行报复，我军最好能暂时避战，让它扑个空。”
“这方面我们已有考虑和部署，请你放心！”彭师长充满信心。
我又补充说：“游击第十四纵队第一支队现驻扎在大郭家、小郭家，这个土顽部队虽然归我管，但带它起义不可能，能不能趁这个机会把它消灭？”
彭师长肯定地说：“好，你的建议很好。今晚我就派第三十二团去，用你们的名义同它们联系，进寨把它连锅端掉。’
融洽的气氛中，我和彭师长谈了个把小时。然后，我返回谭大庄团部，命令部队轻装，把一部分笨重的弹药、器材留下，并把化装用的部分军衣、符号以及国民党军队间相互联络的通用口令，一并交给罗会廉。
下午4时，部队轻装东进。到达蕲县集伪军据点时，新四军第四师敌工部长刘贯一已做了布置。部队在那里进行了大休息，接受了“两面”政权的伪政权和伪军的盛情接待，并在他们的帮助下顺利通过了津浦铁路。第三天，部队到达天井湖东郑集附近。这里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第二十七团就驻扎在这一带。
彭雪枫师长对我们起义极为重视，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给予具体指导，还亲笔起草文电。20日，彭雪枫师长还接见了《拂晓报》记者，在报纸上发表了《对“四一九皖北起义”之观感》，文章称：“吾人对陈锐霆先生这一壮举，表示欣慰……”第二天，彭师长又就《陈团起义我对内外宣传要点》，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刘少奇、陈毅、赖传珠、彭德怀、左权，同时通报黄克诚、张爱萍及新四军第四师各旅领导干部。《要点》上说：
一、我们对外宣称：
（一）九十二军第十二路第六总队全部（但不说四二五团名义，因为纵队声势较大些）及骑八师一连发生“四一九”皖北起义，提出自动停止内战，拒绝执行剿共命令，抗日军不打抗日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新四军及一切友军，反对分裂，坚持团结，反对亲日投降，坚持抗战口号下扩大宣传。
（二）陈之宣言、通电、谈话、致傅立平书，告九十二军将士书，均已拟就发表，并由新闻台转新华社。
（三）我方不以胜利者自居，以第三者态度欢迎这一壮举。
（四）对地方民众要说，反共并无出路，连中央军都投入新四军了（这要看在什么地方说），以打破中央正统观念。
二、我们对内政治解释要点是：
（一）“四一九”的皖北起义，证明党中央及华中局此次指示，
坚持华中抗战，应付敌顽夹击，最后终获胜利是正确的。
（二）说明党提出之军事政治游击宣传战的斗争方针是正确的。
（三）说明党中央提出之打破反共军的进攻，宣传战占十分之七的指示是正确的，今后更增加在这一方面的信心。
（四）证明党中央提出之在反共战场上也不放弃统战工作，实行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策略是正确的，而且更增加今后对统战工作之信心。
（五）大大提高豫皖苏边军民今后在极端艰苦斗争中斗争决心及胜利信心。
我带起义部队转移时，彭师长亲自率第四师第十旅第二十八团、第十一旅第三十二团等，于4月21日傍晚，对游击第十四纵队第一支队之大郭家驻地展开进攻。战至凌晨，全歼一支队，毙敌500余人，俘虏200余人。他在《大郭家战斗经验总结》中说：“（此役）给予反共军之狂妄以迎头痛去。”“《拂晓报》应出刊号外。”途中，我得此喜讯，深受鼓舞，很快就将部队带至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4月24日，九旅旅长张爱萍带着旅政治部副主任张震寰，以及地方党政机关、抗日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前来起义部队郑集驻地进行慰问。张爱萍详细询问了起义部队的情况，并接见、宴请了营以上军官。次日，第九旅第二十七团和起义部队及部队群众代表，召开了联欢会，欢迎起义部队。为防止发生意外，起义部队和第二十七团的枪支都分别放在会场的侧翼。张爱萍和我都分别讲了话，大意是第四二五团、骑八师骑兵连的爱国官兵，坚持抗日、反对内战的行动是正义的；到敌后来，作为新四军的友军一道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是热烈欢迎的；要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遵守纪律，搞好军队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大家携起手来，高举抗日旗帜，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联欢会后，张爱萍找我进行了单独会谈。他问：“部队军官、士兵的情绪怎么样？”我说：“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来的人愿意跟我起义。”他又问：“你把部队拉过来后，有什么异常没有？”我回答说：“没发现什么异常。”他见我留心不够，就把他的观察和担心说出来了。他提醒我说：“你率起义部队已经进入了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形势变了，人的思想也在变。原来可靠的人，现在可能变得不可靠了，你要特别留神，特别注意考察。”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会儿，又建议说：“联欢会上，你的底儿全亮出来了，这样中途不宜久停，尽快赶到我旅半城驻地，争取一天赶到。后边有我第二十七团派部队护送你们。”
张爱萍旅长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起义部队内部的一些消极情况渐渐明朗化了，各种思想反映都或明或暗地显露出来，什么“打胜仗的部队向打败仗的部队投降”，“新四军装备这样差，能把鬼子打跑吗？”“今后没有薪饷发了，吃得这样差，烟都没得抽了，能干下去吗？”
“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部队早晚要被共产党编掉。”等等牢骚怪话，在官兵中到处议论着、传播着。家属在湖南的军官，怕断绝了老婆孩子的经济接济，生活不下去，思想波动更大。这些情况和情绪都表明，起义部队的军心是不稳定的，任其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对此，我深感不安，真怕出现什么意外。除了忙于应付欢迎、座谈、记者采访等活动外，主要做了骑兵连长金子才的工作，没想到他很爽快。他说：“我是汉族人，在以回民为主的骑八师里吃不开，吃苦有份，打仗有份，升官没有份，享受没有份，我早就不想在那边干了。”他建议把他的骑兵连，再添些人马，扩编成骑兵小团。还希望给他介绍个太太，帮帮他这个大老粗，没有文化在部队吃不开。
此外，我还找年龄偏大、家属在后方生活有困难要求请假回去的军官，以及思想负担较重的六连连长谈过话。我要求王国纯、孙兴魁、屠凤麟按各自的分工，到基层了解情况，多做说服教育工作。协助我工作的方中铎，对如何掌控部队同样缺乏经验。
郑集到半城只有五六十里路，本来按张爱萍旅长的建议一天内赶到。只是沿途的抗日政府、各界群众组织的欢迎会、联欢会、慰问会，迟缓了起义部队的行军速度，在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滞留了七八天后，至4月30日才到泗南县上塘集附近的崔庄（今属江苏省泗洪县），并在此宿营。这里距离半城新四军第九旅旅部还有十余里路。晚上宿营疏于防范，没有根据非常时期的实际情况采取特殊防范措施，酿成终身遗恨。
在这次写回忆录过程中，我曾去中央档案馆查找资料，查到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就我率部起义事发出五份电文，其中四份是毛主席的亲笔手稿。除前面已经提到4月17日同意起义电外，其余四份是：
第一份是酉电（即17时至19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
陈锐霆部可仍用九十二军十二路番号似更适宜。
第二份是“号亥”电（应是“皓亥”电，即4月19日21时至23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
（一）陈团起义后，仍打第三十一集团军第九十二军旗帜，改称独立旅，去电汤李，仍称李为军长、汤为总司令，说明不愿反共，开到指定地点抗日（皖东北是汤李指定的前进区域），请他们继续加以指导，并请他们放弃反共行动，遵照抗日建国纲领、总理遗嘱，实行国共团结抗日。
（二）该旅以后对新四军、八路军取对友军之态度，我对陈团之态度亦然。
（三）对陈团内部须坚决执行一个路线的转变，使全团掌握在党的领导下，主要军职以党员与可靠分子充之，但须团结一切不反共的中间分子。对动摇分子取感化说服的政策。须坚决清除反共特务分子，礼送出境（不加杀害），对他们的容忍是危险的。在陈团内部，须发动一个对蒋、对汤李、对封建制度的仇恨心理，方能使军队彻底转变。
（四）我对汤李及社会中间派说话时，说这是九十二军自己的事。凡对我攻击者，我还击之；凡对我们友好态度者，我以友好态度对待之。陈团对我友好，故我理应协助，但陈团仍是九十二军，并非新四军。
（五）以上策略，须使陈锐霆同志及其他主要革命干部真正了解，否则是执行不好的，不是过左，就是过右，对新四军主要干部亦然。首先是张爱萍应告知他，唯有实行这种革命的两重性政策，才有利于争取国民党军队，也有利于团结陈团中间分子。我对陈团的政策和对山西新军的政策是同样的，但和山东对一一一师的政策不同，山东没有采取内部坚决转变的方针，故一一一师又跑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第三份是4月20日辰时（7时至9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发给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的电报。原电如下：
雪枫并告陈、刘：
巧电悉。
一、陈团起义后，不要改八路或新四番号，可称九十二军独立旅，陈任旅长，保持外围军形式，以便更好影响九十二军及汤 集团。
二、该旅归彭雪枫指挥。
三、雪枫派去之干部，须谆嘱采取诚恳、协助态度，不可要求过高。
毛朱王叶
四月号辰
第四份是4月2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指出：如昨电所说陈团起义后扔打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第九十二军的旗帜；“对陈团内部须坚决执行一个路线的转变，使全团掌握在党的领导下，主要军职以党员与可靠分子充之，但须团结一切不反共的中间分子。”“惟有实行这种革命的两重性政策，才有利于争取国民党军军队，也才有利于团结陈团中的中间分子。我对陈团的政策和对山西新军的政策是一样的，但和山东对一一一师的政策不同，山东没有采取内部坚决转变的方针。”
上面所述四份电文，后三份电文，因团部电台自起义之日起，就停止架设，没有开通，彭雪枫师长处未能及时转来，但其主要精神，如番号称第九十二军独立旅，并由我任旅长，以及提高警惕、加强警卫、清除坏人、对坏人礼送出境等问题，张爱萍都向我简要地作了传达。他还特别指出，在新形势下，原来认为可靠的人，有可能变为不可靠，要特别注意考察。
然而，我毕竟是个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军队里的秘密党员，革命热情虽高，却缺乏革命经验。同时，部队基层没有党的组织，对起义后部队官兵的真实思想也不完全摸底。另外，还考虑到部队驻在抗日根据地，附近新四军部队多，因此也产生依赖和麻痹思想。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存在，致使我们的工作做得不细致，仅片面考虑谁属于哪一类人，没有去因人而异地做工作，寄希望于派来的政工干部下去摸清情况后，再加以区分，分别对待。为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我只编制了一个警卫连和一个短枪内卫班，由党员王朝纲任连长。
崔庄村子不大，只住了旅的几个领导干部与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有短枪内卫班的士兵。警卫连住在邻村，其他连队分别住在周围的几个村庄里，相距都不很远。白天走了一天路，晚饭后不久连队都就寝了，只有几名领导还围坐在马灯四周，通报地方社会治安情况，商量第二天的行军路线。
散会时已近半夜。我送走方中铎、王兴纲、屠凤麟、孙兴魁，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刚躺下不久，我就听到院子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急切地朝住处走来，后又听见距离不远的地方传来枪声。我马上意识到出现了意外情况，就赶紧穿衣下床，往外面走去。刚出房门，就有两把刺刀迎面刺来，我本能地用双手拨开。左边又刺来一刀，我又用手拨开。突然，白光一闪，两把刺刀同时从正面刺来，我躲闪不及，被两把刺刀刺中。其中，一刀刺得很重，直抵胃部。我忍痛转身，正欲退回住房时，背部左肺义被深刺一刀。进房以后，我勉强支撑，掩上门。这时，我的腹、背和两手受伤的部位都血流如注，再也站立不稳，倒卧在地上。不过，我的神智还很清楚，心想：对我只用刺刀不开枪，说明杀手有顾忌，这是内部反动分子搞的暗杀活动。刚才听见的那几枪，可能是内卫班打的。住在邻近的警卫连听到枪声，必然会派人来。我还想：搞暗杀，我当然是首选对象，杀手还会回来查验，看我是不是已经刺死。想到这儿，我就用双手沾上腹部的血，涂抹在脸上，然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果然有四五个人进房来，手持电筒到处照，还窃窃私语。听声音，好像是四连连长魏银龙在说：“旅长已经死了，我们赶快走吧！”这几个人转身离开时，其中的一个人又朝我补了一枪。幸好，枪弹擦衣而过，没有伤及我的身体。
暴徒们走后不久，王朝纲就带着警卫连的士兵急步赶到了，张爱萍闻讯派来的旅部侦察科长杨勋也赶到了。他们七手八脚地扶我坐起来，把我脸上的血污擦洗干净，又找来军医对伤口进行了简单包扎。
这时，骑兵连长金子才慌慌张张地跑来，大声嚷嚷：“旅长，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强打起精神说：“金连长，我们反内战起义是正确的，你别听信谣言。你在骑八师本来就受排挤，过来后积极靠拢共产党，再回去必定有人报告，这对你是很危险的。你马上回去控制部队，不准外部人员进入你连驻地。以后的行动等我的命令！”
“我听旅长的。”说完，金子才就回去了。关键时刻，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金子才刚走，警卫连排长张化南、警卫员刘宝珍先后跑来报告说，团政治指导员屠凤麟和副团长孙兴魁，都已经被暴徒打死了。后来听方中铎讲，他回到住处，也是刚睡下，持枪的十几个暴徒就拥进院子，先是警卫班室内发出枪声，他和孙兴魁先后出来，在隐蔽处听到孙兴魁大声喝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暴徒没有回答，上去就是一刺刀；孙兴魁没有倒下，厉声说：“我是孙副团长！”暴徒说：“找的就是你孙副团长！”说着，几把刺刀同时刺了过去，孙兴魁倒在地上，当场以身殉职。在一片混乱中，屠凤麟也未能幸免，被刺身亡。
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震惊，十分悲愤，忙问：“部队怎么样？”张化南他们说，暴徒们到处煽动部队叛变，扬言“陈锐霆、屠凤麟、孙兴魁、王国纯都被打死了”，“第一四二师已经来电报，派队伍来接我们回去”，“快走呀，回去的有赏，不回去的格杀勿论”。就这样，起义部队除了少数人以外，大部分向西南方向逃去。
听到这里，我感到自己犯了个大错误，懊悔莫及。已经拉到抗日根据地的队伍，没有能巩固下来，功败垂成，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死难的同志啊！由于失血过多，心情沉重，肉体和精神痛苦同时袭来，我感到眼前一阵发黑，跌倒在地上。王朝纲等人赶紧用绳床做担架，把我送往医院抢救。
我离开崔庄住地不久，叛逃人员就派一个排长带着十来个人赶了回来，刚进村，就被张爱萍派出的部队俘获。据这些人供称，他们回来的任务，是要砍下我的脑袋，带回去领赏。
事后得知，发动这次哗变的头头是四连政工人员袁锡钰。他串通连长魏银龙，联络了少数几个思想反动的家伙（其中有些是进过“三青团”干部训练班的党团骨干分子），先打死二营长王国纯，从床底下拖出吓昏了的副营长边长发，并拥戴边为头目煽动部队反水。这些暴徒来到崔庄，骗过门卫，进入旅部领导的住所。他们在寻找方中铎、王兴纲时，误将房东打死，方、王两人才幸免于难。
在这次事变中，壮烈牺牲的同志有11人，他们分别是参加起义的：团政治指导员屠凤麟中校，副团长孙兴魁少校，营长王国纯少校，警卫员葛波玉、刘书贵、朱云祥，还有原抗大四分校宣传科副科长刘镇瑜、原抗大四分校指导员刘福庆、原第四师师部电台报务主任李天民、原第四师政治部秘书朱宜君、原第四师特务团俱乐部主任刘志隆。
烈士们的灵柩，葬于崔庄东北的墓地。每年清明，当地群众和学生们都前来祭扫，寄托他们对先烈们的哀思。1981年，我和方中铎还专程前往烈士墓前凭吊祭扫。1983年，烈士们的灵柩移葬于泗洪县南郊的烈士陵园，并立碑记叙其事，供后人永世缅怀。
我负伤后，党组织关怀备至，挑选最好的医生、护士进行治疗和护理，挽救我垂危的生命。当时，抗日根据地医院条件简陋，药品奇缺，连必备的消炎片也没有。组织上派人秘密到徐州、蚌埠等敌占区买药，一次还不能多买，只能几片几片地带往抗日根据地，真是不容易啊！更让我铭刻在心、终生难忘的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王稼祥、叶剑英同志联名从延安给我发来慰问电。全文如下：
正当反共派不顾大敌当前，大举进攻我党我军的时候，你在党的同意下毅然起义，捷讯传来，全军称庆。不幸反共分子递呈毒谋，致许多同志殉难，你身负重伤：这是我党我军的损失，也是全国人民的损失。特电向殉国同志深致哀悼，并致深切的慰问愿你善自珍摄，早复健康，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
这份电报，不仅未对起义部队哗变进行责备，反而对我慰勉有加。我反复读着，内疚与感激之情交织在一起，不禁热泪盈眶。心想，我一定要尽快把伤治好，在今后的工作和战斗中，加倍努力，多做贡献，以报答党的恩情。
我负伤后不久，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代表华中局、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和代军长陈毅亲临慰问，并殷切地嘱咐我好好养伤。伤情趋于稳定后，组织上又把我转到洪泽湖以东的高良涧附近的安全地区，使我得到了及时治疗。几天后，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张云逸来看望我，见这里医疗、生活条件很差，就当即安排我到淮南路东第二师卫生部医院治疗。高良涧到第二师医院很近，第二天我就到了。在此后的近半年时间里，我在二师医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第二师卫生部长宫乃泉兼医院院长，他医术精湛，擅长战伤治疗，认真负责，每天都要两次查房，及时诊治。张副军长多次亲临探视，嘘寒问暖，以自己在新旧军队的经历现身说法，讲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讲人民战争的规律和特点，是我深化对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认识的启蒙老师。张副军长还带我看望了在此养病的徐海东同志，使我备感亲切和温暖。
10月下旬，我伤愈出院，回到新四军第四师。没过几天，陈毅代军长来四师驻地检查工作时，亲切地接见了我。他先问我的伤是不是痊愈了，又问起义人员牺牲的情况。他说：“这些同志都是好同志。为了反内战的正义事业，他们流血牺牲了，是光荣的！”当我谈到发生哗变的主要教训是警惕性不高、让坏人钻了空子时，他频频点头，说：“是啊！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残酷无情的。红军在井冈山时期，王尔琢同志就是被叛徒打死的。他是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跟他多年的老部下二营营长带队叛逃时，他亲自去追，把他们叫了回来。后来，那个营长第二次带队叛逃，王尔琢上前劝阻，被他丧心病狂地打死了。你能保留下来，就很不简单，也是万幸啊！”说到这里，他笑着问我：“你过去学什么，干过什么呀？”
“我是学炮兵出身的，在炮兵部队工作了很长时间，干步兵是近两年的事。”
“大部队正规作战，没有炮兵是不行的。目前，我们主要是打游击战，只有些小炮，大炮暂时还没有，不过，将来会有的。你是炮兵科班出身，又当过炮兵连长、营长，在新四军里是专家了，你的知识和经验将来会大有用武之地。”
第二天，陈毅代军长又对我说：“现在你的伤好了，可以工作了。你对今后的工作有考虑吗？”
我回答说：“我1936年在国民党军队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的教育少，政治理论和思想水平都很低，对革命部队的工作特别是政治思想工作很生疏，能不能让我到华中局党校学习一期，以后再分配工作？”
“你的意见很对，我完全同意。如果彭师长、邓政委他们没有意见，我回军部时咱们就一道走吧！”
我率部起义后，第一四二师长期滞留在淮北阜阳地区，直到1943年夏天才开赴山东敌后，比预定的计划晚了两年。第四二五团举行阵前起义，使第一四二师受到了沉重打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一四二师到山东不到半年，就被碰得头破血流，连吃败仗，丧师大半。新任师长刘春岭也负了伤，最后不得不退回皖北休整。撤退时，有些军官不愿干下去，先后离开，连长王文华从鲁南化装跑到新四军第四师找到我，参加了革命。原炮兵营排长何文旭也从阜阳弃暗投明。据他们谈，傅立平得悉我率部起义后，大惊失色，气急败坏，立即下令在全师清查和我接近的人，并一律扣上共产党嫌疑的帽子。他为了向李仙洲交账和发泄仇恨，竞疯狂杀害无辜，把和我相处多年、接近我党的炮兵营连长张惠来枪毙了，把师通信营营长程景明、师炮兵营营长蔡善明关押起来，在河溜集放走王兴纲的第四二六团营长庞馥廷也被撤职，拘留审查。在一片白色恐怖下，与我有关系的师炮兵营连长顾正光、蔡德裕以及第四二五团三营连长陈润选等，只得弃职远走他乡。全师上下一时间杀气腾腾，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
这次起义，虽然最后由于起义部队内部发生哗变而功败垂成，但对国民党军队反共内战的反动政策的打击是很沉重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烈士们的献身精神将永垂不朽，永载革命史册。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