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41年山东纵队卫生部卫生教导队毕业至1951年在直属所当医生的10年间，一直在白部长的直接、间接领导下工作，他的言传身教使我深受教益。
一、我对白部长最深的印象是他性情温和、平易近人，任何时候都是微笑待人，几年来从未见过部长训斥过任何人。他善于联系群众，在闲暇谈话说笑，偶尔也会“杀杀”象棋。1945年在临沂，领导上发给他一辆摩托车，他练得满头大汗，很快掌握了骑车技术。
二、白部长有丰富的内外科临床经验，仅举一二例说明。1942年4月左右，所里收进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干事曹秉衡住院，他患急性风湿性关节炎，体温39℃至40℃，各个关节都有游走性疼痛、红肿，甚至水肿。我任经治医生，每日用0.5克水杨酸钠，三次口服，无效。增至1克，一日三次也无效，我已束手无策。肖华主任对病员很关心，时时询问病情。白部长亲自来巡视，他了解到治疗过程，是药剂量不够。他指示：“尽管有耳鸣的副作用发生，但还得加大药的剂量，由1.5克增加到2克。”按他的指示服药后，果然奏效，经月余曹即治愈出院。
又如1942年7月间，讨伐五十七军的架子山战役，指定我所在莒南县泉子头村负责收治伤员，所里技术力量薄弱，难以完成任务。这时白部长亲临一线，来所里做手术，我和所长刘玉当助手，日以继夜，一连数日。对手术后的病人，每隔2-3小时他都亲自巡视手术后的情况，约一个星期，圆满完成了给伤员手术的任务，通过这些事例，我深深感到部长为了伤病员，不辞劳苦、尽心尽力、认真负责的高尚品德，对我们是身体力行的生动教育。
三、1944年整风运动，批判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党八股，白部长的助手张量、医务科长李衡被攻击，部长也遭到一些过火的言论，面对这一切，白部长坚持党性，除了作一些适当的自我批评外，对那些发言激烈甚至人身攻击的不妥言辞，仍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立场，泰然处之。没有任何责怪，仍以微笑对待同志。事后我曾请教过李衡科长：“部长是不是有宗派主义？”李衡科长说：“部长从来不搞任何班底，怎么会有宗派主义呢？”事后，白部长对发言过激的同志不仅既往不咎，而且仍然重用他们。
四、1938年至1951年，白部长对山东纵队乃至整个山东的卫生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8年至1941年，部队迅速扩大，医务人员奇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创办了卫生教导队，先后共办5期，培训学生数百人。以我所在的第四期为例，课程设置少而精，完全适合战时的需要，邓泰山教内科及物理诊断学，白部长讲外科，李衡科长教病理，药材科长李绍久讲药物学，所有的课程都没有课本，老师口述，学生记笔记，学制为9 -10个月。毕业后分配为军医或助理军医，约在1940年底基本上完成了各级卫生机构的组建，即团有卫生队，营有军医，连有卫生员。
记得1945年为加快补充药剂、化验人员的迫切需要，根据白备伍部长的指示，卫生部于二三月间组织了近30人的司药学习班及10人的化验班，由军区直属卫生所王振国带领去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卫生部培训。并带去黄金条采购药品。学员经半年的培训于8月间结业随军部一起回到临沂，填补了药剂、化验干部的短缺。药材也得到了补充。
五、抗日战争接近胜利，部长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关心整个山东的卫生工作。早在1942年，即着手组建了莒北医院，1944 -1945年期间先后抽调学生组建了临沂医院、蒙阴医院、莱芜医院、拓旺医院、沂水医院、沂北医院等。解放战争中将上述医院编成联合医院，后又改为华野第十四医院，并接受联合国救济物资，因此药材也较充裕。该院在红花埠村，接收淮海战役伤病员近3000名，以后又调去合肥至无为县城支援渡江战役。又参加了长山岛战役伤员的救治工作，成绩卓著。
六、济南解放后，白备伍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长兼山东省卫生厅厅长、山东医学院院长，为了提高部队医疗卫生工作质量，在他主持下，山东医学院办了60余人的干训班，其课程设置，部长化费了心血，考虑到他们的原有基础要提高到大专水平，经过从实际出发的考虑，安排设置了课程与教学进度，保证其完善的教学条件，通过半年的学习，从理论上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充实了在战争年代卫生教导队所短缺的科目。这些同志毕业后都成了部队卫生工作的骨干或领导，足以说明白部长的远见卓识。
七、解放战争胜利以后，看到培养的学生多有成就，如二期学生耿希晨同志为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有专著（军队医院管理学>等；赵涌为济南军区后勤卫生部长；刘升学为沈阳军区十四医院院长等，真可谓“桃李满天下。”时至今日，山东省、市、县卫生干部大部分是他的学生或是他学生的学生。总之，白部长成绩卓著，他领导下的卫生工作，像山东纵队一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在山东部队和地方的卫生工作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1996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