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阮途在上海鸿新染织厂任纺织机械技师期间，找到一位同校校友，由于工作上的联系，他们接触甚密。这位校友当时是党的地下外围人员，阮途经常跟随他组织参加纺织工人的罢工、游行活动。在接触中，阮途学会了如何在白色恐怖下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如何组织工人群众参加斗争。这位校友还介绍阮途认识了在上海为民主而斗争的邹韬奋，阮表示了自己要求直接参加革命的迫切愿望。邹韬奋真诚地鼓励他继续在斗争实践中锻炼自己，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把自己融入工人群众斗争中。
1935年2月，上海鸿新染织厂院内外被国民党特务团团围住。阮途发现老校友被困在厂区内，情况十分危急，他奋不顾身地穿上老校友的棉袍将特务引走，老校友才得以脱身离开了上海。阮途因此被国民党以“赤色分子”“共产党员”的身份进行追捕。1935年2月，他逃离上海，到无锡市万源染织厂当领班。1936年1月，又在江苏教育林场当间伐员。1937年1月，他到山西岱岳镇畜牧学校参加学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各地青年学生纷纷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同年10月，阮途从山西赶到上海，经邹韬奋指点又赶到南京，找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1937年11月，他又辗转从南京返回西安，找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于11月7日正式参加八路军，被分配到八路军115师干校做学员，干校当时设在山西省洪洞县。从此他便由一个为民主而斗争的自由战士，正式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当时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住在寒冷简陋的窑洞里，吃的是小米、土豆。阮途与大家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努力学习，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使自己掌握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并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阮途正式向党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党组织两次找他谈话，进行党章和党的组织观念的教育，使他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树立起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
1938年3月，经过党组织的考核，由党支部书记蔺常辉、组织委员姜达生介绍，阮途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同年5月，115师干校迁到陕北洛川市，改编为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简称为抗大一分校），阮途在陕北洛川市转为正式党员。见《阮途历史档案》。
1938年7月，阮途毕业后，被分配到该校六大队政治处任民运干事、代理特派员。这个时期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与地方党的组织取得密切联系，深入农村建立健全基层党的组织，协助地方建立民兵武装，为部队扩充兵源。他深入农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克服重重困难，组织群众与一切破坏抗日战争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这个时期虽然很短，但对他提高群众工作能力、掌握思想方法都有很大帮助。
1938年12月，抗日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侵华日军在我华北地区大量集结，准备向我晋东南地区全面进攻。阮途由六大队调到抗大一分校政治部锄奸科任科员。抗大一分校下属组织改编成7个营。1938年12月20日，抗大一分校改编为纵队，由校长何长工统率，代号为“何长工”
部队开始从延水河东渡黄河，向抗日前线进发，于1939年2月初，进驻晋东南太行山区的长治、潞城、屯留之间的故县村一带。1939年7月，侵华日军出动5万余人和一个火炮团，开始对我晋东南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大扫荡”。抗大一分校奉八路军总部命令，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从上党盆地转移到太行山南麓山岳地带，在晋豫边界的平顺、陵川、林县一带坚持反扫荡。
抗大一分校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多次反扫荡、反摩擦斗争。
在残酷的拉锯斗争中，阮途和锄奸科的同志，在我军占领区内开展反奸细、反特务的斗争，为打击敌人的“蚕食”“骚扰”，防止特务、汉奸的入侵，在我边沿地区民兵和主力部队的支持下，组织联防，在漫长的边沿地区，构成一道严密的警戒线。他们同时组织群众，一面参加生产自救，一面监视敌人，发现敌情，即以预定的各种信号通知附近军民做好战斗准备，迎击敌人。阮途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1939年10月由股长晋升为政治部锄奸科副科长、科级特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