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确定7月间回胶东探家时，我仅有一个心愿：要路过济南去看望老哥赛时礼。在广州动身北上之前，一天清晨我打电话向他打招呼，告诉他我大约什么时间可到济南。他听说我要去看他，高声说：“你来吧！非常欢迎啊！”电话里他告诉我近期以来，多次住医院，主要是负伤的伤口经常发炎，加上神经受过损伤，痛起来难以忍受。这更使我急于去看他。
8月底，我告别了年已90高龄的老母亲，从威海乘火车到了济南。几年未到济南，现在已大为改观，现代气息已相当浓厚了。当我见到思念已久的时礼老哥时，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老哥也变了模样了。前些年我见他时，他尽管腿脚十分不便，但还能站起来，拖着负伤致残的右腿挪动着走路。可眼前的老哥，竟然是坐着轮椅迎接我的到来，令我感慨系之。
我们哥弟俩相差10余岁。当我上小学时，他就是文登、荣成、威海一带闻名乡里的“瘸子连长”。他聪明机智，勇敢善战，常常出奇制胜。有一个时期，文登城的日本鬼子一听“赛瘸子”回文登一带来了，鬼子便不敢出城抢粮捉人。他写的电影《三进山城》，可以说就是他的战斗事迹纪录片，看了那部电影，人们便可以想见他当年在胶东一带的战斗生活。他的青壮年时代都是在战场上度过的，他参加过大小战斗200多次，先后6次负伤，一条腿被打断，不能走路，他便骑着毛驴率部作战，故有个“毛驴连长”的雅号。1947年冬天的海阳战役，他身中两颗机枪子弹，成了特等残废。这时他才不得不退出战火纷飞的战场，离开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离开战场放下枪杆的他，谁也没有想到，竞拿起笔杆搞起了文艺创作。从60年代至今，他已出版文艺作品达200余万字，前几年为了满足一些图书馆和读者愿望，他选择了一部分作品出版了一部《赛时礼作品选》。他搞文艺写作，并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是为了把他和他的战友们那一桩桩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记录下来，是为了纪念他那些为人民的解放而英勇牺牲的领导、战友和部下。他在写这些作品时，有时是一边大笑一边写的，有时又是一边哭泣一边写的。他虽已步入晚年，且腿脚愈来愈行走困难，可是他只要有机会，总是要去看一看牺牲战友的坟墓，同九泉下的战友说几句心里话。他还要去看望烈士们的父母和后代。每当此时，他都是热泪盈眶，情感难已，战友们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英勇奋战、前仆后继的身影一齐浮现在他的眼前。正是这些，才促使他用那只伤残的左手，握笔“戳”出了20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我曾多次劝他停笔吧！太累了！可是，直到我这次去看他，他的书桌上还放着一叠正在撰写中的书稿。
我和时礼老哥虽说是同村同族，可是在战争年代，我们却处在不同的作战地区，相互音信皆无。我于“文革”后回北京重新工作时，意外地收到他的一封信，是从蓬莱一个军队干休所寄出的。信上告诉我，说他那里生活挺好，可以逛海、吃海鲜。我看到信十分高兴，当即给他回信，随信还附去我写给他的一首短诗，内容是：“朝看潮涌晚赏云，鱼虾蟹蛤鲜煞人，谁说蓬莱无仙子，且看拐腿赛氏君。”标题是：“戏赠时礼兄”。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是书信来往，电话不断。这次我去看他，他的心情非常好，临别的头一天晚上吃饭时，他于谈笑间还一连唱了三段京剧给我听。第二天中午，我要乘飞机回广州，他执意要送我去机场，再三劝阻都不成，只好随他的心意了。不曾料到，从济南市区到机场要行车40多分钟，天气又很热，我注意到时礼已显得相当疲惫。到达机场大厅后，我说我要是知道路程这么远，无论如何也不让你来送我。他拉住我的手说道：“老弟呀，换别人我可以不来，你走我是必来送的。”这时李白诗句又一次涌入我的脑海：“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们俩的感情确实不一般，是乡情亲情加上战友情。
原载《文登文艺》1999年创刊号
